千古一帝

乐府钟      秦代     国家一级文物

    1976年，秦始皇帝陵园西侧内外城垣间的飤官遗址出土青铜质，鼻形纽，有错金蟠螭纹、流云纹、错银云纹、阳线云雷纹饰于钟上。紐部刻有“乐府”二字，证明秦代已经设有乐府机构。经测试，此钟声音清脆悦耳，音调准确，钟声属于C调。乐府是皇家庆典和祭司时管理音乐的官署。

铜权     秦代     国家一级文物

规格：通高7.30厘米 肩径3.90厘米 底径5.40（厘米）

出土：秦始皇帝陵园外城垣西侧飤官遗址

    铜权呈十七棱面，空心，权身刻有两诏铭文。陵园西侧内外城之间的食官遗址内共出土3枚铜权，它们均铸于秦二世时代，三权的重量不一，其中1枚因锈蚀严重，土锈没有清除，重为325克，其余两枚分别重254.6克、256克，仅差1.4克，比较接近，此重量约为秦的1斤。权上均有刻文，内容是秦王政二十六年和秦二世元年统一度量衡的两个诏文。秦权是秦统一全国后推行货币、度量、文字等制度的物证。

五角形下水管道    秦代

    大型地下排水材料，整体造型规整，截面近似五边形，平底，厚壁，五个面均饰以粗绳纹，内表素面。质地细密坚硬。顶部作成三角形，符合力学原理，管壁厚，能够承受重压。五角形陶水管在秦代建筑的地面处理中应用非常广泛，是考古学中建筑遗址断代的典型器物之一。秦五角陶水管道是秦陵园建筑的构成部分，为研究秦陵布局和建造提供了重要依据。

夔纹大瓦当      秦代

规格：直径61.00 高48.00 筒瓦残长32.00（厘米）

出土：秦始皇帝陵园内城北部西区建筑遗址

    瓦当又名“遮朽”，是屋檐最前端的一片瓦，背后有半圆形筒瓦覆扣于屋脊的一端遮住檩头，起到很好的防朽保护作用。在秦始皇陵寝殿遗址发现的夔纹瓦当呈大半圆形，直径达61厘米，高48厘米，背面带有残长32厘米的半圆形筒瓦，瓦当正面以夔纹为饰，线条方折刚劲充分传达出秦帝国雄强宏大的审美观。这件夔纹瓦当向人们传达了重要的信息，让人能够想象到秦陵宫室建筑是怎样的高大气派，对认识整个陵园的规模有了更直观的物证。

石胄     秦代

    胄是古代作战时战士所戴的头盔，也称兜鍪。《说文》载：“胄，兜鍪也。从月，由声。”《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说明早在春秋时期，秦国的士卒就有胄的装备。古代有铜、皮、铁等不同质地的胄，到西汉时铁胄逐渐取代皮胄成为主要装备。石胄的出土尚属首次。石胄用青石片制作成真实的胄的形状，没有实际的防护作用，是为陪葬制作的明器。

    试掘出土的石胄，根据组成胄的胄片形态以及胄片的联缀方式，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石胄数量多，约占目前出土量的90％以上，胄片形体较大，并且胄片各有弧度，可能是仿照皮革质地的胄制作而成。该类胄顶片向上微微鼓起，略呈球面，组成侧片的胄片越往上层越是纵长，向外拱起程度越大，形体也越薄。胄片的叠压关系为上排压下排，横向从前部正中一片分别向两侧对称压去，在后部正中一列侧片处接合。石胄编缀时，先将上下胄片固定编缀成一列列的纵行，再将每列胄片按层位对应作横向联缀。

    第二类石胄数量较少，约占出土量的3％。其胄片特征与燕下都M44发现的铁胄片特别接近，因此第二类胄可能是仿照铁质胄的形式制作而成的。此类石胄胄片数量远比第一类胄多，石胄的顶部呈圆形，用一个微微鼓起呈球面形的圆片为顶。下面编缀五层胄片。石胄把整个头和颈部罩在胄内，只露出眼睛和鼻子，开合口设在正前方颌部之下的最末两层胄片上。这种胄的胄片纵向和横向均为固定编缀。其横向编缀与第一类胄有明显区别，第二类胄片两侧的孔纵向2个为一组，铜丝为纵向穿连，而第一类胄片侧边的两孔虽为纵向排列，但不是一组，而是各自与另一相邻胄片的侧边对应的一孔相互桥连，其铜丝为横向穿连。第二类胄的胄片两侧的每根铜丝要穿连4个孔(即叠压片两孔、被叠压片两孔)，而第一类胄的胄片两侧的铜丝只穿2个孔，即相邻两胄片各被穿一个孔。

    这种胄由众多胄片联缀而成，便于头、颈的活动，与铜胄和皮胄相比，性能更优越。胄的这种形制表明胄的发展已经达到成熟的阶段，并且为汉代所继承。

    这是首次发现秦甲胄的实物，填补了秦代甲胄实物资料的空白，并且用铜丝和石片编缀制成的石质甲胄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石质铠甲      秦代

    石质铠甲的规格、形制和编缀方法与实用铠甲一样，它比秦俑身上模拟的铠甲更为形象，使人们对秦甲的形制和编缀方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把它与秦俑身上的铠甲雕塑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出秦代已经有一套较为完备的系列铠甲形制。

    根据甲片特征和铠甲外观特征的差异，可以把铠甲分为三大类：札甲(用较大长条形甲片制作的铠甲)、鱼鳞甲(用小片甲片制作的铠甲)和石马甲。札甲和鱼鳞甲都是人使用的铠甲，而石马甲是马的披甲。

百戏俑      秦代

    K9901陪葬坑位于秦始皇帝陵封土东南部内外城垣之间，总面积约700平方米，试掘出土一件青铜鼎和11件陶俑。这些陶俑上体裸露，下着彩色短裙，与真人一般大小，姿态各异，是秦陵出土陶俑的新类型。根据这些陶俑的姿态，此坑暂定名为〖百戏俑坑〗。

    1999年3月，在秦始皇帝陵封土东南部内外城垣之间发现一座陪葬坑，该坑平面呈“凸”字形，东、西两端各有一斜坡门道。该坑东西长40米，西端宽16米，东端宽12．3米，内有两条东西向的夯上隔梁，三个东西向的过洞。两端门道长20。8米，宽7。6—11．4米。坑距现地表深约5米，面积约700平方米，为地下坑道式上木结构建筑，经火焚坍塌。

    该坑试掘方中出土一件青铜鼎和11件陶俑。坑中出土的11件陶俑上体裸露，下着彩色短裙，与真人一般大小，姿态各异，是秦陵考古发现中首次见到的造型。

    结合《国语．晋语四》、《汉书·广川惠王传》、《淮南子．修务训》、《西京赋》、《抱朴子．辩问篇》等文献对各种“百戏”的记述，以及这些陶俑的姿态，推测这些陶俑可能是为宫廷提供百戏表演的百戏俑。因而，该陪葬坑暂定名为“百戏俑坑”。

    “百戏”是古代散乐杂技的总称，表演内容极为丰富，包含扛鼎、寻校橦、角力、俳优等项目。从试掘方出土的陶俑姿态来看，这些陶俑表演的有扛鼎、寻橦、旋盘等技艺项目。随着今后发掘工作的推进，相信还会出土不同造型的陶俑。

青铜水禽       秦代

    以往发现的陪葬坑都是以真正的鸟兽陪葬，出土时就只剩动物的骨骼。青铜水禽在秦代考古中属首次发现，这对丰富和评价秦始皇帝陵的文化内涵具有重大学术价值。青铜水禽共出土46件，主要出土于陪葬坑I区和Ⅲ区，包括青铜天鹅、青铜鹤及青铜凫雁三个种类。其中青铜天鹅20件、青铜鹤6件、青铜凫雁20件。由于盗扰及坑体焚毁坍塌，这些水禽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损毁严重的已经无法修复。同时，由于长时间潮湿环境的侵蚀，水禽都有一定的锈蚀。出土时青铜水禽都不同程度地保存有白色彩绘，可见，当时青铜水禽制作完成时，表面也施有彩绘。

    出土的青铜水禽分为站姿和立姿两种，站姿水禽脚下都有踏板，爪指与踏板塑成一体。这些水禽按区域大小分组摆放，排列整齐，水禽体态由大变小，体形最大的天鹅排列在最西端，其次为青铜鹤，之后是体形较小的青铜凫雁，所有水禽头部均朝向象征性的河道中央。所出土的水禽既不作嗷嗷待哺状，也不作引吭高歌状，虽然展示的都是动态过程中的瞬间姿态，然而姿态闲散，动作不一，在木台上或立或卧，有的水中觅食，有的伏卧小憩，有的曲颈汲水，栩栩如生。水禽的生动形象说明它们是被被集中管理的，此时还没有被主人召集起来从事某类活动。

青铜大鼎      秦代      国家一级文物

    青铜鼎出自百戏俑坑的棚木之上，因其体量巨大而被誉为“秦陵第一鼎”。

    扛鼎，是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的一项重要的角力竞技，一般都是大力士参加借以比试力气、娱乐观众的项目，这一项目在当时流行甚广且深受人们喜爱。(《史记·秦本纪》载：“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族孟说。”此事发生于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一国之君竟然因为扛鼎之戏丢掉性命，可见当时扛鼎在秦国的流行程度。战国时期，扛鼎还曾作为选拔武士的一个标准，力能扛鼎的被认为是勇武超人的勇士。后来，扛鼎逐渐发展为一种竞技的专项角力节目，经过选拔的力士在宫廷的重要场合从事表演。

    青铜大鼎虽出土于俑坑过洞内，但其上下部和四周均为坑顶倒塌下来的五花土，说明鼎原来的位置在棚木上方的填土层中，后因俑坑被焚塌陷而落人坑内。有学者推测，铜鼎属于大型礼器，原应置于陵园的寝殿内，由于秦末农民大起义，守陵人员慌乱中把鼎从寝殿中移出并掩埋于此。对此，袁仲一先生认为，上述推测如果属实，那么移出的铜鼎应不止一件，而且还应有其他铜礼器，但是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的铜礼器，因此，此种推测理由不太充分。而棚木下方正好有高举右臂的扛鼎俑，由此推测此鼎可能是百戏表演中“扛鼎”一项的道具，因陶俑无法承受铜鼎两百余公斤的压力，故放置在棚木之上，以为象征。同时，袁仲一先生也指出，这也是一种推测，是否如此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和探讨。

    青铜大鼎腹部饰有蟠螭(龙属蛇状神怪之物，是一种没有角的早期龙。另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黄色的无角龙，另一种是指雌性的龙)纹组成的两条宽带纹。蟠螭身体屈曲，相互扭结，左右相邻的蟠螭之间饰有兽面纹。鼎腹部上下两组花纹之间有一周凸弦纹，弦纹上饰有三角形勾连云纹。鼎耳饰有蟠螭纹，鼎足则饰以兽面纹。

    此鼎是目前所见的体量最大的秦鼎，关于它的铸造时代和国别，学术界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它的铸造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也有学者认为它是战国中晚期的作品。对此，还有学者专门就鼎的造型和纹样做了综合考察：首先，鼎的形状加盖后近似球形，蹄足矮，子口内敛较甚，鼎腹较深，这些均是战国晚期秦鼎的特征。其次，在鼎的纹样中蟠螭身躯上填刻的类似卷云式的勾连雷纹、兽面部分填刻的S形阴线云纹，以及两个条带纹之间凸弦纹上的三角形的勾连云纹等，亦是战国晚期秦器物上常见的纹样。此外，鼎的造型深受三晋文化影响，但细部却与晋鼎有别，如鼎腹和足部的兽面纹已完全图案化，条带纹上填绘的纹样也是秦器中常见的纹样，因此有学者认为该鼎应为战国晚期的秦鼎。

彩绘跪射俑     秦代     国家一级文物

    跪射武士俑出土于秦兵马俑二号坑东端的弩兵阵中心，它们身穿战袍，外披铠甲，头顶右侧绾一发髻，左腿曲蹲，右膝着地，双手置于身体右侧作握弓弩待发状。跪射武士俑的塑造比起一般的陶俑要更加精细，对表情神态和发髻、甲片、履底等的刻画生动传神，并且文物原本的彩绘保存状况极好，真实表现了秦军作战的情景。

 

铜车马     秦代     国家一级文物

    1980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帝陵封土西侧20米、距现地表7．8米深的地下发掘出了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两乘铜车马一前一后放置在一个木椁内，因木椁腐朽，上部的填土塌陷，铜车马出土时均已被压碎，但由于未被盗扰，原位没有大的变动，车马的构件基本齐全。这是我国考古史上发现最早、体形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青铜车马，对研究我国秦代冶炼与青铜制造技术、车辆结构等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铜车马是秦始皇的陪葬品之一，象征着秦始皇銮驾的一部分。铜车马的形制是模仿实实在在真车的形状。以前考古发现的车都是木质的，出土时已腐朽，铜车马的出土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古代御用车驾的真实面貌。铜车马是按秦始皇御用车队中属车二分之一的比例缩小制成的，车盖以及车舆内外彩绘着精美的纹样；两乘铜车马上的金银饰品重达14公斤，显示了铜车马高贵的等级。

    这组铜车马按出土时的前后顺序编为一号车和二号车。这两乘车均为单辕、双轮、四马系驾。中间两匹马称为服马，主要用来驾辕；旁边两匹马协助服马拉车，称为骖马。为了使四匹马各处其位，齐力拉车，铜车马上还装有防止骖马内靠及外逸的专用部件——胁驱和缰绳，胁驱的作用就是防止骖马内靠；为了防止骖马外逸，在骖马的颈上还套有一根缰绳，缰绳的另一端系在衡、轭的交接处，防止骖马过分远离。通过这些装置，骖马与服马始终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既不会太远，也不会太近，可以始终并驾齐驱。

    一号车车前驾四匹铜马，车舆平面呈横长方形，前边两角呈弧形，舆宽74厘米，进深48．5厘米。车輢(车箱两旁人可以倚靠的木板)较低，四面敞露，车舆内竖立着一个高杠铜伞，伞下有一立姿御官俑，车上配有铜弩、铜盾、铜箭镞等兵器。《后汉书·舆服志》刘昭注引徐广日：“立乘日高车，坐乘日安车。”可见一号车应该是秦始皇乘舆中的立车，又名高车。一号车虽然有伞但四周敞露，又配有兵器，实质上应该是兵车。蔡邕在《独断》中记述秦始皇法驾卤簿的车马仪仗时曾说：“又有戎立车以征伐”，说明了立车在皇帝车队中用以开道、警卫和征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