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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ONHISTORY  身着数码迷彩的美军士兵 文｜邢天宁 无论是对于职业军人还是门外汉，伪装都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事物。
前一场战争人们都身穿卡其布制服，但下次就换上了炫目的迷彩。军舰曾被漆成黑白两色，可仅过了10年它们就统统换上了灰色的新装。面对变化，很多军队都显得无所适从。
在此之前，为了使士兵和装备难以被发现，人们尝试过每一种图案和颜色的组合。德国空军曾将喷枪发给地勤，让他们自行发挥创造力。一时间，上漆成了一种娱乐活动。
这种军事传统影响悠久，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期间，美军直升机的棕褐色伪装就很随意，它们虽然隐藏了飞机的轮廓，但也使机身上的性感美女显得一目了然。由此观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想伪装”或许是不存在的。 特洛伊时代的启发 如果把诱饵也算在内，那么特洛伊木马便是最早的伪装案例，无独有偶，它与一战期间诞生的“观察树”有异曲同工之处。后者是一种有趣的堑壕战装备，外面覆有树皮，内部是一层装甲。  美军制造的“观察树”，树皮、树枝和树根被巧妙地粘合在一起。 白天，士兵会在阵地前选好相似的树桩，然后在晚上偷偷刨掉它，用“观察树”取而代之，而“树”下方则是通向主阵地的堑壕，观测员平时即隐藏在当中，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可以召唤炮火。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是远程火器的普及促进了军事伪装的兴起。在拿破仑时期，滑膛火枪的有效射程只有约200码。然而，到南北战争的时候，子弹从1000码外便可以射杀生命，此时，身着鲜艳的军服便无异于自杀。
不过必须指出，现代伪装的原始形式出现得更早，而先驱者们又对此毫无察觉。“七年战争”中，为法军效力的印第安人知道如何利用环境悄然发起袭击，就像精明的猎手。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的大陆军击败了装备精良的英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后者的红色制服过于醒目。当然，这并不代表英军指挥官都是无能之辈，而是因为红色源自悠久的传统，至于精锐部队则配发深绿色制服。
这种做法并非没有先例，奥地利军队在18世纪中叶便开发出一种带伪装作用的服饰，以便让精锐的猎兵部队在丛林和山地中潜行。美国内战期间，身着灰色制服的南军也给林肯的部队制造了重大伤亡。 单兵伪装的兴起 和很多事物一样，军事伪装从即兴创作转向科学研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917年，一个叫“纽约迷彩学会”的组织在曼哈顿成立，成员包括画家、雕塑家、室内设计师、园艺家和舞台布景师等。他们提出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方案，有些甚至令人忍俊不禁。
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一直持续到二战，比如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迷彩服就是由《美好花园》杂志的编辑们设计的，其效果固然差强人意，但官兵们对它的印象并不好，平民百姓则戏称其为“猎鸭人”或“青蛙皮”——读者或许已经猜到，他们的灵感的确是来自“美好花园”中的野鸭和蟾蜍。  福克（Fokker）D.VII型战斗机的复制品，机身绘有典型的“五色菱形迷彩”。 艺术家也在献计献策，美术大师帕博罗·毕加索曾建议迷彩最好采用绚丽的菱形图案。此前，他已经发现了一种现象：面对多种颜色和几何形状的混乱组合，观察者将无法获得稳定的聚焦点，并最终产生视觉错乱。
现代生理学研究表明，人在观察和捕捉目标时，大脑会不由自主地寻找一个轮廓清晰的目标，并把视野中的影像与记忆中的影像对照，只要期待的物体在环境中出现，大脑就会立刻识别出来。
如果出现的物体与预期影像有一定差别，大脑的识别能力就会有所下降；如果差别很大，那么肉眼在大脑的指挥下就会忽略该目标，出现视而不见的情况。
但毕加索可能没有意识到，他提出的样式早在一战期间便被德国飞行员采用。不过后者的目标并不是伪装，而是展示个性，至于真正的大王牌从不依靠伪装，里希特霍芬的座机永远是红色，恩斯特·乌德特则长期使用深黑色涂装，并在机身上用白漆涂着妻子的昵称“Lo”。
创立之初，迷彩只用于舰船、飞机、建筑和车辆之上，极少有人想到单兵作战。到19世纪中叶，英军的制服都是以红色为主，1869年后才陆续更换为卡其色。一战期间德军制服的主色调是原野灰，而法军甚至在参战伊始还保留着鲜红的长裤，后来改为浅蓝色。
1917年，德国士兵的钢盔上出现了色彩鲜明的伪装图案，同时法军也开展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但统一的单兵迷彩并没有诞生，因为将军们更关心坦克、飞机等“有价值”目标的安全，而不是活生生的人。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迷彩的研究陷入低谷。由于预算骤减，各国军队只能惨淡经营；保守思想也死灰复燃，很多将军甚至公然宣称，使用迷彩“违背了骑士精神”。直到30年代末，研究工作才重新步入正轨，而抢到接力棒的则是德国人。
1937年，一名叫威廉·勃兰特的军官加入党卫队特别任务部队（党卫军的前身），他依据自己在委内瑞拉担任军事顾问期间的经验，开发了一套别具特色的制服体系，并在第三帝国专利局获得了专利。
到二战爆发前，党卫队特别任务部队几乎普及了迷彩服，但德国陆军的领导层却没有意识到整个事件的重大意义。他们的态度非常不屑，认为“原野灰制服让士兵像个男人，而迷彩服只会使他们成为懦夫”。
结果直到1943年，陆军的迷彩外套才正式列装，同时，空军也为伞兵和地面部队研发了类似的制服系统。
美军对迷彩同样兴致盎然。战争期间，他们共开发出四种不同的样式，而士兵们对其褒贬不一：参与过菲律宾丛林战的老兵认为它可以救命，投入欧洲战场的部队却表示迷彩服经常让士兵遭遇误伤，因为它们“太像党卫军制服了”。
同样，苏联、意大利和匈牙利陆军也有自己的迷彩装束，但配发量有限，英军和日军则从未使用过迷彩。许多二战大兵根本不喜欢伪装，而且怀疑此举会显得更为醒目，特别是在移动的时候。
从1943年起，迷彩渐渐失宠。根据不完全统计，越战期间美军使用的迷彩服超过20种，但没有一种百分之百令士兵满意，因为假如士兵开始移动，其所处的背景就会改变，而又没有一种现成的伪装能够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于是，一些国家开始研发所谓的“干扰迷彩”，它通过深浅两种色块的密集搭配，使对手误判目标的形状和轮廓，由此实现伪装作用。 徒劳的尝试 正如线膛枪的普及使军队扔掉了五颜六色的制服一样，飞行器的发明也催生了伪装的进步。在对重型武器的伪装领域，其作用尤为明显。
一战期间，军用飞机的主要作用不是战斗，而是侦察敌军的方位和动向，地面上只要有风吹草动，便注定逃不过高精度的摄像镜头。
为隐藏关键的炮兵阵地，法国工程师开发了伪装网和迷彩帆布，其间精心点缀着真假植物，迷彩样式也随季节变化而更换。
而德国人更是无所不用其极，表现主义画家弗朗茨·马尔克1914年被征召进入炮兵部队，服役期间开发出九种独特的伪装帆布，每种都借鉴了著名画家的风格，比如爱德华·马奈和瓦里西·康定斯基。
1916年3月，晋升为中尉的马尔克在一次炮击中殒命，死时仍对他的“杰作”满怀自信。但后来证明，法军正是通过空中侦察发现了他的阵地。因为大炮在开火后，炮口冲击波会吹散前方的沙土，在地面上形成一个独特的扇形，从高空很容易辨认——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尔克与其说是死于敌手，倒不如说是死于偏执的自信。  油画《利物浦船坞的炫目迷彩船》，爱德华·华兹华斯作于1919年。 一战期间，许多军舰都采用了黑白相间的“炫目迷彩”，它很快成为朴茨茅斯港小酒馆中的谈资。一些水手将涂着这种迷彩的船只比作“在海洋上奔跑的斑马”，另一些则表示他们看到色块就一阵眩晕。
这种伪装实际是“干扰迷彩”的一个早期范本，意图在于迷惑潜艇。“炫目迷彩”的实战价值远没有吹嘘的那样出神入化，有时它给海员的仅是心理安慰而已。
另外，一战期间潜艇的攻击手段也非常原始。它们经常大摇大摆地浮出水面，用甲板炮解决目标，只有对付大型船只或军舰时才使用鱼雷。
一战头号潜艇王牌阿诺德·德·拉·皮埃尔据说只发射过四条鱼雷，“用甲板炮例行公事”几乎让他作呕。为确保百发百中，潜艇经常逼近到200米的距离。此时，伪装是毫无意义的。
不过也有艇长坦承，他们的确会“把船首误认为船尾”，或是“将一艘大型船只误判为两个较小的目标”，不过只有“在距离极远，且观测员喝醉”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二战期间，“炫目迷彩”的衍生品仍在沿用，效果只是聊胜于无。为弥补不足，战争末期，日本海军甚至在航空母舰上种植灌木，但这并没有阻止它们接二连三地沉没。
舰船伪装的失败并不在于手段本身，随着舰载机和雷达投入战场，海战依靠目视的模式已经彻底改变。但对老兵们而言，迷彩仍是他们记忆深处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二战纪念舰“贝尔法斯特”号还保留着蓝灰相间的涂装，以提醒游客铭记那场决定人类命运的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无论是舰艇迷彩还是航空迷彩都走向了衰落，飞机带着迷彩升空的景象越来越少见，给人们的印象也极不专业。
20世纪70年代，航空画家基斯·菲里斯申请了一个专利，他在战斗机机腹涂上假座舱盖，空战时敌人便无法弄清它到底是要转向还是要脱离战斗。今天，这一发明还在造福美国空军的训练部队，加拿大的CF-18“大黄蜂”战斗机也是它的忠实使用者。
到目前为止，唯一真正有效的伪装形式或许在于隐形技术。和传统伪装不同的是，隐形技术的有效性是可以量化衡量的。但是，即使是隐形武器也需要借助黑暗或距离的保护。
200年来，伪装网、迷彩服、生物学理论、数码迷彩、光学伪装……科学和艺术的所有成果都已运用于军事。然而在变幻莫测的战争舞台上，人们还是没有找出一劳永逸的解决途径。
当然，假如人类真的能够凭借智慧而非蛮力解决一切，或许就永远不会出现战争，而迷彩这个大环境缔造出的诡异发明，也将注定不会有问世的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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