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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就是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这三个人的历史，但至少了解了这三个人的生平，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脉络也便了解了大概。
三个人都是传教士。数百年来有太多人在神往中疑惑：何以这些传教士竟似无所不能？何以远渡重洋而来竟能惊动朝堂？
因为，他们都是耶稣会的传教士。
这是个宗教世界中举足轻重的组织。翦伯赞曾如此描述并评价：“其组织异常严密，一切官阶皆按军事部勤，数百年来为世界最阴险、最秘密之一组织。”耶稣会的教士都接受过良好的欧洲人文教育并经受过准军事训练，庞大的势力不仅限于欧洲，并远涉非洲、美洲、亚洲，在世界各地结交权贵，出入宫廷，影响力遍及文化、经济、军事领域。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都是这一组织中出类拔萃的人才，他们身后有足够的支持，供他们以精密的仪器、华美的书籍、先进的技术赢得中国上流社会的青睐。
李贽在《续焚书》中曾言利玛窦：“是一极标志人也，中极玲珑……但不知到此何为？我已经三度相会，
毕竟不知到此何干也！意其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则又太愚，恐非是尔！”这其实道破了中国人与利玛窦等传教士的矛盾关系：一方面，教士来华之根本目的在于传教，但在中国人看来西洋宗教根本不可能撼动中华传统思想；另一方面，中国人欣赏教士的才华，时至今日亦对其带来的西方科技心存感激，然而传播科技在教士而言只是保证传教顺利进行的有效手段。
利玛窦无疑深谙中国人的心理。他探索出了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的生存之道：入乡随俗以消弭疑忌，宣扬西学以引人兴趣。
前几天我到首都博物馆观看了《利玛窦——明末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融的使者》这一展览，目睹到许多代表着利玛窦所处的16世纪欧洲天文、地理、测绘、机械等诸多领域科技水平的星盘、圆规、经纬仪、约分仪、水力锯、挖泥船等令人惊叹的精密仪器。
作为“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利玛窦精研中国典籍，甚至巧妙的借用了中国古代“上帝”这个词，使中国人产生对天主的认同感。他赠送的自鸣钟让深居简出的万历皇帝爱不释手，他教会宫中太监演奏西洋乐器，他用地图将世界的真实面貌展现在中国人面前。
同时展出的还有同时代的一些西方名画，如拉斐尔的《永恒与天使》，费德里科·巴洛奇的《圣母、圣子和圣约翰》，从中可感受到利玛窦等人所置身的宗教氛围。端详着画中天使的翅膀，不禁想起康熙曾对传教士道：“尔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与中国敬天之语虽异，但其意相同。……即如此地人绘神时画云，西洋人画神添翼一样。今岂可言天神照尔等所绘真展翅飞翔耶？此特仿效神奇绘制也。”
清室对天主教的思想并不纯视为异端邪说，或也是由于那“圣母、生子”的理论在满族人而言并不似汉族人那般对之难以接受。毕竟，满族的始祖布库里雍顺亦是天女吞朱果而孕，与耶稣诞生的传说异曲同工。我一直很怀疑那臭名昭著的杨光先的智商，他尽可仇视天主教，用历法之争将汤若望等人整得死去活来，但实不该洋洋洒洒地写出部《不得已》，用下流话侮辱玛利亚，说什么“世间唯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想彼教尽不知父乎？不然，何奉无父之鬼，如此其尊也。……而孕胎何事，岂童女怡然之所允之。且童身不童身，谁实验之？”此读来令人作呕的龌龊无耻之语，不仅骂了洋人，把自己主子的老祖宗也连累成了禽兽。
汤若望是与利玛窦齐名的传教士，人称此二者“利汤”。
汤若望的一生充满了与明清皇室的纠缠。他曾奉崇祯之命督造出大小520门火炮助明抵御满清，轻炮仅100斤，重炮达1200斤。他口述的一部《火攻擎要》，共分三卷，上卷是铸造各种火器的比例图解，中卷述说各种火药性能配方，下卷则介绍攻城、水战时利用火攻的方法。
明清交战之初，明室依仗自荷兰人、葡萄牙人处购置及自造的火炮，在火力上占了优势。奈何松锦之战后，关外火炮大多落入清军之手，火力此消彼长，汤若望对当时局势看的明白：“彼之人壮马泼，箭利弓强，既已胜我多矣，且近来火器又足与我相当……孰意我之奇技，悉为彼有。”
明亡后清军入关，聪明的汤若望便选择了以武器之外，自己的另一个长项“历法”接近清廷，获得了摄政王多尔衮的赏识。甚至说服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多尔衮接受西法修订的《崇祯历书》，将其删节为《时宪历》，颁行天下。
多尔衮去世后，亲政的顺治皇帝虽恨这摄政王入骨，连其为自己选的老婆都不废不快，所幸并没有疯狂到“凡是多尔衮作出的决策都坚决推翻，凡是多尔衮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反对”。汤若望不仅未受多尔衮牵连，反而荣宠更甚，与顺治建立了近乎亲情的良好关系，甚至被顺治称为“玛法”，传说中康熙帝的继位亦由他的建议促成。
汤若望对康熙另有两桩极大的影响：一是与杨光先的历法之争触动康熙，使之产生了学习并应用西方科学的热情；二是选择精通历法算学的南怀仁作为自己钦天监工作的助手，此人因此得入朝廷，对康熙皇帝接触西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时至今日，北京古观象台上依旧屹立着南怀仁所制的六样仪器：测定天体赤道坐标的赤道经纬仪，测定天体黄道坐标的黄道经纬仪，测定天体地平坐标的地平经仪和地平纬仪，测定两个天体间角距离的纪限仪，表演天象的天体仪。他还编写《灵台仪象志》记述这六件仪器的制作方法，以及单摆、自由落体运动、光的折射和色散等科技知识。如把此书与康熙所著《康熙几暇格物编》对比品读，必有无穷乐趣。
南怀仁在火器上的成就不亚于汤若望，他曾为清廷制造轻巧木炮及红衣铜炮共132门，神威将军炮240门，红衣大炮53门，武成永固大将军炮61门，神功将军炮80门，并以《神威图说》一书阐述炮术理论。便如玄奘之排挤福生而成毕生污点，南怀仁亦曾迫害“二十八发连珠火铳”的发明者戴梓。尽管瑕不掩瑜，不能以此否认南怀仁对中国火器发展的贡献，毕竟推动清廷开残害国内火器制造者之先河，中华百余年后之辱于西洋利器岂无兆耶？
南怀仁的博才令人瞠目，一部《欧洲天文学》，几乎囊括了当时在中国介绍的西方所有科技知识。其中至今令人津津乐道的当属对他所发明的“世上第一辆汽车”的记述了：“当蒸汽在较高压力之下，由汽锅一小管急剧喷射时，冲击于轴叶之上，使轮及轴迅速旋转，车遂前进。此机之试验，表明一种动力的原理，使余得随意应用于任何形式之转动机械。” 可惜，小巧如玩具的蒸汽车因未能彰显出实用价值而被埋没。对于信奉实用主义的中国人来说，任何看似与实际生活无关的东西都是乏人问津的，便如宋元时曾高度发展的代数学，如“开元数”“增乘开方法”等，至明代已近失传。幸亏西学东渐激发了国人追古溯源并集中西之长的兴趣，乃有梅文鼎、陈世仁等人之数学巨著问世。
在传播西学的同时，促使中国人“重新回顾、整理了自己先辈几尽淹没、失传的科学发现，清以前的科学技术典籍得到了整理和阐发，一些极有价值的思想和成就重见天日，与西洋科学技术交相辉映，使西洋人有机会真正了解中国古代科技之辉煌和伟大”（见《明末清初中外科技交流研究》），确是传教士们对中国的积极影响。以至多年后李约瑟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不亦是与此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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