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端智库论坛暨第五届中国工业发展论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际产能合作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国宾酒店成功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共同承办，经济管理出版社协办。国内外政产学研及媒体界多名嘉宾参加了论坛。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学部委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蔡昉研究员出席此次会议并致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在开幕式上先后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原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史丹，副所长崔民选，副所长李海舰担任会议主持人。
论坛共分为三个单元，各界人士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国际产能合作问题展开了深度探讨。
高培勇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在论坛上发表了演讲：
正好金碚讲到了降成本和税收之间的关系，我就接着这个话题讲10分钟。降成本，现在大家几乎都把眼光盯在了税费成本上，就是金碚刚才讲的交易成本之一。而讲到税费成本的时候，自然就会想到当前围绕着企业的税费负担所引起了争论。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在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会成为一个焦点，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争论的问题。
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总会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中国的宏观税负或者是总体税负，和国际上相比处于怎么样一种水平。我记得2010年政治局集体学习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给的答案是这样的：把中国的税费成本做一个总的加法，一般的公共预算加上政府基金预算，加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加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这四本预算，可以分收入和支出两个口径来计算，占GDP的比重究竟是多少。比如像今年，一般公共预算的总支出大概18万亿，政府性基金预算是4万多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也是4万多一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2000多亿，那个数字可以忽略不计。你把这几个数字相加之后，大体上是在25万亿多一点。25万亿和当前中国的GDP70万亿，按今年算70万亿相比，大概是35%左右，这是按支出口径计算。按收入，把21800亿的财政赤字给扣掉，那就不是25万亿了，你可以再减掉（注：赤字数），23万亿，再除一除GDP，就是这样一个比重。这样算下来，我的说法是在33%-35%之间，中国的宏观税负是这样一个水平。国际上的宏观税负水平有几种算法，一种算法是把北欧国家的宏观税负算法拿过来直接算，这样就比较高了。另外一种算法，把整个工业化国家的税负水平做一个加权平均，大概在39%-40%之间，你可以用39%作为个尺度，如果工业化国家是39%的话，我们不能说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是高的，你不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单讲宏观税负水平，是比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要低，这是一个判断。
第二个问题接着就来了，中国企业的税负水平确实是高，那么为什么高呢？这和中国的税制结构有直接关系。我总喜欢用两个数字，一个数字，如果以中国的税收收入作为百分之百的话，其中有70%的税是流转型的税收，从流转型税收这个角度大家立刻能想到什么呢？这些税肯定是向企业收的，流转型的税收，我们在哪征收呢？或者在产出环节征收，或者在零售环节征收，也就是不能直接对个人收，一定是在商品或者服务的流通环节中收的税，想象一下，把流通环节作为一个大染缸，不管收什么税都要通过那个缸过滤，最后可能会转到买一件西装、买一件大衣、吃一顿饭交多少税，总要经过这个过滤过程。收一百块钱，七十块钱进到企业里面去了。
第二条，90%以上的税都是企业交的，70%是流转税向企业收的，还有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占现在全国税收的比重是27%，把这个加上去的话就是90%以上了，90%以上的税都是企业交的，这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绝无仅有的一个特例。那概念就来了，我是这样说的，中国的宏观税负是约等于企业税负。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千斤重担，如果两个人分担，每个人就是五百斤，两个人抬水，你把水桶往中间搁，这一千斤的水也就相对轻一些，但是如果把那个水桶就往前面那一个人或者是往后面那一个人搁，肯定就会出现极重极轻的一种状况。我们征一百块钱，九十块钱落在企业身上，个人负担的其实也就是五六块钱，有一块钱是个体工商户，我们不讨论。90%以上是在企业身上的，就意味着几乎所有的税费负担都是先落在企业身上的，要算企业税负的时候，就和一个国家的税负水平没有太大差距了，这一点和国际上是不一样的。比方说你到欧洲国家，发现他的税是有间接税和直接税之分的，我们说间接税和直接税的最大差异，直接税是对自然人收的，一般来讲是不在流通领域转嫁，是在其他领域去收，间接税就是对企业收的。欧洲的比重，直接税大概是55%，间接税是45%，大体是一个均衡的比重。大家试想如果中国也是这样一个结构，我们收一百块钱，五十五块钱落在个人身上，四十五块钱落在企业身上，企业税负不就降下来了吗？或者倒过来都可以，55%落在企业身上，45%落在个人身上，企业税负也降下来，这个讲的是欧洲。美国情况更相反，70%是直接税，30%是间接税，如果是这样一种结构，不也就降下来了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大家就会问，为什么中国是这个样子的？这不是个人的主观选择，这是有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演进过程的。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改革开放之前，我是从1978年本科开始学财政学，那时候课本上是这样讲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财政制度的一大优越性就是不向老百姓个人收税。
所以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首先讨论的是要不要坚持非税论，像金碚、史丹都学过这个问题，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中国要消除非税论的问题，中国是一个非税类国家，刚才金碚讲了，非税类国家并不意味着你的税负是轻的，那时候政府靠的是国有企业利润来维持，基本上都是靠国有企业利润，国有企业利润能够支撑起中国政府这种庞大的运行成本吗？当时是可以的，当时有一系列基本经济制度作为依托，第一个基本经济制度是农副产品统筹统销制度，在农村，本来农民打下的粮食，收回的农副产品是可以卖高价，但是我们实行计划价格制度，人为的压低了，因此本应在农村实现剩余的价值就通过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转到了国家手里，国家掌握了这一部分剩余利润，国家把这一部分剩余利润放到国有企业，表现为国有企业的原材料的成本。在国有企业又实行另外一套制度，在城市地区，八级工资制，把本来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上升的城市职工的工资水平，又通过八级工资制砍了一刀，所以我们只能享受低工资制，这一块的利润也留在国有企业了。紧接着第三步，当时的国有企业和财政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叫国有企业利润全额上交。即便后来实行利润留成，也是在全额上缴的基础上的一种让步，这部分国有企业利润就汇到财政部门来了，那个时候的财政收入基本上的主体是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收入，少量的是税收，是这样一种财政收入的体制。这种体制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之深，我记得1995年，那时候我在人民大学工作，朝鲜派来一个代表团跟我讨论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说朝鲜也仿照中国搞经济特区，也引进外资，但是引进外资搞了经济特区之后，发现是赔本生意，不能再继续经营下去了，钱都让外国人挣走了，我们什么都没有。我就提了一个问题，我说政府不是可以收税吗，有税的收益吗？他们说朝鲜是无税的国家，就意味着外国人到朝鲜投资办厂，除了给工人发工资之外，剩下的都是他的利润，他一分钱税都没有，因为外资企业不向财政上缴利润，这就能立刻想到中国在计划经济年代的财政收入的机制是怎么样的。
改革开放之后需要征税，需要征税就需要有一个税收理念的转换过程，可是我们转换不了，大家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老百姓是不缴税的。所以税从哪来呢？从国有企业的利改税开始，首先做的一件事情是把利润改成税收，不管怎么改都是财政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改吧，怎么改都没关系，原来交的是利润现在改成税收，改吧。后来又有了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各种各样的企业出现了，也没关系，只要是企业，就可以仿照对国有企业的办法对这些企业去收税。对企业收税在中国从来都是一个捷径，为什么？我不知道我的说法对不对，企业在税收问题上只具有统计学的意义，因为它是一个空壳，企业所有的税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要转嫁出去的，只不过是向前转嫁或者向后转嫁的问题。能放在价格当中转嫁就向前转嫁，转嫁给消费者，如果转嫁不出去，无非就是股东负担，所以企业的交税特点从来没有割肉之感，你对崔所长说收一百块钱的税，我们说从他那里找工经所要一千块钱，比一百块钱大了十倍，但你不会有割肉之痛，反正是大家的，企业就是这样的，交了税就想办法先转嫁，转嫁不了就股东承担，我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这样的税收走下去的话，对中国人而言产生两个方面深刻的影响。
第一，老百姓就是想这个税跟他没有关系，你那个税制怎么变都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你们之间商量去吧，跟我没关系。第二个影响，对政府官员而言，觉得中国的税收制度真的是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你在任何国家搞税改，那么你不折腾几年，政府内阁不倒台都很难把税法改变，可是在中国搞个税改多容易啊，比如营改增，一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定，五月份照样能执行，为什么？就个人而言，每个人都觉得这个税跟他没关系。官员而言操作起来又非常简单，不就是处理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就是了，即便是民营企业，它也是企业，向他收税就不会有太大问题。大家试想一下，今年实行营改增，改成个人所得税的哪怕一个百分点的调整，一个起征点是一千块钱的调整你试一试，还没动呢，整个网络上就震动起来了。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现状。所以正是因为基于这样的考虑，大家体会一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税改问题上就提了一句话，很重要，创新意义的，跟以前不同的，是叫“逐步提升直接税比重”。潜台词的意思就是要对个人增加一点税收，而对个人增加的税收是从企业的缴纳税收当中转化过来的，因为前面锁了一个天花板叫稳定税负，稳定税负条件下逐渐增加直接税比重，前提是要减少间接税的比重，现在通过营改增给企业减减税，不管是不是真正实现了，意图是这样，然后再转到对个人收的直接税上来。
所以我觉得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税收制度就处在供给侧，在总需求、总供给的平衡式上，处在供给侧。只有税收制度的结构变了，中国的企业税负才会和国际上的企业税负有一个作比较的基础。否则我们是很难做这样的比较的。那也意味着要降企业的税费成本，我们必须进行税收制度的结构性改革。如果不能迈出这一步，那今天我们讨论企业税负重、死亡税率问题，五年、十年之后还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编稿：张佶烨 摄影：王砚峰 审校：王砚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