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走出去的第一个“封疆大吏”

　　 近读《华阳国志》、《大定府志》及民国《贵州通志》等史籍，发现现在的贵州在东汉中叶，才走出去三个人才，一个是毋敛尹珍，一个是平夷傅宝，一个是夜郎尹贡。而平夷傅宝就是现在的黔西北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第一个人才。
　　一、史籍记载的傅宝
　　最早出现记载傅宝的书是东晋时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后来，南北朝时宋朝范晔著的《后汉书》沿用了《华阳国志》的资料，以后的历代《贵州通志》及《大定府志》都沿用了《华阳国志》所载。在1996年出版的《毕节县志》中，傅宝其人只字未提。
　　在《华阳国志》中的《南中志》里有这样一段话：“明章之世，毋敛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渐庠序，乃远从汝南许重叔受五经。又师事应世叔学图纬，通三材，还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以经术选用，历尚书丞、郎、荆州刺史。平夷傅宝，夜郎尹贡，亦有名德，历尚书郎，长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号南州人士。”在《华阳国志》中的《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中有“巴郡太守傅宝，字纪图。”在《大定府志》中的记载是：“傅宝、字纪图，平夷人。先是南域未有学校。汉明、章之世，毋敛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渐庠序，乃远从汝南许慎叔重受五经，又师事应奉世叔学图纬，通三才，还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而宝与夜郎尹贡出焉。宝有名德，号南州人士，历尚书郎、长安令、终巴郡太守。珍以经术选用，历尚书丞、郎、荆州刺史。贡至彭城相。事见《华阳国志》。毋敛为今之都匀，夜郎为今之泗城。故珍、贡不著，而著宝云。”
　　从有关史籍的相因记载看，首先是肯定了傅宝的籍贯是“平夷人”，再是说他与“毋敛人尹珍”是师生关系；他的师兄弟有尹贡，和他一道在当时的“南州人士”中都是凤毛麟角一样的人物；而尹珍老师学成回来办学后，教的学生应不止傅宝和尹贡两人，但仅此二人学成后以其学术出人头地，当上了大官；最后还可从这几段文字中知道，傅宝所历任的官职是尚书郎、长安令，最后的职务是巴郡太守。
　　二、傅宝生活的年代
　　在史籍中并没有说傅宝生活于什么年代，从《华阳国志》看，只能从尹珍生活的年代来考证傅宝生活的年代，而由于当时著史者的局限，不是每一个著史者都能像司马迁一样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条件，而所采集资料多有民间道听途说，错漏时出。《华阳国志》也是当时私修地方史志的风气盛行的结果，私修地方史志往往会有疏漏和不负责任的时候，因为有许多资料是个人力量无法考证的。因此，在《华阳国志》中说，尹珍在“明、章之世”，因为他生活的那个地方“南中”没有学校而到汝南去求学，他找的老师是许慎。“明章之世”是什么年代？就是东汉明帝和章帝时代，即公元58年至公元88年这30年的时间。许慎，何许人也？东汉时代的大儒，经学家、文学家、文字学家。他博通经籍，被誉为“五经无双”。他对中华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汉字发展到隶书后字形变化，今文经学者随意解说文字，产生了不少异体字，严重影响汉字规范时，他广采古文经学文字训诂成果，写成了《说文解字》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字典和系统的文字学著作。许慎名气之大，当然是尹珍梦寐以求的良师。但许慎生于东汉明帝元年（公元58年），卒于汉桓帝元年（公元147年），如果说尹珍是在明、章之世去向许慎求学，就算是在汉章帝在位的最后一年拜许慎为师，当时许慎仅30岁，不可能那样“五经无双”。何况是“明、章之世”，这显然是一个猜测。据考证，许慎生于公元58年，正是东汉明帝六年，按当时许慎8岁入学，应为公元66年，汉代学生入小学读到的书应该是李斯的《苍颉篇》、赵高的《爱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司马相如的《凡将篇》，读完这些书至少需要4年时间，可识5000余字。这时，他应为12岁，时值公元72年。13岁开始读《五经》及周秦诸子百家的学说和天文、数学、医学、史书等。公元79年，举孝廉。汉朝用人制度为察举制，要选拔的人才是品学兼优者，许慎以此而被选。公元83年入京进当时最高级别的三公之一的太尉府任南阁祭酒一职，从事文书一类的工作，时年25岁。入京后许慎从当时的著名经学大师贾逵学习古文经，从此学业大进，公事之余开始研究学问。他著的《五经异义》应是在贾逵门下学习古文经之后，大约30多岁，因为在章帝四年（公元79年）诏令诸儒聚集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的影响，许慎有感于“五经傅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五经异议》”。为了让人们读通《五经》，减少歧义，许慎著了《说文解字》一书，书稿完成交到东汉安帝的手中时是公元121年，许慎时年63岁。因为“毋敛尹珍”是“远从汝南许叔重受五经”，是拜许慎为老师，向他学习“五经”，那么老师必然要有名气。在那个时代，毋敛距汝南可谓道路遥远，关山阻隔，信息传播十分艰难，如果不是名气很大，一个人的名字很难从京城传到毋敛。而要有名气，而且有大名气的学者，应当是学者中百里挑一的人物。许慎20岁加冠礼后，取字为叔重，名“慎”，表字“叔重”他是这家几弟兄中的老三，为人做学问十分谨慎持重。那么当然要到认为自己的学问已很成熟，自成一家之言时他才可以收教学生，为人之师了。还有一点就是许慎在朝为官是很忙的，一方面要去履好自己的职，一方面要去研究学问，他是没有时间来带学生的，只有退休后才能收学生。那么尹珍向许慎学习的时间应是在他著成《说文解字》一书之后，这时许慎已63岁。许慎卒于约公元147年，那年许慎约为90岁，63岁到90岁之间还有27年，尹珍向许慎学习的有效时间如果有10年，也是可以成为一位有学问的“南州人士”了。因此，尹珍向许慎学习的时间应为公元121年后，这时是东汉顺帝到桓帝时代，而不是《华阳国志》中说的“明章之世”。明《万历黔记》：“汉桓帝时，珍以经术选用……”这个时段应当是正确的。
　　从尹珍向许慎学习的年代推算，设若尹珍向许慎学习十年，学成后回到毋敛即收徒授业，那么此时傅宝20岁（加冠成人，可以外出求师），那么傅宝应生于公元100年左右，如果尹珍是学成后先做官，再致仕回家教书，就算做了20年的官，才回乡授徒，那么，傅宝就应生于公元120年左右。傅宝向尹珍学习10年后当官，也以20年算，按当时的平均生命年龄，傅宝活60岁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傅宝生活的年代约为公元100年至公元180年之间。那时应是东汉顺帝到献帝时代。傅宝生活的年代经历4个皇帝。
　　三、傅宝的籍贯和求学出仕
　　《华阳国志》载：“平夷傅宝，夜郎尹贡，亦有名德，历尚书郎、长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号南州人士”。这里所说的“平夷”即现在的毕节。汉朝在这里设平夷县，晋朝将平夷县扩为平夷郡。傅宝是东汉顺帝到献帝时代人，当然是平夷县人。而后来将平夷县扩为平夷郡，除平夷县独立为一县，同时以平夷城为郡治，是西晋时代的事。《华阳国志》：“平夷县，郡治。有跷津、安乐水、山出茶密。”那么，平夷是怎样变成毕节的呢？
　　《大定府志》：“据《华阳国志》云，平夷有安乐水，安乐水即今赤水至四川合江县入江、合江、汉符县地，则平夷必在赤水上游……《元史》顺元宣抚司有平迟，安德长官所，平迟即平夷之转。平夷去南秦近，且可控制建宁等郡，惟令毕节足以当之，毕节盖又平迟之转。夷书谓毕节为此跻之讹，比跻是其部人名……大氐平夷之地，为今毕节、永宁、大定、东有黔西之西北耳。”
　　在任乃强先生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民国《贵州通志》定平夷为毕节，部位较合……”任乃强先生还说：“跷津，旧籍无考，与安乐水联称，疑即赤水渡口，属平夷县附郭。赤水上游，惟此是要津，沙岸平阔。黔中诸水多绝峡崖岸，惟此渡开展，故独见称也。沿岸多红土，故称赤水。赤水卫，明代有城，疑即平夷县治所。”
　　经以上考证，傅宝为东汉顺帝到献帝时代的平夷县人，平夷县城可能在现在的赤水河贵州毕节清水铺一带，也就是明朝时的赤水卫城。而平夷在历史的长河中汉代为平夷县，晋代为平夷郡，元代顺元宣抚司时变成了平迟，到了明代才变成了毕节。也即是平夷转音为平迟，平迟又转音为毕节，毕节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傅宝是汉时平夷人，理所当然应该是现在毕节这块土地上生长的人士，所以傅宝的籍贯是毕节，也就是现在的黔西北。
　　《大定府志》：“毋敛尹珍……乃从汝南许慎叔重受五经……还以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而宝与夜郎尹贡出焉……”这段说的是“毋敛尹珍学成回当时的牂牁郡来办学教书”，“南域”才开始有学校。这时平夷的傅宝才到尹珍那里去读书，读出书来后就被东汉朝廷选去当官。那么就涉及到“毋敛”这个地方了。毋敛在哪里？离平夷有多远？当时的交通状况怎么样？
　　尹珍那个时代的毋敛县，因史籍的记载不详，有多种说法，《汉书》“毋敛县”云：“刚水，东至潭中，入潭”，据《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应为今之榕江县。杨守敬《晋地理图》定为今长顺县，民国《贵州通志》定为独山县。众说不一，而《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一书的理由是：“榕江县郭（与长顺、独山比）亦是一湖……其北百余里之朗洞亦然，黔东自黄平旧州与余庆、施秉三湖迹平原，惟此二处为小平原，故必然与且兰同时进入农业生产之奴隶社会，即亦当有同时建置之汉县。”而“刚水，东至潭中，入潭”中的“水”，则为自黔东入潭之水，仅能找到合此条件者，为都柳江。都柳江源出独山，至古州（今榕江老县城）时有支流北来榕江，其水锐劲，故古称刚水。民国《贵州通志》认为是遵义桐梓县，因为那里还有毋敛坝地名。
　　无论毋敛是今天的榕江，还是在独山，傅宝求学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要出远门就要有去的路，当时平夷到毋敛的路应当从今天的赤水河经仁怀、遵义、黄平、都匀、三都，才到榕江或到独山。那时虽有一条商道，但按这条路线走，应当有一千多里路，至少要走半个月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尹珍的学问是从许慎和应奉那里学来的，当时许、应二人都是东汉时的顶级学问家，教出来的学生当然也应是一流的学问家，傅宝千里迢迢，不辞艰辛，笃志求学，而且找到这样好的老师，学成后必然应是国家栋梁之材。就当时必然学习的《五经》和《图纬》算，傅宝在尹珍的门下至少应当学习五年时间。
　　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傅宝“历尚书郎、长安令、巴郡太守”。在历史上，秦统一六国后，把当时秦朝统一的版图划为36郡。他的最大官职为太守，在没有上一级行政机构时，也算是封疆大吏了。
　　傅宝历任的官职有尚书郎、长安令、巴郡太守，这些官有什么职权呢？
　　当时选用人才是以学问取人，特别是以“经术”取人，尹珍就是这样被选用的，现在我们把这种制度叫“察举制”。当时选人也是以德为先也强调德才兼备，在文化不发达的那个时代，在尹珍、傅宝生长的这片《华阳国志》所称的“南域”，要选出一个人来，何其难也。人才是地方官推选，推选人才的官必须是丞相、御史、列侯、郡守等。推举的科目有贤良方正、文学、孝廉、秀才等。那时还不兴科举考试，推举出来的人选就叫“举人”。举人经过考核，任以官职，量才委职。傅宝向尹珍习《五经》，应当是像尹珍一样“以经术选用”，他是所举“孝廉”中有才能者。
　　傅宝任的第一个职务是尚书郎，这是一个京官。这个职位西汉才设置的。东汉时取孝廉中有才能者入尚书台，在皇帝左右处理政务。初入台称守尚书郎中，满一年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东汉的尚书台是国家政务中枢，分曹任事者称尚书郎。傅宝一开始当官就在皇帝身边任职，足见其才能超群。虽然当时那种选人制度很容易造成庸官充斥，人才湮没的局面，但傅宝是幸运的，他刻苦学习，努力塑造修养自我，最终没有被时代所误。还有就是，他的历任职务中，没有“侍郎”这一职，而第二个职务是长安令；在尚书郎任上要经3年才任“侍郎”，他没有任此职，说明在尚书台不到3年时间便跳级任长安令了。长安令是一个什么官呢？长安令就是长安的最高长官，是十分重要的一个要害职务。一般此职不是皇亲国戚，便是久经考验的练臣担任，而就是这样一个要职，却让一个连侍郎都没有任过的人担任了，由此可见傅宝非一般人才。再来看“令”这个官。秦汉时，从县官开始可以称令，制度规定：县官辖区万户以上叫令，万户以下叫长。长安是西汉的京都，是全国人口和户数较多的地方，当然其最高行政长官就叫长安令了。
　　傅宝任的最后一职是巴郡太守。先说“郡”这一行政级别及区划。郡，从周朝开始设置，到明朝消失，历代沿革不同。周制，全境分百县，县有四郡，春秋末年以来，各国始于边地设郡，面积较县为大，战国时在边境设县，逐渐形成县统于郡的两级制。秦统一六国，置36郡，以统其县。汉承秦制。隋唐以后，州郡互称。清朝学者顾炎武在其著作《郡县论》中说：“每三四县若五六县为郡，郡设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傅宝在东汉时任太守的巴郡在那里，而巴郡是什么状况呢？
　　巴郡按《华阳国志》到东汉灵帝永兴二年（公元153年），其地域面积为“境界南北四千（里）、东西五千（里），周万余里。属县十四（个）……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县，或三四百，或及千里。”巴郡在傅宝任太守的那个时段，有14个县，辖区户数46万多，人口187万多，算是一个中等的郡，但平均每县人口已达13万多，是当时人口较多的郡。在上古时，大禹治水后把天下分为九州，实质上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没有“州”的行政设置，而郡却是地方最大的行政区划，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便是太守，傅宝也就可以算作是封疆大吏了。（来源：试验区之窗  作者：叶章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