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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间各种版本的岳飞演义来看，他似乎都不那么精通于官场的逢迎之道。而之所以能从一介屌丝，奋斗到位居三公之高位，完全是时势造英雄而已。 其悲剧就在于不讲政治。因为不讲政治，动不动就要迎还二帝，却并不考虑最高统帅宋高宗到时还能不能继续当家作主;因为不讲政治，居然不在乎领导核心“金牌”的权威性，十一道金牌居然仍不班师，非要等老大发出催命的第十二道;因为不讲政治，他居然不和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秦桧搞好团结…… 这类解读框架下，中国特色的政治的确很黑很复杂，绝非屌丝们的有限阅历所能应对。屌丝们便根据自己的标尺，调整了心目中英雄的尺度，把“自我”投射到了角色身上，以抒发、宽慰自己在现实政治中的无力及无奈。因此，英雄、尤其悲剧英雄，便都被简单地归纳为一个公式：“好人”不会算计——或者是不擅算计、不屑算计——所以，总是被“坏人”算计，悲剧原来都是这么生产出来的。这样的悲剧英雄，其在“讲政治”方面的能力，几乎如同一个可爱的弱智。 显然，能在官场上取得与战场上同样辉煌的岳飞，其政治智商绝无可能如此低下。岳飞以一介平民子弟的纯屌丝身份，投身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态圈，并能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岂能缺乏“讲政治”的基本功呢?那么，他为什么在身居高位、手握雄兵之后，敢于在意见不合时，冲着皇帝撂挑子?甚至，会如此不怕触犯大忌，涉入最高权力接班人的敏感问题?这是岳飞“讲政治”能力的缺陷，还是其充分、甚至过度自信的表现?  岳飞触及宋高宗最敏感处的，是他多次涉入最高权力接班人的设立。如，“(绍兴七年二月庚子)起复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岳飞以亲兵赴行在。翌日，内殿引对。飞密奏请正建国公皇子之位，人无知者。及对，风动纸摇，飞声战不能句。上谕曰：‘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飞色落而退。参谋官薛弼继进，上语之故，且曰：‘飞意似不悦，卿自以意开谕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从多种不同的史料看，类似的奏对，似乎还不止一次。 但是他的权谋和花招、包括给皇帝使点小性子，都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权力;而他之所以需要这个权力，是为了能更好地实现光复的抱负。他讲的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大政治”，而非官场争斗、勾心斗角的“小政治”。 权为谁所用，正是中国特色的分别忠臣与奸臣的关键;而无论忠臣与奸臣，首先都必须是“权臣”，倘或连权力的资源都无法掌控，则无论是想做英雄还是奸雄，都只能是痴人说梦而已。  后人无从得知宋高宗在杀岳飞这件事上究竟有哪些“顶层设计”，考诸此后的历史，可以肯定的是，在南宋的150多年历史中，的确再也没有军人干政的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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