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楷书四大家之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
唐楷的地位一经确立，或者说成熟以后，就延续了一千多年。 唐以后，楷书被长期作为最郑重的文献使用着，唐楷也就成了顶级范本。让人疑惑的是，宋以后的书法，无论成就多么大，总觉得法书里缺了点什么。而更让人郁闷的是，书圣和草圣，都在唐楷之前诞生了。 二十多年前，著名书法理论家邱振中先生就火眼金睛般地说：“颜真卿是从山的那一面攀上峰巅的。他从一个较早的时代出发，带来一些前代的遗产，在攀登的途中也可以不时地回过头去，遥遥领取宝贵的启示……唐楷这座山峰太高了，山头洒落的余辉还刺人眼目，从这一面登上去是不可能的，但是它又阻断了人们的视线，使他们无法透过这座山峰看到以往的时代。”邱教授的理论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也没有人深究。而山的那一面，也就成了被忽略的领地。对邱教授的理论，我深信不疑。 一、唐楷的奠基者欧阳询（公元557-641年） 唐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 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人，官至太子率更令。欧阳询是个奇迹，他活到了85岁。最能代表他书法成就的楷书《九成宫醴泉铭》和行楷《千字文》，出自他的手笔，后世没有争论。拿赵孟頫人品说事，往往会鄙视他。他以宋宗室的身份入元为官，官做得还挺大的，做到翰林学士承旨。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为唐初四大楷书家，欧阳询为首，并列入书法史上的楷书四大家之中。他经历陈、隋而入唐，就没有生事，没有人说他的人品有什么问题。 欧阳询的奇迹还不止于长寿一端，在他少年时期，发生了一件极其大的事件。公元569年，南朝陈太建元年，欧阳询13岁。其父欧阳纥因兵叛被擒，伏诛，这对尚未成年的欧阳询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问题在于，欧阳询在父亲被杀以后，就只身一人了。没有任何亲人可以依靠，没有任何亲戚可以投奔。他后来发奋读书，与这样的经历不无关系。自己没有得到父亲多少照顾和教导，他知道儿子是多么的需要父亲。他在85岁，即他逝世之前，给儿子写了行楷《千字文》。那股清新，那匀实的用笔，真让人难以想象是人为的。 父亲被诛后，欧阳纥的好友江总收养了他。父友江总“教以书计，每读即数行俱下，博览经籍，尤精三史。”天大的不幸中，又万幸，有这样的机遇和命运。他不但没有流浪，反而遇到了江总这样的读书人。 欧阳询的行楷极其漂亮，人却丑陋无比。《新唐书·艺文志》跟着起哄，说欧阳询的妈妈“为猿所掠，后生子询”。宋人陈振孙说“询貌类弥猴，盖尝与长孙无忌互相嘲谑矣！” 无忌嘲笑欧阳询形状猥陋：“耸膞成山字，埋肩畏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弥猴。”人若长成那个模样可够吓人的，两胳膊耸起来，没有了肩膀，与头写成了个“山”字。丑陋的欧阳询也不示弱，应对长孙无忌说：“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祇縁心浑浑，所以面团团。” 文人之间的谑浪、斗文彩是常有的事情，想那欧阳询也不至于在这上面花费太多的时间。太常博士欧阳询归唐，已经65岁，时在唐武德四年，即公元621年。据史籍记载，欧阳询很早就和李渊相善，还在府上当宾客。武德是李渊的年号，现在当了皇帝，让欧阳询当个官是没有问题的。李渊给他的是“累迁给事中”，可能还有别的职务。给事中为正四品上阶，不算太大，但是，却可以先看臣僚的奏章。这一年，秦王李世民捉到了窦建德，并杀了他。 考量唐楷，得先看隋朝楷书。楷书最早的名家，是传为三国时大书法家钟繇所书《宣示表》，此作笔画尚有隶意。而其后隋开皇十七年的《董美人墓志》，开了精美楷书的先河；隋开皇六年的《龙藏寺碑》，楷则鲜明，此碑在河北正定。我到实地看过多次，至今保存尚好。正定还有一块南北朝时期的巨碑残块，上面的书法近于行楷。这些证据表明，书体的演进，决不是一个、甚或是几个人的事情，那是经过出现、幼稚、成长、成熟这样长期过程的。 书家需要书法文化的氛围与文化环境，而书法也需要天才的书家来推进历史的进程。欧阳询能够成为唐初楷书四大家之首，并成为书学史上楷书四大家之一，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年龄大，活得时间长。一个书法大家的形成，不仅仅靠笔墨工夫的日积月累，他身后一定有更为重要的原因。除了天赋以外，我想就是他的文化根基了。在史学文化界，有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就是《艺文类聚》。望文生义的解释是，艺文分类弄。其实，这样解释也差不多。欧阳询在序言中说：“爰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号曰《艺文类聚》。凡一百卷……事居其前，文列于后。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可以折衷今古，宪章坟典云尔。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渤海男欧阳询序。” 不要说编著这样的一部书，就是看这一百万字，也是颇费时日的。涉猎之广泛，考查之精细，前所未有。据北京大学研究所在1923年所作的统计，参照书目共为1431种，这些古籍大多散失，现存不足十分之一。因《艺文类聚》所引书目多为唐前古本，可用以互校今传之本，纠订误谬。 《九成宫醴泉铭》是欧阳询的杰作，也是楷书史乃至书法史的杰作。此碑为魏征撰文，欧阳询75岁书丹，立碑时已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六年。碑文记录了唐太宗李世民在九成宫避暑，发现涌泉之事。书法端庄恭谨，法度严整。体现了那一时期政治的条理分明，法制健全的社会面貌。欧阳询对后世的影响之大，是难以匹敌的。即使在宗师颜真卿、大家柳公权的楷书中，也能找到欧体的蛛丝马迹。后来的宋四大家之一的黄庭坚的行书，宝盖部多出于欧阳询的形态。扬州八怪之郑板桥的六分半体中，最为明显的，也是欧体宝盖平出。毫无疑问，欧阳询是唐代楷书尚法的先驱，也是整个书法史上第一个楷书影响最大的书法大家。 逐其形容易，得其神难，悟其成功之所在就更难。 二、“陷道佞佛”的颜真卿（公元709-785年） 唐颜真卿《多宝塔》 颜真卿，书法史上楷书排在第一位。我在《天下三大行书》一文中，已经写过他的经历，是围绕着《祭侄稿》的形成而写的，几乎没有涉及到他的楷书。说到楷书，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说颜真卿的。他在书法史上位置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他楷书的庄严，不仅仅是他楷书碑碑都有变化。他的作为，揭示了一代宗师的成因——即是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代宗师。而他，不是楷书的开创者，或则说，他在唐楷成熟之后，耸立起了高峰，而这高峰一旦确立，就再也没有人超过。被后人称之为“神品”的书作，都是晚期作品，到底为什么！ 我早年还写过《中国文化的糅合与书道集成·论颜真卿晚期的书法创作》一文，其要义也很清晰——孕育出颜真卿这样的一代宗师，不仅仅是书技的精进，而是有着复杂的社会内容与文化背景。 颜真卿一生饱经忧患，多次坐谗遭贬，都未能削弱他的忠君爱国的儒家精神。即使在最后一次的外放，由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的正四品出贬为硖州别驾从四品下阶，再改贬为吉州司马从五品下阶，他也未动摇他的儒家信仰。其时，夫人韦氏正在病中，家境十分艰难，在《乞米帖》中述之具体，这便是他遭贬前后的家境。政治上遭贬，加上生活的艰难，使颜真卿陷入了困境。但是，颜真卿不没有因此而消沉，他的守己之心拳拳，《与绪汝书》言之凿凿。颜真卿的“端一之操，不以险夷慨其怀；坚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的胸怀，令世人肃然起敬。 然而，人终归是人，境遇骤然变故，一落千仗，人总会有变化的，颜真卿也不例外。在遭贬的十一年中，他开始对释道表示一定的尊重并有所深入，甚至有了“覆车坠马皆不醒”的愿望与感慨。作为以儒雅传家的承传人的颜真卿，此时，也在“雅”上有了另一番心境。他在《咏陶渊明》诗中说： 自以公相后，每怀宗国屯。 题诗庚子岁，自谓羲皇人。 手持山海经，头戴漉酒巾。 兴逐孤云外，心随飞鸟泯。 颜真卿不是陶渊明，他不可能隐居。他在这时期对佛家与道家的深入与身受，并没有放弃他的儒家精神。换句话说，他以儒家精神为主脉，又糅进了释道思想和情怀。如果说他的儒家入世精神是以“为国献身”为实践的话，那么，此时此境，他与释道相融合所表现的思想与情怀，则是以书法、诗文为依托，予以抒发和宣泄。在公元766年遭贬的前一年，即永泰元年，颜真卿所作《刑部侍郎孙狄文集序》，他曾表述为文之道：“帝庸作而君臣动色，王泽竭而风化不行，政之兴衰，实系于此。”此时的态度，与他遭贬之后的“手持《山海经》，头戴漉酒巾”的放浪大不相同。 亲和自然，接近道家学说，是颜真卿这一时期诗文创作的主要内容。颜真卿在亲近自然方面，并非一个陌生的人。早在出平原太守时，就曾饮酒泛舟。不过，那时他是为了麻痹敌人。但是，到了他5 8 岁又遭贬，他就真情实意的亲近大自然了。“孤云”、“飞鸟”已经在他的视野之中了，并且，他愿意与之为伍。 在遭贬的十一年中，颜真卿与佛教的亲近也不可小视。朱关田在《颜真卿传》中说：“鲁公在当时风气的熏染下，受符渌、服名药、崇超然、劝放生，儒学之中涵融道、佛思想，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政治思想，特别是在这十一年的贬谪时期中，消极无为以至到了庸俗的地步。”此评所持观点大致不错，符合颜真卿文化精神的总体倾向。是否就是消极无为，则值得商榷。我们认为，颜真卿在这一时期，以儒家文化为主脉，融进了佛、道思想，从政治的角度看、从儒家正统的观点看，可能有些“消极无为”；但是，恰恰因为他的“消极无为”，使颜真卿在儒释道文化的融合方面，在并非执意为之的情况下，达到了天造地设般积累与深入，也大大地促进了，或者说成就了他书艺的长足发展，从而使同行们难以望其项背，成就了一代宗师。 陆羽曾记录了颜真卿与释怀素研究书法艺术的一段话，可以作为一个有力的例证：怀素与邬彤为兄弟，常从彤受笔法。彤曰：“张长史私谓彤曰：'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自是得奇怪。’草圣尽于此矣。”颜真卿曰：“师亦有自得乎？”素曰：“吾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其痛快处如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又遇坼壁之路，一 一自然。”真卿曰：“何如屋漏痕？”素起，握公手曰：“得之矣。” 十一年的遭贬，不仅给颜真卿亲和自然、尊重释道从而融合儒释道文化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也为颜真卿精研书法艺术、发展书法艺术从而使颜体定型化提供了宝贵的时间。他再度审视了自己的书法，也再度遥遥领取宝贵的启示：那些透漏着书法艺术智慧的法度森严的基因；那些尚未成熟的楷书所益发的个性特征、史无前例的创造性；山的那一面的光辉灿烂。于是，奇迹发生了，天才的作品诞生了，有代表性作品如：《麻姑山仙坛记》（771年）、《大唐中兴颂》（771年）、《元次山铭》（775年）、《颜勤礼神道碑》（779年）、《颜氏家庙碑》（780 年）。 在诗文方面，他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庐陵集》11卷、《临川集》10卷，《吴兴集》10卷，继续编修《韵海镜源》。更可贵的是,在这十一年中，淡泊明志，已无复功名的追求，除了继续他的诗文以外，更多的是寄情翰墨，精研书艺，在他的书法中，已非仅仅体现儒家精神，而是体现了儒释道的糅合，书法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被人们称道的传世之作，被人们称为“神品”的作品大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这固然是颜真卿书法艺术造诣长期积累的“厚积薄发”，但是，儒释道的互补融合的文化背景是不可不察的。而邱振中教授所说的那遥遥领取的宝贵的“启示”，也渐渐露了端倪。 三、唐楷的终结者柳公权（公元778-865） 尽管我没有考证，也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作楷书专注，是不是更能让人忘记世间的不快；是不是能如同气功一样，可以调理内气的顺畅运转，以使人达到健康长寿，在书史上的楷书四大家，却都以长寿著称。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书写楷书真的可以调理身体的机能。 按照国人的传统计算方式，颜真卿活到了77岁。如果不是李希烈那狗日的活埋了他，恐怕他也会活到八十以后，甚至年岁更大。赵孟頫（公元1254-1322）虚岁69岁，也近于古来稀的年龄。说来也是奇迹，欧阳询85岁无疾而终，而柳公权在四家中活得最长，有88岁高龄。 柳公权字诚悬，京兆华原人。他出生的那一年，距离公元755年，即天宝十四年的“安史之乱”已经过去了23年。史学家公认，自从“安史之乱”，唐帝国由强盛逐渐走向衰败。柳公权出生的这一年，颜真卿已经70岁。按照唐帝国的规定，70岁可以退休了。颜真卿三次抗章，“乞致士”，都没有被批准。 唐宪宗元和三年，岁在戊子，柳公权状元及第，是年已经30岁。出任秘书省校书郎又拜为右拾遗，侍书学士，司封员外郎。这时期前后，公元785年，颜真卿在蔡州遇害，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活跃在唐帝国的文坛。开成三年，转工部侍郎以直谏迁学士承旨。武宗时为右散骑常侍，迁紫光禄大夫，封河东郡开国公，进太子少师，故后人又称“柳少师”。柳公权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七朝，没有被贬谪，真是个奇迹。须知，柳公权是以直言敢谏著称于世的，并名垂青史的，所以，傅山说他“诚悬有至论”。他的直言敢谏，见于史书记载的大概有三次—— 第一次：穆宗时期，政务荒纵，一无建树，曾请教柳公权用笔之道。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也。”穆宗品其言，知其“笔谏”，借题发挥，以言政事。第二次：文宗皇帝爱听赞颂之词，与众学士谈及西汉文帝崇尚节俭时，举袖而言：“朕这件衣服已被洗过三次了！”众臣皆大赞其节俭的美德，唯柳公权在一旁一言不发。皇帝就问他怎么回事，柳回答说：“君主的大节，应该注意起用贤良的人才，黜退那些不正派的佞臣，听取忠言劝戒，分明赏罚。至于穿洗过的衣服，那只不过是小节，无足轻重。”在场大臣听后都吓得发抖，柳公权却落下了“犯颜直陈，毫不畏惧”的美名，还因此升迁为谏议大夫兼知制诰。第三次：郭子仪的后人生了大官，朝野议论纷纷，说是郭日文把两个女儿献入宫中，因此才升官。皇帝觉得冤枉，郭子仪是在大唐危亡之际，调集兵马，有效阻击了安禄山，所立之功难有匹敌。他侄子升官，又没有劣迹，有何不可。他的两个女儿进宫，是来看望太后的，并不是他进献女儿。柳公权告诉皇帝：“常言说，瓜田不拾履，李下不整冠，如没有嫌疑，为什么这事嚷得家谕户晓？” 我就想，他与明朝的海瑞有什么不同呢？海瑞骂皇帝，说“天下不直陛下久矣”！让皇帝恼怒，反骂海瑞是畜生，气得殴打宫女发泄，最终把海瑞关进了监狱。我觉得，后人对历史的解读有误差，说柳公权揶揄皇帝，以书法的“心正笔正”来指桑骂槐地骂皇帝，这是误解。这里的笔正、心正，与“不直”，与“歪的心”并没有关系。所谓心正，即是专注的意思，心专注，笔就听使唤了。 我又琢磨，他与颜真卿有什么不同呢？颜真卿是官宦世家，先人们在皇帝身边工作的很多。他自己少年得志，底气足。开始与杨国盅不和，被外放；后来的被贬，又与宰相李林甫、元载等为难，都是强烈的，不计后果的，有实质意义，也就是说，颜真卿与权要发生冲突，关涉到原则，国家的利益。我们没有发现柳公权与奸臣沆瀣一气，但是，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实质性的对抗。他所直言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他说皇帝穿旧衣服无所谓，也不是当场给皇帝找难看，是大多数朝臣走了之后才说的。就是郭子仪的后人听到柳公权的话，也会感谢他，因为他告诉你，你若是不偷瓜，就不要在瓜田里拾鞋，你若是不想偷摘李子，就不要在树下整理冠冕——避嫌啊！ 我们不能说柳公权是个特别懂得阴阳之道的人，他是个无害的人。对君子无害，对小人也无害。他以和事老的心态，对付复杂的政治。他以无为的态度，对付官场的权利争夺。他从来也不想左右朝政，掌握重权，叱咤纷纭于朝野。但是，他还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人，自己不做坏事情，也不助纣为虐。他的心正在对书法的耐力，对书法的专注，不然的话，在颜真卿之后，与颜可以“颜柳”并称，几乎是不可能的。他的《神策军碑》、《玄秘塔碑》，是后世永久的典范。一股清新，一股自我的清洁，在“法”的约束之下，散发着一种精气神，表现着骨骼的坚硬与挺拔。 柳公权特别精于《左传》、《国语》、《尚书》、《毛诗》、《庄子》的研究，每讲说一词一义，常写满几纸。他又通晓音律，却不喜欢听演奏，他常说：“这是由于听音乐容易使人产生骄慢情绪的缘故。”柳公权的学问，被他的书法所掩盖，是一般书家不具备的文化底子，现在书家就更难以成就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书法研究》发表的邱振中先生《论楷书对笔法衍变的若干影响》一文，说到颜真卿的楷书，也说到唐楷的意义。他认为超越峰巅的不可能性，在于来路的不同。颜真卿们成了书法的巨人。 蹲在巨人的肩膀上，不一定比巨人高。在学习书法的初级阶段，我们当然可以在巨人的肩膀上留驻，看看风景，看看巨人的高大，“取法乎上”。如果在巨人的肩膀上留驻得太久不下来，甚或弄鬼脸，就有可能变成猴子，一不小心跌下来弄得伤痕累累也未可知。 在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里，邱振中教授还详尽地分析了楷书所带来的副产品——笔画中怯产生的原因所在，我深以为然。书体的演变，会使笔法渐渐简略。楷书的典型笔法是提按、留驻，端部与节点的夸张。所以，单调、中怯，就成了楷书的流弊。后人不注意楷书的流弊，渐渐地将楷书推向台阁体和馆阁体的深渊，其恶劣导向更甚于印版排算，是有志于楷书的书家不可不察的。 楷书在书法中的霸主地位，是因为印刷术的实用需要，也是公文的需要，更是初学需要，长期被使用着。自从它成熟的时候起，霸占着、统治着书法王国，已经一千多年。它的地位从来就没有动摇过，也没有人怀疑过。“书法备于正书……欲学草书，须精真书”就不绝于耳了。其实，这里的正书、真书，并不一定指的是楷书。楷书是真的一种，是正的一种。在楷书没有形成以前，在唐楷没有成为高峰以前，就有了更为响亮的书法家，这是无庸质疑的。 楷书已经没有印刷母本的书写需要了，也没有公文书写的需要了。更为确切地说，由于电脑的使用，彻底改变了书法的地位，再也没有实用价值了。作为中国特有的一个艺术门类，它将被敬爱，被尊重，被炎黄子孙发扬光大。摆脱实用，这看似书法的末日，其实，这正是一切艺术的最佳状态，是一切艺术走向新生的开始，也许，中国书法这凤凰，真的面临着涅槃了，在熊熊的烈火中获得新生。 在我们探讨楷书的时候，给我们的启示更为重要：颜真卿改变了“尽善尽美”的统治地位，他们“遥遥领取”的宝贵启示是什么就显得更加不可忽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