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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节回高邮老家一趟，来去匆匆，就是去岳父母家过节，岳父母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不容易。好在黄家兄弟姐妹都在高邮，二老的晚年生活就像黄家小院墙上的凌霄花，朴实而又自然。 这次回老家去了原来住的东台三巷三号，去楼上的书房清理一下旧书杂志，看到这些旧物有点感伤，也有点庆幸。感伤的是，这些书籍杂志都是靠当年可怜的工资省吃俭用购买的；庆幸的是，正是这些书籍报刊，让我没有放弃内心的文学梦想，如今还有幸在南京靠文字混饭吃。 记得当年有位高邮籍的上海作家来我的书房小坐，看见一位县城小青工，除拥有《收获》、《小说月报》、《散文》、《中篇小说选刊》等杂志外，竟还订阅了《文汇月刊》、《海上文坛》、《文汇读书周报》、《文学报》等报刊，这些报刊与他在上海的阅读是同步的。其实，像我这样的文学青年，在高邮还有很多。 上世纪八十年代，高邮的文风很盛，记得那些年汪曾祺先生三次来故乡，成了街谈巷议的新闻，连大街上打烧饼的、拖板车的都在谈论汪曾祺，我想一个作家，能在民间享受这样的礼遇，空前绝后。当然最受益的是我们这些县城文学青年，当年汪曾祺先生回故乡的三次报告会（百花书场、棉纺厂、高邮党校）我都有幸参加。 记得那次汪老高邮党校报告会结束后，许多文学青年和学生蜂拥到台上，围住汪老签名，当时我也站在人堆外面，那个场景让我突然打消了签名的念头，因为我分明看到了汪老抬头时无奈的眼神，那个瞬间竟让我对汪老有了亲情般的感觉！ 其实，听汪老的报告、与汪老交往、甚至与汪老吃饭喝酒，都不应该成为炫耀自己的资本，因为这个与你本身没有关系。最好的纪念汪曾祺的形式，就是重读他的书，因为只有在文字里才能体会无限的风景。 这次在老家旧书中，发现一本《汪曾祺散文随笔》，书价只有5.80元，我最喜欢其中的自传体系列散文，比如《我的家乡》、《我的家》、《我的祖父祖母》、《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大莲姐姐》、《我的小学》、《我的初中》。我想，每位读书人读了这些文章都会非常亲切，因为文章里的那些气息全是对的。 汪曾祺出生在一个高邮的旧式家庭，所受的影响都是中国原汁原味的民俗和文化，比如高邮湖、家里的祭祀、父亲的吹拉弹唱、园子里的腊梅和金鱼、以及所受的民国幼儿园、小学、初中的教育。某种程度上，这些自然、艺术审美的东西比课本更重要。如今民国小学课本的出版很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国课本不玩“假大空”，把孩子还原成童心未泯的孩子。 最值得珍惜的是汪老写他的三个母亲（杨氏生母、张氏继母、任氏继母），这三个不同版本的母亲，简直就是三本母性教科书。杨氏是读书女子，举手投足是“雅”，张氏是乡村女子，吃苦耐劳是“勤”，任氏是大家闺秀，平淡如水是“知”，三个不同版本的母爱成全了汪曾祺，使他成为一个温情的人道主义者。 我是相信“爱就是修行”这句话的，哪怕1949年之后，政治风云再晃荡，价值观念再混乱，汪曾祺依旧“以不变应万变”，抒发自己的善良情感，写自己爱写的文字。有时侯，人的定力比才华更重要。 记得汪老最后一次回高邮时，有一个细节让人非常震惊。那是当天晚上到高邮宾馆时，时间已很晚，他执意先要回家看看娘——继母任氏，当时到了家门口，汪老是跪下来喊一声：“娘——”。 汪老这个细节再次说明，读书会让人更简单，写字会让人更纯粹。我们光羡慕汪老文章写得好，却往往忽略汪老敢于把什么都放下，用一颗朴素的心面对这个世界，这一跪，为我们所有热爱文学的人，上了生动的一课！ 当年我所住的东台三巷，与汪曾祺故居的竺家巷只有一条小河之隔，过桥走过去只有几分钟。我经常去拜访汪曾祺先生的妹夫金医师，有时金医师也来我家看我，我们在书房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就是谈汪曾祺。 我非常怀念那段在老家读书的日子，然而全民经商的浪潮席卷全国，人的内心也动荡不安，也就在1995年，我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弹指一挥间，我断断续续离开故乡已17年，其实我明白，这么多年来，我的心从来没有离开故乡，虽然我和许多中国人一样，为了谋生漂泊在外，做过秘书、跑过广告、当过记者，哪怕最艰难的时候，我会经常提醒自己：我是汪曾祺故乡的人，我不能给家乡人丢脸。 那些年，我从广东回老家过年，保留节目就是独自在高邮大街小巷行走，来寄托我对故乡浓得化不开的情感。这些年，随着父亲的过世，我回高邮的机会少了，但每次回来一定要吃高邮面，洗高邮澡，拜魁星阁，当然我更喜欢夜晚在老街深巷行走，因为那些夜色里忽明忽暗的老房子，才是故乡的记忆模样，才是汪曾祺笔下的场景！ 如今我在南京有了自己的书房，面对着老家那些旧书，我下次回来一定要把它们带走，因为它们见证了我的青春岁月，我和它们永远应该是不离不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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