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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缘起 个人所写“从‘其’替换‘之’看上古-中古汉语的兼语式”一文，刊发于《当代语言学》2017年第1期。编辑部让写简介，真是诚惶诚恐。很少听说一篇文章还要写简介的。也没见钱锺书写文章绍介自己的作品。想想最好还是用“自我剖析”“自我批评”“自我反省”这样的题目，以免别人误认为是在自我宣传、自我表彰。
1. 懂汉语史有好处 文中提到：第三类使役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比如“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论语·阳货》，意谓孔子取瑟而歌，故意使他听到）这样的句子，“使之闻之”从意义上看，应分析为“使[之闻之]”，“使”与兼语“之”没有直接的语义关联，也就是说，“之”是主语；但奇怪的是，这里的兼语却用的是宾格的“之”。 这类句子，就是学界所谓的ECM（exceptional case-marking，额外格标）结构。 Yang（杨大然 2004）在他的硕士论文中把现代汉语中的这类单纯使役式定位为ECM。但现代汉语中，兼语位置的格位并不明显。如果他注意到上古汉语，他的论据就会更充分，因为上古汉语中，兼语位置如是第三人称代词，用的正是宾格“之”。所以，做汉语研究，懂汉语史，是很有益的。
2. 汉语史要贯通 如果稍微熟悉一点上古文献，比如《左传》，很明显地就会发现：动词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表感官、认知、心理的，比如“见、知、恐”等等，其后小句主语用“其”不用“之”，比如《论语》“知其不可而为之”。而且，这一类动词可以带“主之谓”，这更明明白白地说明它们带小句宾语。第二类是表召呼、劝告、帮助、称谓、拜立等意思的，兼语如是代词，上古用“之”不用“其”，如“使之闻之”。而且，这一类动词没有带“主之谓”作宾语的。两类动词的对立是非常明显的。我当初自己读《左传》的时候，发现了这一点，当时非常高兴。可后来翻检研究文献，其实张之强（1987）就发现这种现象了。 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发现啊。它明白地告诉人们：带补足语小句的动词，上古汉语至少有很清晰的两类。如果研究汉语的补足语小句，张之强（1987）是绕不开的。现在我们一年有那么多的成果，可是真正这样扎扎实实的有“首创之功”的成果，也许不多吧。 虽然两类动词别人早发现了，让我比较沮丧，可我发现：第二类动词，其后的兼语“之”，到了中古很多换成“其”了，这又让我很高兴。我的第一感觉是：“使之闻之”变为“使其闻之”，是上古的双宾语句，在中古汉语重新分析为了单宾语句（只带一个小句宾语）。查王力先生《汉语史稿》《汉语语法史》，发现我和王先生的判断暗合，那就是：“其”是包孕子句的主语。我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查先秦两汉的语料，看看哪些动词有这样的变化，即后面的 “之” 变为了 “其”，写了个草稿。这些动词一共有以下这些：（1）使令类，有 “使” “令” “命”；（2）告言、劝助类，有“劝” “助” “谓”（义为 “告”）“告” “呼”；（3）召请、驱逐类，如 “驱” “止” “召” 等；（4）教导类，如 “教” 等；（5）称名、称说类，如 “谓” 等；（6）赐许类，如 “赐” 等。要把这些动词都找出来，也不容易，因为仅一本书里 “之” “其” 可能就有几千次。后来的定稿之中，虽然只是举例，可实际上，发生这种变化的动词，我基本都举到了。 慢慢地，随着文献看得越来越多，我发现自己的第一印象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吕叔湘先生（1955：181-2）早就发现：中古代词“其”的用法扩展为间接宾语、动介词的宾语以及独立句的主语。“其”始终没有发展出成熟的作动词直接宾语的用法，除此之外，中古“其”似乎成了“全能型”的代词，可出现于各个语法位置，颇似后来唐代发展出的人称代词“他”。既然如此，兼语位置的“其”，自然可以仍然视为动词的宾语。吕叔湘（1985：15）还有下面的例子： 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颜氏家训·教子》） 这个例子太好了。“教其鲜卑语”只能分析为宾语，故“教其弹琵琶”亦只能分析为宾语。 所以，王力先生的判断有问题。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王先生并没有核查中古的语料。在这个问题上，或许也可以说是吕先生的发现，打败了王先生的判断。由此可见，仅凭一个时期的材料作推断，是危险的；贯通汉语史各时期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其”替换“之”之后，有部分句子，确实就是“其”作主语了。情况其实是很复杂的。
3. 汉语史研究到底水平如何 上面提到：Yang（杨大然 2004）已说明现代汉语中有ECM。同样，梅广（2015：9章6节）认为，上古汉语的“使”字句中有一部分是ECM；Aldridge（2016）也认为上古汉语的“使”字句是ECM，与“教”字句不同。 但是，梅广先生、Aldridge都忽略了一篇重要的文献，那就是李佐丰（1983）。在那篇文章里，李先生实际已经把《左传》的“使”字句都看作主谓结构作宾语，把它同“王遣夏姬归”（《左传·成公二年》，他称之为“兼语式”）和“王命虢公讨樊皮”（《左传·庄公三十年》，他称之为“双宾语式”）区分开。李先生区分的这三种，“王遣夏姬归”就是本文所说的A类“隐性使役”；“王命虢公讨樊皮”就是本文所说的B类“显性使役”；多数“使”字句可视为本文所说的C类ECM。 个人觉得李佐丰先生这篇文章非常厉害，分析得非常到位，看其发表年份：1983，就更觉得这真是难能可贵。李佐丰先生只是没运用ECM这个术语罢了。 梅广先生私下说过：他做上古汉语研究，受惠最多的还是何乐士等中国学者。 所以我们今天的研究之中，不可忽视踏踏实实的前辈学者所作的扎扎实实的研究成果。 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体会。至于个人的发现什么的，实在没有多少，也不好意思写。到此打住，敬请指教。
引用文献 Aldridge, Edith. 2016. ECM and control in Archaic Chinese. In Barbara Meisterernst, ed., New Aspects of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Wiesbaden: Harrassowitz. Pp.5-25. Yang, Daran (杨大然). 2004. A minimalist approach to bi-constituent sentences in Mandarin Chinese. M.A. thesis: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李佐丰，1983，谈《左传》三类复合使动式。《内蒙古大学学报》第4期，97-111页。 吕叔湘，1955，语法札记·非领格的其。《汉语语法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81-2页。 ———，1985，《近代汉语指代词》。上海：学林出版社。 梅 广，2015，《上古汉语语法纲要》。台北：三民书局。 张之强，1987，古代汉语“兼语式”的结构分析。《中国语文》第4期，310-5页。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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