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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诗缘来源于书缘 周文彰 我本不会写诗，一如不会写书法。 学了书法，我才觉得应该学写诗。 人们常把诗、书、画相提并论。在我身上，诗与书的联系更为紧密。可以说，不写书法，我可能就没有诗缘了。我的诗缘得益于书缘。 （一） 我是2003年春天开始学习书法的。学习的动因来自工作的压力。几个月前，我始任中共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新的岗位，让我充满激情，推动海南宣传文化工作的实招频频出台实施。但新的岗位，也不时给我带来尴尬，就因为我不会写毛笔字。 第一次尴尬虽已时过10年，但至今历历在目。2002年冬，海南省书画院举办“双年展”，要我题写“翰墨飘香”四个字表示重视和支持，可是我从未用毛笔在宣纸上写过字，因而只能推辞。然而，坚持要我写的耐力让我找到了不能硬行推辞的理由：我是负责宣传文化工作的，不写几个字说不过去啊！字是写了，但水平呢？不用别人评价，自己就过意不去。 这真是：不写，过意不去；写，更过意不去。这不是尴尬吗？！ 更多的尴尬来自于签名。出席会议、参加活动，主办者总想让你签名留念，摆放的往往只有毛笔。连名字也写不好不是更难堪吗？我就有过请主办者找硬笔的要求，让主办者尴尬，我也尴尬。 如此几次下来，我便开始学习书法了。 关于我学书法的缘起，我在我的书法集自序中，在我的《再造生活——书法价值的当代体验》一书中，已有详细介绍，媒体访谈亦多有涉及。我之所以在这里又旧话重提，为的是把写诗的源头说清楚。 （二） 书法里有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就是书法表现什么内容，也即是，书法写什么。常见的做法是抄写优秀诗词曲赋、经典言论或著作，最大量的是抄写诗和词，而又以诗为最多。 这种做法源远流长，可以看作是书法界的一个重要传统。极受当代人推崇的几位书法大家，如张旭、黄庭坚、王铎、董其昌等，他们就曾以其精湛传世的书法艺术表现同样精湛传世的名家诗篇。 唐代大书法家张旭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墨迹，最著名的就是《古诗四帖》。他以其在中国书坛独具开创性的狂草，书写了四首五言诗，让历朝历代文人墨客惊叹不已，爱不释手，前赴后继临摹效仿，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狂草书家。 北宋著名书法家黄庭坚，以瘦劲奇崛、用笔紧峭、气势雄健、飞动洒脱的草书，写就了李白的《忆旧游诗卷》，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草书名作。我国当代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几年前指点我，学习草书一定要临这本帖。 宋高宗赵构《行书白居易诗卷》草书《洛神赋》明代王铎《草书唐人诗帖》清代董其昌《草书赤壁怀古卷》等，都是抄写诗词曲赋，都是我国书法宝库中的经典之作。至于《千字文》《般若波罗蜜心经》《前后赤壁赋》等，是众多书法家的共同爱好，成为他们书法表现的经典内容。 书法界的这一传统，堪称中华一绝。书法痴心于诗词，书法家钟情于诗词。书法借助诗词，生成多彩意蕴；诗词借助书法，获得广泛传播，书法与诗词珠联璧合。满腹经纶，成为书法家必要的文化素质；腹有诗书气自华，便成为古训。 所以，我国当代书法家，挥手便抄古人诗词曲赋，无可厚非。为了书法而刻苦学习诗词曲赋，值得称道。 （三） 然而，当今书坛有一种声音此起披伏，就是倡导书法家不做“文抄公”，要书写自己的诗作。一些人甚至讥笑只是抄写他人诗作的书法家。对此，我一直持保留态度。 第一，金无足赤，人非完人。吟诗作对，并非人人都会，也非人皆必须，即使是书法家亦同此理。对此，不必苛求。 第二，同为书法家，甲擅作诗词，乙精于散文，丙善于文论，还有出身理论界、科学界、政界的书法家，各有所长。不应自恃能诗擅词而自傲，要是别人以己之长讥讽你，你又有如何感受呢？ 第三，作书若只是自我消遣，书作若只是藏而不露，书法家写什么都无妨。若作馈赠礼品、投放市场、悬挂于公共场所，书写什么需要特别讲究，适合得当。书法家的自作诗如果不够品位，还不如抄写著名诗文，免得精美的书法作品遭遇尴尬处境。 第四，具备条件的书法家，应当学习吟诗作对。书法表现的内容既有古人诗词，又有自作诗篇，岂不美哉？！ 说到我本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属于“具备条件者”。从大学、研究生（同等学历）到博士毕业，其间包括当教师，前后共10年，我一直沉醉于我的哲学专业，而哲学思维主要是理性思维、抽象思维，纠结于概念、判断、推理；而诗歌当属文学，文学思维主要是形象思维和意象思维，是理性深藏其后的感性。诗歌也需要抽象，但抽象的结果必须形成意象而不是形成概念。这样的我，具备写诗的条件吗？ 这个问题，当然无需深思，无需论证。我想要写诗的冲动突破了我能否写诗的顾虑和犹豫。我开始写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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