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川马家塬墓地相关问题初探

张家川马家塬墓地相关问题初探

王辉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张家川马家塬墓地自2006年开始发掘以来，至2008年连续进行了三个年度的发掘。共发掘墓葬11座、祭祀坑1座，出土了装饰精美的豪华车辆和大批反映当时东西南北文化交流的实物资料[1]。本文就马家塬墓地的时代、族属、文化因素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  墓地概述

 马家塬墓地由59座大小、等级不同的墓葬和祭祀坑组成。墓地以大型墓葬M6为中心，中小型墓葬在其上部及左右呈半月形分布，墓葬均为东西向。己发掘的墓葬中除M6外，均为阶梯式墓道竖穴偏洞室墓，竖穴呈东西向，洞室位于竖穴北壁西部，也就是竖穴墓道的长边一侧。按照墓葬的大小、随葬车辆的多寡和墓葬阶梯的数量，可将己经发掘的9座墓葬分成五种类型。

大型墓在整个墓地中只发现1座（M6），为两侧九级阶梯式墓道、中间为斜坡墓道的甲字形木椁墓。墓葬多次被盗，残留有殉狗、残车三辆和殉马四匹。

中型墓有九级阶梯。分别为M1、M3和M16，其中M16在竖穴东北角有殉狗。竖穴中随葬车四辆。竖穴中随葬的车可分为三类，分别为髹漆并以镂空铜饰件装饰的车、髹漆车和无任何装饰的木质车。在竖穴中还随葬有马头、牛头和牛、马的其他部位。墓室分为前室和后室两部分，前室随葬有一辆以金、银镂空花饰和动物饰件、错金银（贴金银铁饰件）及汉紫、汉蓝装饰的车辆一辆。

次中型墓有七级阶梯。M14的竖穴东北角有殉狗。在竖穴中随葬有车三辆，车辆的前端放置牛头和马头。竖穴中的车辆分为以金银镂空饰件、料珠和镂空锡饰件装饰的车、髹漆车和无装饰的木质车四类。

小型墓分为A、B两类。A类有五级阶梯。有的随葬车一辆，有的无车，仅在竖穴中放置马、牛头和车饰。车辆以料珠和镂空锡饰件装饰；B类有三级阶梯。竖穴西北角有殉狗。有的随葬有无装饰的木质车辆一辆及牛头和羊头。有的仅在竖穴中随葬有马头、牛头和少量车马饰件。

祭祀坑中分层放置牛、羊、马的头骨。

葬式均为单人仰身或侧身直肢葬，大、中型墓发现有木棺残迹。头向北。在墓主身上和身体周围普遍发现有料珠、绿松石和肉红石髓珠，并有耳环、项饰和带饰。其他随葬器物因墓葬级别的不同，材料的质地有所区别，高等级的墓葬使用金银，而低级别的墓葬使用锡。

随葬器物中数量最多的是各类质地的珠子，计有绿松石、肉红石髓、金、银、玻璃和玻璃态材料。这些形状和质地不同的珠子装饰于车马、死者身体或服饰上，绿松石和肉红石髓还用于镶嵌。玻璃态材料中还发现有杯子和疑似杯子的残片。珠子的排列在部分墓中可看到一定的规律。

金银器在马家塬墓地高等级的墓葬中也被普遍使用，是仅次于玻璃和玻璃态材料的随葬器物。有些小型墓虽然也出土金银器，但无论从数量还是精美程度上远不如大、中型墓葬。似乎金银器的多寡和精美程度代表了墓主人身份的高低。金银器多为车马饰件、人体和服饰上的装饰品，容器有银杯2件。制作工艺丰富多样，目前初步观察到的有铸造、包金、炸珠、焊接、镂空、锤揲、錾刻、掐丝、鎏金、嵌金银等。花纹母题主要是动物纹、鸟纹和其他各类镂空花纹。动物母题中有虎、牛、马、羊、龙、蛇等。以金银饰件装饰的车辆主要见于大、中型墓中，一般与嵌金铁车饰、料珠以及其他饰件等共同使用，而且装饰在每辆车上的同类动物，造型各不相同，镂空花纹也不一样。人体装饰有璜形金银项饰、金耳环、银耳环、镶嵌有肉红石髓及玻璃的腰带饰、刻有龙纹的银扣、金管饰、金银珠、椭圆形小银环等。其中椭圆形小银环和金银小圆珠往往与汉紫、汉蓝珠及肉红石髓珠、绿松石珠一起搭配使用，装饰在车辆、马匹、人的身体或服饰上。另外还发现有银制鞋底。

铜器中以有镂空花纹的三角形、菱形、方形和大角羊形的车饰件为大宗。同金银饰件一样，不仅每辆车上的花纹和组合不雷同，而且车舆与车轮的花纹和组合都不雷同。容器数量较少，种类有鼎、壶、甗、茧形壶、鬲等。兵器有戈和镞。车器主要为车軎、车辖、伞箍、盖弓帽、节约、铜铃、轭饰等。另外还有带有骨鞘的铜刀。

铁器以嵌金银的车饰件和车马器为主，另外发现有铁戈、铁矛、错金铜柄铁剑等兵器。车马器中有双环马衔、错金银（贴金银）车軎及车饰。

锡制品主要为车饰和带饰，主要发现于次中型墓和小型墓中。车饰为三角形镂空花饰件和方形镂空花饰件。另外还出土有马、牛及人形俑。

陶器发现很少，仅见于小型墓，主要器型有饰有绳纹的灰陶高领罐、弦纹红陶甑、红陶单耳罐、红陶铲足鬲等。

 

M1一1号车轮及饰件

二  马家塬墓地的年代

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遗物中以各类质地的珠子为最多，其次为金银装饰品，铜器和陶器较少。可资断代的资料主要为铜器和陶器。

M15所出的铜鼎与凤翔高庄野狐沟M1、泌县官庄M3、咸阳黄家沟M43等地出土的铜鼎器形一致，都具有三环纽盖、两附耳、三短蹄足和圆底球腹式的风格，其时代为战国晚期；马家塬M1出土的铜鼎则与陕县M2011和凤翔高庄M16所出土的铜鼎形制相同，同为扁球形附耳鼎，时代为战国末至秦初[2]。马家塬M16出土的铜壶也与凤翔野狐沟M1所出的铜壶相同，均有口外侈，粗颈，深腹，腹壁平缓，束腰式圈足，肩饰辅首衔环耳以及腹饰三周弦纹的作风；而M1、M14出土的铜壶则整体略显瘦高，长颈，圆腹，直壁式高圈足，饰辅首衔环耳以及腹饰三周弦纹的器形，与咸阳黄家沟M43和平凉庙庄M6出土的铜壶相同，属于《两周时期铜壶形态学研究》中的ⅢB5式圆壶，其年代分别为战国偏早和战国末期至秦初[3]。

同样，M1出土的铜甗与陕县M3401所出的铜甗形制相同，为上甑下釜以子母口套接分体式，甑底有开有气孔的箅，釜为球腹圜底，也具有战国晚期的风格。M1所出土的锐长援、中长胡三穿戈是秦昭王或庄襄王末年以前战国型秦戈的常制。M1出土铜茧形壶也具有战国晚期的风格。

马家塬墓地所出陶器中仅见红陶单耳罐、灰陶绳纹高领罐、子母口灰陶绳纹罐、红陶釜及铲足鬲残片。在M12、M15出土的高领灰陶绳纹罐，与宝鸡建河战国晚期的秦墓中所出的同类罐形制相同，而M1出土的红陶单耳罐则与宝鸡建河M11中所出土的单耳罐一致，同属战国晚期[4]。因而，我们可以将马家塬墓地的整体年代定在战国晚期至战国末期、秦初。其中M15和M16可早到战国晚期偏早，M1、M14为战国末期至秦初。

M3全景，南向北照

 

三  文化因素

马家塬墓地的文化因素较多，包含有欧亚草原东部的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的因素；欧亚草原地带中、西部的斯基泰、塞克、巴泽雷克等文化的因素[5]秦文化和甘青地区传统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

马家塬墓地的阶梯式墓道竖穴偏洞室墓独具特色。洞室开于竖穴长边一侧的洞室墓早在新石器时代的甘青地区就有发现，其直接来源被认为是商末周初刘家村姜戎洞室墓和陕西长安县张家坡西周洞室墓[6]。两侧为阶梯式墓道、中间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大型木椁墓同样也不见于其他地方。但以三、五、九级阶梯区分墓葬等级的观念应该是受到中原文化和秦文化影响的产物。

出土车辆中髹漆装饰是中原传统风格，单辀、双轮是中原传统车的形制，而以大量金、银、嵌金银铁和料珠装饰的车辆则仅发现于马家塬墓地。高大多幅的车轮、长车毂的特征被认为是草原地带的车辆的特征之一[7]。因而，可以认为马家塬墓地出土的车辆是融合了中原文化、草原文化的风格而形成的独具特征的车辆。另外，具有剪纸效果的镂空虎形及大角羊形金银车饰虽然受到我国北方系青铜文化的影响，但其造型手法在我国北方青铜文化中也属罕见。

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和欧亚草原中、西部草原文化中的主要共同因素兵器、动物纹（也称野兽纹）和马具在马家塬墓地已具备，殉牲、北方青铜器与金饰品共存也是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

铜器中可以确认为北方青铜文化因素的器物有管銎式三翼镞、有銎式三翼镞、剑、刀、铃、纽柄铜镜、蛇纹、杖首（杆头饰）、大角羊形铜车饰及镂空花形铜车饰等[8]。

在约公元前2000年饰有蛇纹的陶器在中国西北及鄂尔多斯一带产生，并逐渐蔓延开来[9]。蛇纹鬲在内蒙古中南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分布密集，出现时代早、延续时间长、序列完整[10]。而蛇纹铲足鬲在春秋时期出现于甘谷毛家坪遗址中[11]，战国时期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和东南部，其影响可及关中平原和宁夏南部地区。马家塬墓地出土的蛇纹铜铲足鬲是模仿蛇纹陶铲足鬲的产物，是结合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和甘青地区传统文化的因素而产生的。

从文化传统来看，大量使用金银器，尤其是装饰多用金银器的传统是这一时期欧亚草原地带的斯基泰、巴泽雷克等文化和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特征之一，和中国中原传统文化中主要以玉为装饰的传统不同。在斯基泰等文化中镶嵌和炸珠工艺在金器制作上也被广泛使用。就世界整体而言，“欧洲东部、地中海东岸、北非及西亚一带的古文明不仅对黄金的认识早于世界其他地区，也赋予黄金无比崇高的地位，它通常象征了财富、王权或军权、神权，甚至代表了不朽的永恒”。[12]艾玛邦克也曾指出中西对黄金态度的不同。在西方，金是社会上层阶级作为权贵与永恒不朽的主要象征。它为生者所珍惜，也作为防止尸体腐坏的护身符。在中国，虽然黄金的使用最早见于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但与西方不同的是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在黄金己成为财富象征的汉代，玉仍然在表现礼制中有重要的作用，人体装饰品仍以玉为主要材料。而在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当黄金被人们认识后，人体装饰即成为黄金应用的第一个领域，金饰品也成为北方文化和西北文化集团的一种标识[13]。

对黄金的进一步认识始于商代。商代的黄金制品可分为北方地区、中原地区和西南蜀地三个大的文化系统。在北方地区黄金制品全出于墓葬，作为身体装饰，是权利与财富的象征；中原地区大多出于墓葬和车马坑，作为器物表面的装饰或马具，并不特别作为国家、血缘或权力等象征之物，代表这些的是青铜礼器；蜀地的黄金制品全出于祭祀坑，作为祭奠中的主要角色之一，玉和青铜共同营造了一个具有超越人间的神之国度[14]。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出土大量金器的墓葬有春秋晚期的宝鸡益门村2号墓、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中和内蒙古伊克昭盟阿鲁柴登匈奴王墓。在战国中晚期金器的制作工艺也日渐成熟，金银镶嵌技术也日臻完善。从欧亚草原看，在哈萨克斯坦北部曾有过一个“金子的时代”，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就记载了格里芬看守黄金的传说。这一时期的阿尔泰地区异常广泛地使用黄金，同时在整个欧亚草原地带也开始出现大量黄金制品。吉谢列夫将其归之于亚历山大入侵中亚、同北方贸易的中断，引起采金地黄金积压所致[15]。从马家塬墓地的情况看，在己发掘的墓葬中未见到任何玉器，金制品主要为各类人体、衣服装饰和车马饰件。从文化传统上来说，应是结合了中国北方青铜文化、西北地区传统文化和欧亚草原文化的因素。象征着墓主的财富和地位。

马家塬墓地的多彩镶嵌、炸珠、掐丝等工艺与欧亚草原地带的金器工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肉红石髓和玻璃用于镶嵌及炸珠、掐丝等工艺都属于埃及、地中海、古代苏美尔——巴比伦和波斯等地的早期传统装饰风格与工艺，在巴克特里亚青铜文化中就发现有公元前2000～前1800年镶嵌有玛瑙和绿松石的金虎[16]。在我国二里头文化的铜器上有绿松石镶嵌，但金器的宝石镶嵌几乎没有发现。在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金器中，镶嵌工艺主要用于带饰和其他人体装饰品上，以肉红石髓、绿松石或费昂斯（faience）镶嵌。而这类工艺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前4世纪的欧亚草原斯基泰等文化中被广泛使用，镶嵌的形状也与马家塬墓地相同，多呈新月形、“逗号”等形状。炸珠焊接组成的相对三角形纹样同样见于欧亚草原中部和西部的斯基泰文化和阿尔泰文化中[17]。从马家塬墓地出土耳环的风格观察，其总体特征和欧亚草原的游牧文化中发现的耳环极其接近。水滴状的黄金坠和绿松石坠在斯基泰文化中也多见。短双锥形的金珠也是斯基泰文化中常见的装饰品。

M16出土的虎噬羊纹长方形金带饰和带钩具有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的风格，而有钩状巨喙的鹫格里芬和蛇相斗纹的长方形带则是斯基泰文化和巴泽雷克文化常见的装饰风格。同样，M14带饰上虎背上所见的鸟首也可能来源于斯基泰和巴泽雷克文化的因素[18]。

银器在中国的使用首先见于四坝文化的银鼻饮。商周时期极为少见，到战国时期才较多出现。而在巴克特里亚公元前2000～前1800年的青铜文化中发现较多。在马家塬墓地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有镂空花纹的银车饰、装饰于人体的银珠以及作为饮器的银杯等。我们认为使用银器的传统仍有可能是源于欧亚草原中西部的文化传统。而银杯上模仿皮囊缝制的制作方式具有浓郁的草原文化风格。银鞋底仅仅见于M16，同样的鞋底也曾在鄂尔多斯地区的出土，只不过后者饰有花纹[19]。

璜形金项饰在长城沿线春秋早期至战国时期自东向西均有分布，在青海化隆县下半主洼卡约文化墓葬中就发现了璜形金项饰。在境外的外贝加尔、鄂毕河上游、伊尔库茨克州等地均有出土，被认为是斯基泰时期的遗物，不早于公元前7世纪[20]。这类璜形项饰的源头有可能来源于齐家文化，在洮河上游的临潭陈旗磨沟遗址中就出土了和北方草原地带形制相同的铜璜形项饰，年代在齐家文化晚期。不过马家塬墓地所出土的金银璜形项饰形制与上述有所不同，其形状为宽半环形，应是前一种璜形项饰的发展。

纯锡制品的发现极少，马家塬墓地出土了镂空花纹车饰、带饰、动物以及人形俑。车饰和带饰也是受北方青铜文化影响的因素。而锡人形俑戴有尖顶帽，似乎是受到了塞克文化服饰的影响。

马家塬墓地出土的费昂斯（faience）、人工合成颜料（汉紫、汉蓝和铅白）材质的器物数量是最多的，种类也比较丰富。我国最早的玻璃器发现于西周，在战国时期得到比较广泛的使用。马家塬墓地M6出土的5件蜻蜓眼玻璃珠，既有古波斯式的，也有受中国式的新月形眼纹的复合蜻蜓眼玻璃珠。汉蓝在中国和日本发现过，汉紫仅在中国出土，被认为在中国生产并为中国特有。费昂斯（faience）在战国晚期中原地区己成衰落趋势，但在西北和西南仍有发现，如马家塬墓地仍有大量出土。釉陶杯的器形和风格在国内罕见，似乎有外来文化影响的因素，但其上的七圈纹饰中紫色部分经检测为汉紫，说明国产的可能性很大。马家塬墓地所出的玻璃和玻璃态材料制品呈现出一种非常多样化的面貌，而且有着丰富的来源，外来与国产同出。但由于发掘和检测工作仍然正在进行当中，所以关于这些器物的工艺、产地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意义等问题，还有待今后的深入研究。

随葬器物中的铜壶、鼎、茧形壶、戈，陶釜、灰陶罐等应是来自于中原和秦的文化因素。

单耳红陶罐、铲足鬲是甘青地区古代文化中的传统器形，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北方草原文化中多有发现。关中秦墓中所出土的单耳罐类器物和铲足鬲也被认为是受甘青地区的影响所致。

综上所述，在公元前10世纪以后，在欧亚草原地带形成了具有相同文化因素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这些文化同我国甘青地区的古代文化中存在密切而频繁的文化交流。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是双向而且复杂的过程，存在着认知观念、技术和实物等多方面的交流。文化的传播并不一定仅是实物的交流，也有认知观念和技术的交流。马家塬墓地所出土的一些遗物虽与欧亚大草原中西部的实物形态上有所区别，但是其技术和观念的引入当和这些地区有密切的关系。至于传播路线不仅有东西的，还有南北的，其中有一条从内蒙古中西部，经宁夏、甘肃和陕西，进入四川云南的路线是当时很重要的一条路线[21]。

 
M12：6 项链

四   马家塬墓地族属蠡测

从以上文化因素分析可以看出马家塬墓地存在多种文化因素，这对于族属的确定带来一定的困难。首先我们从文献记载的在这一地区生活的族群开始观察。

文献记载两周时期活动在甘肃东部和东南部的是秦人和西戎。秦建国以前，封地仅限于以西犬丘为中心的陇右一隅之地，杂处于西戎之间，因此也被东方诸国视为戎狄。西周“戎”的构成虽然比较复杂，但其与在商代被称为“羌”的部族有密切关系。被周人称为“戎”的部族大约在宝鸡附近及其以西、以北地方。这一地区既是秦人的老家，也是西戎活动传统区域。其族属就有秦和西戎两种可能性。

关中地区的秦墓形制主要有长方形竖穴十扩墓和洞室墓两大类，长方形竖穴十扩墓占绝大多数，洞室墓在战国中晚期才出现。葬式以屈肢葬为主，直肢葬较少且主要见于洞室墓中。洞室墓又可分为偏洞室墓和直线式洞室墓两种，在战国晚期以直线式洞室墓为主。铜器的组合为鼎、甗、壶、鍪，日用陶器组合为鬲、釜、盂、罐，茧形壶也常见[22]。可以看到战国秦人墓葬形制、葬式和随葬品组合与马家塬墓地有较大的区别。墓葬形制和葬式在文化认同、族群的共同心理和传统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马家塬墓地的族属不是秦人。马家塬战国墓地的族属既然不属于秦人，就应当是属于活动在这一地区的西戎。

偏洞室墓是羌戎民族初创的一种墓葬形制，起源于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此后在青铜时代的诸文化中也有大量的偏洞室墓发现。商末周初刘家墓地发现的洞室墓也被认为是属于姜戎的。马家塬墓地的阶梯式墓道的偏洞室墓也应属于西戎文化的特征。

俞伟超先生曾指出铲足鬲来源于西北的戎人文化[23]。在甘谷毛家坪遗址中出土有包含铲足高的B组遗存和西周到战国时期属秦文化的A组遗存并存，B组遗存的族属被推断为属于西戎中的冀戎[24]。近年来在礼县西汉水上游进行的考古调查中也发现以铲足鬲为代表

的遗存与秦文化分属于两个系统，它们的分布中心各不相同，又有交错，与史书所记载的秦戎之间的状态相吻合[25]。而从这种高在战国中晚期才出现于宝鸡地区的秦墓的情况分析，也说明它不是秦文化的固有因素。马家塬墓地和西汉水上游等地发现的铲足高说明使用这种高的恐怕不限于冀戎，而是这一地区好几个西戎部族共有的器种。战国中晚期这种高东移至关中地区，表明了西戎部族的东进。

和马家塬墓地一样大量使用金器的宝鸡益门村墓葬也被认为是属于秦穆公霸西戎所灭的西戎诸国中某国的戎王[26]。共同具有大量使用金器的传统，表现了共同的族群心理和传统。

中国北方在东周时期存在着戎、狄、胡等多个民族，他们的考古学文化既有共性，又有差异[27]。更有学者明确地指出宁夏南部的这类文化遗存属于乌氏之戎[28]。这类考古学文化和马家塬墓地应当是属于西戎不同部族的考古学文化，这也是符合史书所记载的西戎活动范围的历史实际的。

汉蓝珠 M16:19

 

五  小结

 

据《史记》记载，在陇山东西两侧有八支西戎部族分布，马家塬墓地属于哪一支西戎部族目前仍然无法确认。但该墓地的大、中型墓葬随葬有大量金银器、铜礼器等代表身份和财富的随葬器物，墓葬的规格很高，因此，我们认为马家塬墓地可能是一支西戎部落首领及贵族的墓地。

以马家塬墓地所代表的西戎文化是融合多种文化因素而形成的。这种多样的文化因素的融合既有共同经济形态和文化交流方而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因素。我们要把它放到当时大的历史背景中考虑。而这个大的历史背景可能与秦穆公霸西戎、商鞅变法和亚历山大东征所带来中亚等地的希腊化过程有关。

对秦戎关系的记载主要见于《史记·秦本纪》和《匈奴列传》中。非子封秦以后，由于和周王室发生政治联系，受命“诛西戎”，此后的秦国不仅要与占据“歧、丰之地”的戎人斗争，还要与西部的邽、冀、翟、豲之戎、北部的混夷、乌氏、朐衍之戎斗争，与戎人斗争的成败，关系到秦国的存亡和发展。此后，从秦文公开始的100余年中，秦戎之间的斗争连绵不断。秦穆公时“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通过这场战争，这些戎族所建之国在政治上归服于秦。这样秦人才使其后方统治巩固下来，并开始与中原大国争霸。

秦穆公霸西戎之后，秦人与戎人之间关系的记载多为秦人和义渠戎和大荔戎等秦国东部戎人的征服战争，也就在这时期，东方诸国的华夏认同逐步形成，随着秦人的华夏化，被秦人征服的西戎诸族也被华夏化。

总之，秦戎关系经历了由相对友好到敌对关系，随着秦国的强盛，西戎逐渐被秦国所征服，除了迁徙远走的戎人之外，还有大量的戎人仍然留在当地，也有被秦人迁移到关中地区的。秦自商鞅实行变法以来兵精粮足、民富国强，对中原诸国励行耕战、富国强兵的政令措施努力仿效，凡对能入秦从事耕战的中原与西戎之民也积极招徕。而且，秦人为了打败六国、维持进行统一战争的需要，也必须稳固后方，对被征服的西戎诸族也会采取羁摩和怀柔的政策。同时还保持了与西戎之间的贸易关系，秦人用重金从西戎的手中交换马匹。秦始皇时还对从事秦戎之间贸易的商人乌氏倮以封君的待遇，以表彰他对秦戎贸易的贡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其事曰:“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纳物，间献遗戎王。戎王十倍其偿。畜至用谷量牛马。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侯朝请。”

马家塬墓地中的秦文化因素大约是由上述的原因造成的，既有来自政治上的赏赐、馈赠而来的，也有模仿秦文化的因素而来的，可能还有通过贸易渠道得来的。西安北郊战国墓葬中出土的具有北方青铜文化风格的铸造模具[29]被林嘉琳教授认为是秦人为草原游牧人生产器物所用的，为秦戎之间的贸易的存在提供了旁证。而且，我们还可以认为马家塬墓地所出土的秦文化风格的铜器和具有北方草原文化风格的器物产地也可能是关中平原。

大量的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和欧亚草原文化因素的出现一方面与经济形态有关，另一方面与秦穆公霸西戎和亚历山大东征有关。秦穆公霸西戎事件的影响巨大。随着部分西戎的继续西迁以及匈奴的崛起，月氏之一部迁至阿尔泰山，一部进入楚河、伊犁河流域，另一部则向南，进入河西走廊，赶走了在敦煌一带活动的大夏，迫其西迁。由于这次民族迁徙，于是在欧亚草原上出现了一条东西方贸易的商道。控制商道东段的是月氏人，控制西段的是斯基泰人（或称塞人）[30]。由于马家塬墓地处于东西、南北交流的交通要道，又与北方草原地带接壤，因此墓地中又包含有大量北方青铜文化和欧亚草原中西部的因素。

在甘肃东部、东南部和宁夏中南部还存在有多支与其相近的文化遗存，有可能也与西戎有关。在马家塬周围的调查中也只见到与马家塬墓地时代相近、文化面貌基本相同或接近的墓地，而未见到遗址，其经济形态是否为游牧形态尚不得而知。这些墓地与马家塬墓地的关系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马家塬战国西戎墓地所代表的西戎文化就是由多种文化因素构成的，这就是它本身的面貌。

 

注释

[1]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2007~2008年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0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博物馆《2006年度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源战国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9期。

[2] 陈平《关陇文化与赢秦秦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陈平《试论关中秦墓铜容器的分期问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3,4期。

[3] 高崇文《西周时期铜壶的形态学研究》，俞伟超主编《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

[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建河墓地》，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

[5] 欧亚草原被分为从大兴安岭到阿尔泰山的东部、从阿尔泰山到乌拉尔山的中部和从乌拉尔山到喀尔巴阡山的西部二个部分。见雪嶋宏一《スキタィ骑马遊牧国家の历史と考古》，雄山阁，2008年；藤川繁彦《中央ュ一ラシアの考古学》，同成社，1999年。

[6] 同[2]陈平《关陇文化与赢秦文明》。

[7] 关于中国北方青铜文化国内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此不再赘述。参见杨建华《中国北方东周时期两种文化遗存辨析》，《考古学报》2009年第2期；杨建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文

物出版社，2004年；罗丰《近年来以陇山为中心甘宁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北方青铜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北方民族考古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1982年8月罗丰《固原青铜文化初论》，《考古》1990年第8期；许成、李进增《东周时期的戎狄青铜文化》，《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延世忠、李怀仁《宁夏西吉发现一座青铜时代墓葬》，《考古》1992年第6期；罗丰、韩孔乐《宁夏固原近年来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考古》1990年第5期杨宁国、祁悦章《宁夏彭阳县近年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考古》1999年第12期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阳县文物站《宁夏彭阳县张街村春秋战国墓地》，《考古》 2002年第8期；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研究》，载《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乌恩岳斯图《论青铜时代长城地带与欧亚草原地区的文化联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庆祝伶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8] 川友正治《汉代以前のシルケロ一ドヘ运ぼれたとラスズリヘ》，雄山阁，2006年。

[9] 李水城《中国北方地带的蛇纹器研究》，《文物》1992年第1期。

[10] 杨泽蒙《朱开沟文化因素分析与周邻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王志浩主编《鄂尔多斯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上册，远方出版社，2004年。

[11]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系《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第3期。

[12] 李建纬《商代黄金制品研究——从身体与物之空间现象分析》，《美术考古与文化资产:以台湾学者的论述为中心》，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

[13] 乔梁《黄金与美玉——中国古代农耕玉畜牧集团在首饰材料选取中的差异》，黄翠梅主编《2003年海峡两岸艺术史玉考古学方法研讨会论文集》，台南艺术大学，2005年。

[14]同[12]。

[15] 参见齐东方《中国早期金器研究》.《华夏考古》1999年第4期；白黎璠《夏商周金器研究》，《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吉谢列夫著《南西伯利亚占代史》（下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年。

[16] 田边胜美、前田耕作《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第15卷《中央ァジァ》，小学馆。

[17] 参见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下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5年；同[16]； Scythian Go1d-Musem of Historic Treasures of Ukraine, 1992年；《ッケルケ一ロドの宝》，1985年；Joan Aruz,Ann Farks, Andry Alekseev, and Elena Korolkova，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Scythianand Sermatian Treasures From the Rassian Steppes, The Metroplitan Museum of Art, Yale UniversityPress, 2000.

[18] 同[17]及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明的几点思考》，《考古学报》2002年第4期；乌恩《略论欧亚草原早期游牧人艺术中的卷曲动物形象》，《考古》2002年第11期；林俊雄《ゲリフィの飞翔ヘ圣兽かぅみた交化交流》，雄山阁，2007年；乌恩《论中国北方早期游牧人青铜带饰的起源》，《文物》2002年第6期。

[19] 鄂尔多斯博物馆《鄂尔多斯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20] 同[7]乌恩岳斯图《论青铜时代长城地带与欧亚草原地区的文化联系》。

[21] 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载《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

[22] 参见藤铭予《论关中秦墓中洞室墓的年代》，《华夏考古》1993年第2期；田亚岐、赵士祯《东周时期关中地区国人秦墓棺椁的演变》，《秦都咸阳与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藤铭予《关中秦墓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

[23] 俞伟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学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先秦两汉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24] 赵化成《甘肃东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载《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90年。

[25]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26] 赵化成《宝鸡益门村族属管见》，《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同[3]陈平《关陇文化与赢秦文明》；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宝鸡市益门村二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10期。

[27] 杨建华《中国北方东周时期两种文化遗存辨析——进而论戎狄与胡的关系》，《考古学报》2009年第2期；许成、李进增《东周时期的戎狄青铜文化》，《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

[28] 罗丰《固原青铜文化初论》，《考古》1990年第8期。

[2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秦墓》，三秦出版社，2006年。

[30] 谷苞主编《西北通史》第一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