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寅: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的初步研究 原创 2017-01-24 张寅 先秦秦汉史 先秦秦汉史 xqqhsyj 先秦秦汉史研究，先秦秦汉史讨论，学术与随笔，讨论与共鸣 「喪葬禮制」專輯 2016年12月16日至18日廈門大學歷史系召開「中國古代喪葬禮制青年學者研討會」，共有21位青年學者與會，分別進行專業報告，熱烈討論。會後張聞捷與游逸飛商議撰寫會議報導，進而以「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二十二）」的名義，邀集部分與會學者惠賜相關稿件，組成「喪葬禮制」專輯，在「先秦秦漢史」公眾號上推送，拋磚引玉，以饗學界。這也是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第一次嘗試舉辦的網路活動。歡迎大家支持研習會，惠賜相關文章，充實「喪葬禮制」專輯。 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的初步研究 张寅（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讲师）
关键词：东周 西戎考古学文化 类型 文化系统 摘要：本文对东周时期西戎考古遗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将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五个类型。通过对各类型之间的比较，认定东周时期西戎考古学文化应具有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其一来源于北方草原文化，其一来源于甘肃东部的寺洼文化，这两种文化系统共同构成了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的主体。
史书中有关“西戎”的记载，可以上溯至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但比较而言，东周时期西戎的活动地域及历史脉络相对较清晰一些。所谓东周西戎，其实是中原华夏族对秦晋以西广大地区游牧或畜牧部族的一种统称。《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当时之时，秦晋为疆国。晋文公攘戎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从史书的记载看，东周时期西戎支系繁多，他们或为部族，或已建立了国家。然而，由于史书中有关西戎的记载较为简略，长期以来史学界尽管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梳理和考证，但对其族系及文化的认识仍然十分模糊。近二、三十年来，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在以陇山东西两侧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有关西戎的文化遗存不断被揭示出来，诸如宁夏南部的“杨郎类型”、甘谷“毛家坪B组遗存”等。而张家川马家塬西戎贵族墓地、陕西黄陵寨头河墓地的重大发现，更颠覆了我们对西戎文化的传统认识。近年来，笔者在我的导师赵化成先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辉所长等先生的带领和指导下，在甘陕一带从事早期秦文化和西戎文化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在有关东周西戎文化的认识方面积累了一些心得体会，在此提出来以就教于学界。
一、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有关东周西戎的研究，史学界曾就其起源、族系、活动地域以及与秦晋的关系等方面有过大量的讨论。但由于文献记载颇为简略，致使研究文章不少，而公认的定论不多，往往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种背景下，要想对东周西戎的认识有所突破，必定需要考古资料的支持，需要从考古学文化角度加以研究。 历史上因为西戎与西周王朝及秦国的毗邻关系，故有关西戎遗存的首次发现也是伴随着对周秦文化的探索而开始的。1934—1937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在对陕西省宝鸡斗鸡台遗址进行发掘时，在沟东区清理了104座两周时期的墓葬，而其中有4座墓各出土了1件铲脚鬲（即铲足跟袋足鬲，一般简称为铲足鬲）。苏秉琦先生当时便明确将其与周秦式陶鬲加以明确区分，并指出它与甘肃洮河流域的寺洼鬲有更近似的形态。诚然，学术界现在已经认识到斗鸡台出土的铲足鬲是东周西戎文化的典型器物，其原生地当在甘肃东部一带。 1982—1983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共同发掘了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在该遗址首次发现了西周时期的秦文化遗存（“A组遗存”），同时也揭露出以夹砂红褐陶为特征的“毛家坪B组遗存”。 “毛家坪B组遗存”的器类有双耳或双鋬的分档袋足鬲、高领深腹罐、双大耳罐、双耳平口罐，其色泽不匀，多素面，少绳纹。分档鬲中有四件铲形足根，即所谓的铲足鬲。这种遗存从春秋中期开始出现，一直延续至战国中晚期，并与秦文化相伴而存在。赵化成先生指出它不是由西周秦文化发展而来，而是新出现的外来因素，并推测这种遗存可能是东周西戎之分支“冀戎”的遗留。毛家坪遗址的发现证实斗鸡台乃至关中地区的铲足鬲的确不是秦文化的传统器物，与秦文化渊源无关，而是西戎文化带给秦文化的一种影响。“毛家坪B组遗存”的发现正式揭开了对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认识的序幕。 稍晚，在宁夏南部和甘肃东部，陆续发现了很多北方系青铜文化的分布地点。其中经过系统发掘的地点有固原杨郎、彭堡两处。许成、李进增先生在《东周时期的戎狄青铜文化》一文中指出这些地点文化内涵比较接近，以杨郎墓地的资料最丰富，最有代表性，即命名为“杨郎类型”，并且认为 “杨郎类型”所代表的一类考古遗存，应该都是东周时期西戎活动所留下的。 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陇县店子秦墓》、《塔儿坡秦墓》、《华县东阳》等一大批关中秦墓考古报告的相继出版，学者们注意到关中秦墓中存在着大量“戎风格”的器物，韩伟先生指出这些“戎风格”器物“在秦墓中的出现，不会早于战国时代，它不是从春秋到战国期间秦墓中始终存在，绵延不绝的典型器物”，故学者们推断这些“戎风格”器物可能与西戎有关。 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又有很多重要的西戎考古遗存被发现。其中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墓地与陕西黄陵寨头河墓地就是其中的代表。它为研究战国时期的西戎文化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马家塬墓地从2006年开始，已连续进行了多年的考古发掘。发现的数十座大中型阶梯墓道竖穴偏洞室墓，其随葬品之奢华，内涵之丰富，彻底颠覆了我们对西戎文化的传统认识。王辉先生在《张家川马家塬墓地相关问题初探》一文中，对马家塬墓地的时代、族属、文化因素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地讨论，这为我们深入认识战国时期西戎高等级贵族墓葬文化奠定了基础。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延安市文物研究所和黄陵县旅游文物局对黄陵县阿党镇寨头河村的战国墓地进行了全面勘探及发掘，清理墓葬90座、马坑2座以及殉埋青铜短矛的方坑1座，出土了一批丰富的战国时期戎人遗存。寨头河墓地系晋陕高原首次发现并完整揭露的唯一一处戎人墓地，与魏国关系密切，为研究商周以来戎人的迁徙和流布提供了新线索。孙周勇、孙战伟、邵晶先生在《黄陵寨头河战国墓地相关问题讨论》一文中，通过对寨头河战国墓地的分析研究，指出其个别遗物与寺洼文化存在渊源关系，这对厘清东周西戎文化来源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此外，还有许多对于陇山地区东周西戎遗存进行综合研究的专文。罗丰先生在《固原青铜文化初论》一文中，通过对固原地区已发现的东周西戎遗存进行研究，对固原地区东周西戎文化面貌做了全面概括。史党社先生在其博士论文《秦关北望——秦与“戎狄”文化的关系研究》一文中，对于东周时期西戎考古遗存进行全面梳理，并讨论了秦与“戎狄”文化的关系。林沄先生的《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和杨建华先生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带的形成》等文则是将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放在整个北方文化带中考察，对整个文化带进行综合性研究，这两篇文章都是从整体上把握各地发现的北方系青铜文化，了解各地北方系青铜文化的特点与相互关系，将西戎考古学文化作为北方系青铜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进行研究，这无疑为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开阔的视野。
二、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的五个类型 从目前所累积的西戎考古材料来看，西戎文化主要分布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甘肃中东部和南部以及关中大部，东不过潼关，西到渭河上游，南不过秦岭，北至宁夏固原市，涉及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固原市、彭阳县，甘肃省武山县、甘谷县、天水市、秦安县、庄浪县、清水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庆阳市、宁县，陕西省陇县、凤翔县、宝鸡市、咸阳市、西安市、铜川市、富平县、高陵县、华县、黄陵县等三省的二十多个县市，遗址点达到五十处之多。（图一）
图一 西戎考古遗存分布简图
由于人为或自然的原因，部分西戎考古遗存在发现之初即遭到了破坏，导致了少数遗存材料并不完整，因此本文主要依据那些经过科学发掘的、资料较为完整的遗存作为研究对象。这些遗存年代主要集中在春秋晚期至秦代，在时间上相对集中。区别于东周时期的秦文化，东周西戎文化总体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将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区分为五个类型。即“杨郎类型”、“马家塬类型”、“毛家坪B组类型”、“寨头河类型”和“关中类型”。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类型”的划分，与传统意义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有一定差别。这是因为东周时期的西戎往往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处于秦国的统治或羁縻之下，从而形成并非单纯的、或者是独立的文化或类型。如本文所谓的“毛家坪B组类型”，实际上是在与东周秦文化共存的情况下发现的。而所谓“关中类型”，更是一种分散的、与战国秦墓共存的、具有西戎移民性质的文化遗留。诚然，由于东周西戎文化的发现还不够丰富，这里有关类型的划分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将来有了新的发现，自然应当重新命名。 1、杨郎类型 在宁夏固原地区及甘肃庆阳地区集中发现有一批西戎考古遗存，其中经过科学发掘的杨郎墓地因其资料最丰富、最具代表性，因此将这一批西戎考古遗存称为杨郎类型。属于杨郎类型的西戎遗存包括宁夏彭堡于家庄墓地、宁夏彭阳县张街村春秋战国墓葬、宁夏固原吕坪村东周墓、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1984年以来在甘肃庆阳地区发现的一批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和葬马坑、固原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等遗存。
表一 杨郎类型墓葬统计
经统计，杨郎类型墓葬具有如下特点：一、直线式洞室墓占主体，有少量竖穴土坑墓。竖穴土坑墓中的殉牲数量明显少于直线式洞室墓，但随葬品与葬式二者一致（图二）。以经过大面积发掘的固原杨郎、于家庄两处墓地为例，直线式洞室墓共44座，竖穴土坑墓7座，且其中3座竖穴土坑墓墓主为未成年人，竖穴土坑墓的殉牲数量远远少于直线式洞室墓。殉牲的数量应与财产的多少有关，竖穴土坑墓中殉牲少的现象可能说明其墓主身份等级较低或是儿童。二、墓葬以东西向为主，有部分南北向墓，但两种不同朝向墓葬不存在其他差别，并且出现两种墓向同时存在于一个墓地当中的现象。三、葬式均采用仰身直肢葬，不见其他葬式。（表一） 图二 西戎考古学文化杨郎类型墓葬举例 1 杨郎墓地IIIM3 2 杨郎墓地IM8
杨郎类型遗物以铜器为大宗，具有少量陶器。铜器主要包括兵器和工具、服饰器、车马器三大类，其中兵器和工具出土不多，主要以车马器为主。陶器以单耳陶罐为典型代表。（图三） 图三 西戎考古学文化杨郎类型遗物举例 1、3、5、7、8、9.固原杨郎 2、4.固原撒门村 6.彭阳县交岔 10.宁夏西吉 11.彭堡撒门村 12、13.彭阳张街村 14.彭堡于家庄 除甘肃庆阳地区一座墓葬外，杨郎类型遗存集中分布在宁夏固原地区，遗存延续的时代较长，从春秋末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其中绝大部分墓葬年代主要集中在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只有杨郎墓群中有一小部分墓葬的年代进入了战国晚期。 2、马家塬类型 2006年下半年至今，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葬考古取得重要收获。其中发现的大型阶梯墓道竖穴偏洞室墓、随葬的髹漆并装饰有铜饰件和金银饰件的豪华礼仪用车为以前所未见。墓葬中出土的丰富随葬品包含有北方草原文化、西方文化、秦文化、西戎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因其材料的丰富性和典型性，将其作为西戎考古学文化马家塬类型的代表。属于该类型的遗存还包括甘肃秦安王家洼墓葬、甘肃清水刘坪墓葬、甘肃张家川长沟墓地、宁夏西吉陈阳川墓葬等，近年来在甘肃岷县、漳县也有同类遗存发现。 目前所见马家塬类型的墓葬形制分为两大类：偏洞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一、偏洞室墓是马家塬类型的典型代表，在马家塬战国墓地已经发掘的25座墓葬中，24座是竖穴偏洞室墓，而宁夏西吉陈阳川墓地发掘的三座墓葬全为偏洞室墓；二、竖穴土坑墓在马家塬类型中也有发现，马家塬墓地M6为戎王一级的墓葬，墓葬形制为中间斜坡墓道、两侧阶梯式墓道的竖穴土坑木椁墓，这种墓葬形制不见于其他地方，他的独特性应是墓葬等级造成的。（图四）在甘肃清水刘坪墓地清理的一座被盗墓葬也为土坑墓，两端有龛，在这座墓葬周围有小型墓葬十几座，由于被盗且未发掘，墓葬形制尚不清楚。
图四 西戎考古学文化马家塬类型墓葬举例 1.马家塬M14 2.马家塬M6
马家塬类型遗物与杨郎类型遗物比较相近，如鹤嘴斧、锛、削、鐓、马项饰、泡、镂空牌饰、单柄圆牌饰、带够、鸟形饰等。但马家塬类型遗物最具代表性的是大量出土的金饰片，以往此类金饰片在刘坪墓地就有出土，但因刘坪墓地被盗且未作大规模发掘，对于金饰片的用处并未明晰。马家塬墓地中出土的同类金饰片使我们认识到了这些金饰片是用作装饰车辆的。此外，马家塬类型遗物明显受到西戎文化、西方文化、秦文化、北方草原文化等四种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这种文化因素的多样性也与杨郎类型不同。（图五）
图五 西戎考古学文化马家塬类型遗物举例 1、2、3、4、5、11.马家塬M14 6.马家塬M15 7、8、9、10.马家塬M12
目前所见，马家塬类型年代较为统一，均为战国中晚期。其主要分布于甘肃东部的张家川、秦安、清水等县和宁夏西吉县，宁夏西吉陈阳川墓地虽然现在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但在地理上与甘肃东部地区并没有阻隔，西吉县和张家川县均处在陇山西侧，分别位于葫芦河上下游，古代交通道路往往沿着河流，顺流而下，两地交通并不困难。此外，笔者曾在甘肃合水县博物馆也见到诸多征集来的马家塬类型遗物，可见西戎文化马家塬类型的分布范围或许可以囊括甘肃庆阳地区。 3、毛家坪B组类型 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三年由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共同发掘的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中发现的“B组遗存”正式揭开的对东周西戎文化认识的序幕。毛家坪B组遗存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其发现有从春秋时期柱足鬲向战国铲足鬲过渡的完整序列，且毛家坪B组遗存与东周时期秦文化遗存在遗址中共存，这些特点在其它东周西戎遗存中是前所未见的。因此，我们将毛家坪B组遗存单列为一个类型，命名为毛家坪B组类型。 毛家坪B组类型遗迹主要为鬲棺葬，均掩埋婴孩骨骼。遗物仅见陶器，包括分档鬲、高领深腹罐、双耳平口罐、双大耳罐。夹砂红褐陶质，器表色泽不匀，红、灰、黑相杂（图六）。多见素面，绳纹较少，绳纹浅而细，竖向整齐。毛家坪B组类型仅包括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一处地点，其时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 图六 西戎考古学文化毛家坪B组类型遗物举例 1-5.甘肃甘谷毛家坪
4、关中类型 随着陇县店子秦墓、塔儿坡秦墓等一大批关中秦墓的发掘，学者们注意到关中秦墓中存在着大量“戎风格”的器物，他们应与东周时期在甘肃、宁夏活动的西戎有关，是西戎考古学文化的一个次生类型，故我们将在关中发现的西戎考古遗存称为西戎文化的关中类型。需要指明的是，西戎文化关中类型在文化面貌上与杨郎类型、马家塬类型和毛家坪B组类型并无明显差异，但由于其分布地域集中在关中地区，并与典型东周秦墓共存，这使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故将其单列为一个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类型。属于关中类型的遗存包括宝鸡斗鸡台战国墓A3、C4、H7、K10，西安半坡战国墓葬M88、M10，凤翔高庄秦墓M9、M47、M7、M17，宝鸡李家崖秦国墓葬M38、M8、M3，凤翔西村战国秦墓M66， 铜川枣庙秦墓M2、M6，陇县店子秦墓M97、M50、M48、M89、M23、M27、M33、M91、M1、M228、M259，咸阳塔尔坡秦墓M23090、M26109，富平迤山战国秦墓，陇县韦家庄秦墓M16、M15，高陵县益尔公司秦墓，咸阳任家咀秦墓 M113、M124、M13、M80、M157、M220、M148、M11、M15、M16、M49、M215、M223、M112、M91，华县东阳秦墓M10、M30、M42。 西戎文化关中类型墓葬既有竖穴土坑墓也有洞室墓，在各墓地中，这些墓葬并非集中分布，而是散布在秦文化墓葬之中，并无特定规律可循。 关中类型的典型遗物具体包括铲足跟袋足鬲、双耳罐、单耳罐等三类，关中类型遗物与前述三个类型遗物相比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1.绳纹的出现。前述三个类型中的铲足跟袋足鬲和双耳罐多素面，绳纹较少且浅而细、竖向排列整齐；而关中类型的铲足跟袋足鬲和双耳罐多饰有绳纹，常常通体绳纹且深而粗。2.器物组合的差别。关中类型西戎遗存大多与秦器共存于一座墓葬当中。西戎遗存在墓葬中与典型的秦文化的陶器共存，表明这些墓葬既有西戎文化的因素，又具有秦文化的因素，体现了二者的融合。此外，在关中地区东周时期的墓葬中，双耳罐与铲足根袋足鬲并不同出，其中所反映的内涵我们尚不清楚，但其作为一种特殊考古现象需要我们在今后的考古工作中予以关注。（图七）
图七 西戎考古学文化关中类型遗物举例 1、宝鸡李家崖 2、陕西高陵 3、陕西高陵 4、咸阳塔儿坡 5、咸阳任家咀 6、陕西高陵 7、宝鸡李家崖 8、华县东阳 9、陇县店子 10、陕西高陵
关中地区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出土较少，且大多为采集品，其年代多无法确定。其中在陕西铜川枣庙秦墓、西安半坡战国墓葬、西安北郊秦墓中也出土有几件北方草原风格的青铜器，但这些墓葬的年代可能较晚，有可能晚至汉代。这些北方系青铜器或与西戎有关，或与匈奴有关，这里暂时存疑，留待以后讨论。 西戎考古学文化关中类型广泛分布于关中地区，其年代贯穿于整个战国时期至秦代。 5、寨头河类型 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黄陵县阿党镇寨头河村的战国墓地进行了全面勘探及发掘，清理墓葬90座、马坑2座以及殉埋青铜短矛的方坑1座，出土了一批丰富的战国时期戎人遗存，寨头河墓地系晋陕高原首次发现并完整揭露的唯一一处戎人墓地，它的发掘不仅填补了陕北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中的重要一环，也为辨识该区域同类遗存的年代及性质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标尺。鉴于寨头河墓地的特殊性及重要意义，我们将其划为西戎考古学文化寨头河类型。 寨头河墓地发掘的90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图八），这与上述四个类型的墓葬形制有所区别。在遗物方面，陶色斑驳的铲足鬲和各类侈口罐组成的“杂色器”陶器群在整个墓地出土陶器数量中占有绝对优势。此外还包含一些具有三晋地区典型特征的陶豆、陶鬲、铜鼎、铜戈等。墓地还出土有少量北方草原式器物。（图九） 图八 西戎考古学文化寨头河类型墓葬举例 寨头河墓地M76
图九 西戎考古学文化寨头河类型遗物举例 1.寨头河M11 2.寨头河M78 3.寨头河M51 4、6、8.寨头河M7 5、7.寨头河M76
寨头河墓地的年代主要集中在战国早、中期，个别墓葬或在中期偏晚这一阶段。寨头河墓地的发现将西戎遗存的范围扩大至子午岭以东的晋陕高原西部，为探讨东周戎人的迁徙提供了重要线索。
三、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的两大系统 目前学界已普遍认识到宁夏南部、甘肃中东部及南部的广大地区，即陇山东西两侧是东周时期西戎的主要活动区域，在此发现的杨郎类型、毛家坪B组类型、马家塬类型，应属于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的原生类型。而关中地区作为秦的统治中心，不属于西戎部族的分布地域；同样寨头河墓地所处的黄陵县位于子午岭以东，也超出了西戎考古学文化集中连片分布区。因此，关中类型和寨头河类型所代表的戎人，应是出于秦国的统治需要，被迫从陇山东西两侧的甘宁地区迁徙至此的，二者或属于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的异地类型。 由于各类型之间在文化面貌上具有相当的差异性，尤其是杨郎类型、马家塬类型与毛家坪B组类型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不同，这使我们意识到，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很可能具有两个不同的源头。 如前所述，杨郎类型与马家塬类型具有很强的共性，二者均盛行偏洞室墓，且有殉牲，并随葬大量的北方系青铜器，他们很可能具有共同的文化渊源。杨郎类型主要分布于宁夏固原地区，且年代以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为主，年代较早。马家塬类型主要分布于甘肃东部的渭河流域及泾河流域，年代主要为战国中晚期，年代较晚。两种类型在文化上的共性，而在时空分布上的不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或者说这一系统的西戎文化存在着从北向南发展的态势。 文献记载，甘肃东部地区自西周时期起一直是秦戎杂处的地区。最初，秦人“在西戎，保西垂”，至西周中期以后，戎人势力不断壮大，秦作为周王朝的附庸，与戎人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春秋中期偏早，秦穆公伐西戎大胜，“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直到战国之前，文献中少有关于西戎的记载。秦文化占据了广大的甘肃东部地区，这一地区春秋时期大量的秦墓即证明该地区已处在秦人的有效统治之下。 从春秋晚期开始，一支从北方草原地带而来的人群开始南下进入了宁夏固原地区，这在考古学上的反映即是西戎文化杨郎类型的出现。关于东周西戎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密切联系可从考古类型学和体质人类学两方面证明：西戎文化杨郎类型和马家塬类型都出土有大量的“北方系青铜器”，这些北方系青铜器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青铜文化相比，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且两者都盛行殉牲的习俗。在体制人类学方面，通过对杨郎类型和马家塬类型墓葬出土人骨进行鉴定，其均属于北亚人种，这在体制特征上与之前存在于甘宁地区的土著民族有明显区别。因此，杨郎类型与马家塬类型所代表的西戎文化的族源同北方的游牧文化的古代族群有更直接的系统关系。 战国早期，秦因为内乱，秦文化进入了一段衰弱时期，秦人失去了对甘肃东部地区的有效控制。而此后，以义渠戎为代表的西戎势力突然强大起来，一度成为秦国西部边陲的重大隐患。而这一时期，恰恰是马家塬类型遗存出现并发达的时期。近年来，随着考古调查与发掘的展开，马家塬类型西戎遗存发现的地点越来越多，目前所知至少在十处以上，其广泛分布于陇山东西两侧的广大地区。因此，有理由相信，马家塬类型的主体可能与历史上强大的义渠戎有关。 杨郎类型和马家塬类型虽具有很强的共性，但其在葬俗和随葬品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两者的时间早晚造成的，当然也可能属于等级的差异。马家塬墓地等级之高，是我们前所未见的，今后在杨郎类型主要分布的宁夏固原地区发现有马家塬类型遗存，也并不奇怪。此外，两者差异或因为属于不同的部族或部落集团。我们知道，所谓西戎是华夏族按照地理方位对游牧或畜牧部族的一种泛称或统称，西戎可分为许多小的族群，各族群之间存在着差异很正常。杨郎类型和马家塬类型都是由北方草原部族南下而形成的，那么南下的过程不应当是一批次一部族的南下，而应是多批次多部族的南下，因此西戎文化杨郎类型与马家塬类型的差别也可能是由于来源于不同族群而造成的。 然而，毛家坪B组类型与杨郎类型和马家塬类型有着很大的区别。毛家坪B组类型不见另两种类型中十分流行的北方系青铜器，而是以双耳罐和铲足鬲为代表，这种文化面貌上的差异应是由于其来源不同造成的。与杨郎类型和马家塬类型来源于北方草原地带部族不同，毛家坪B组类型应与西周至春秋早期分布在甘肃东部地区的寺洼文化有着直接的族源关系。毛家坪B组类型所代表的的这支戎人应是原本就生活在甘肃东部地区的土著，其文化与寺洼文化一脉相连，春秋中期以后，随着秦人在甘肃东部地区取得统治地位，他们处在秦人的统治之下，与秦人共存。 至此，我们可以指出，东周时期西戎考古学文化应具有两个文化系统，其一来源于北方草原文化，其一来源于甘肃东部的寺洼文化，这两种文化系统共同构成了东周西戎文化的主体。 需要指出的是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的两大文化系统并非独立发展的，二者存在着融合与交流。在马家塬类型中就发现了多件铲足鬲，在杨郎类型的主要分布地宁夏固原地区也有战国时期的铲足鬲发现，这一现象说明了两种文化系统的融合，并且通过对马家塬类型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在战国中晚期，似乎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的北方系统处于更加强势的地位，原有的土著部族融合于其中也理所当然。 而西戎考古学文化关中类型的出现应与迁徙到关中居住的西戎移民有关，其来源于甘青地区的杨郎类型、毛家坪B组类型和马家塬类型。 首先，杨郎类型、毛家坪B组类型和马家塬类型西戎考古遗存的年代主要集中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而关中类型的年代贯穿于整个战国时期至秦代，其年代晚于甘宁地区的三个类型西戎遗存。 其次，关中类遗存主要表现在铲足根袋足鬲和双耳罐二类器物上，这两种器物集中分布于陇山以西的渭河流域地区以及陇山以东的甘肃庆阳地区。其中，陇山以西的渭河流域地区是这两种器物的主要集中区域，广泛分布在渭河及葫芦河流域，遍及甘谷、清水、庄浪、张家川等县。至于陇山以东的甘肃庆阳地区，由于材料的局限性，见于发表的袋足鬲数量不多，但是多位学者在论文中提及在此地的博物馆中也收集有大量袋足鬲。这说明了西戎文化关中类型与分布在甘宁地区的杨郎类型、毛家坪B组类型和马家塬类型有着紧密的渊源联系。 至于关中类型西戎遗存为何少见北方系青铜器的原因，这可能是由地理环境的转变所决定的。甘肃东部的西戎部族的主要生活方式是以畜牧为主，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其遗物为以车马器为主的北方系青铜器，但关中地区则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因此迁移至此的西戎移民必须要抛弃适用于畜牧生产的北方系青铜器，仅保留也同样适用于农业生产的铲足袋足鬲和双耳罐。 《史记·秦本纪》：“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由余为戎人，帮助秦人征服西戎，有功于秦。这就是说从春秋中期起，便有像由余这样的戎人生活于关中地区。此外，迁徙作为秦对西戎的一种统治政策很早就存在。《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秋，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左传·襄公十四年》也记载了秦从瓜州迁姜戎来中原一事。虽然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秦人将戎人迁徙到关中的史实，但是关中作为秦的统治中心，秦人的统治应当是相当牢固的，在征服了西戎后，将戎人迁徙到关中地区以便于统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基于这样的推测，我们可以认为西戎文化关中类型应是生活在关中地区的西戎移民所留下的。 关于西戎文化寨头河类型的族属，发掘者认为其应该是春秋初年被秦迁至中原的“瓜州”戎人的后裔，“瓜州”戎人被迁于今延安南部地区，“三家分晋”后，该区域由承袭者魏国继续管辖，而寨头河戎人或许为这些移民中的一部分。笔者认同这一结论，但需注意两个方面，首先“瓜州”戎人被迁至中原的时间是春秋初年，因此寨头河类型与其他四个西戎文化类型的渊源不同，其族源应是西周时期生活在“瓜州”的戎人，而非春秋晚期来自于北方草原地带的东周西戎；其次是“瓜州”的地望问题，据《左传·昭九年传》杜注，瓜州即敦煌，可有学者质疑这种观点，认为瓜州应在泾水上游，今平凉至固原一带。笔者认为瓜州亦不应指敦煌，至于其具体地望是否确指平凉至固原一带，尚需考古发现去验证，但瓜州位于陇山东西两侧的甘肃东部地区应是不会错的。那么西周时期活动于陇山东西两侧的戎人考古学文化应当是寺洼文化，因此，寨头河类型的祖源应是西周时期的寺洼文化，其应与寺洼文化有更多相似性，而与以北方青铜器为代表的杨郎类型和马家塬类型有较大差异。这一结论得到了考古材料的验证，据发掘者统计，墓地出土的西戎文化因素占到60%，晋系文化因素占35%，北方系青铜文化仅占5%。并且发掘者指出占比重最大的西戎文化因素陶器与寺洼文化陶器在器形、陶质、陶色、纹饰等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趋同性，虽然二者在时代上具有数百年的差异。虽然寨头河墓地所处地域超出文献记载的东周西戎的活动范围，但因其来源于西周时期的西戎，且与毛家坪B组类型在陶器上存在着共性，因此将其划为一个东周西戎文化的地方类型，并在本文中进行讨论。 至此笔者对东周西戎文化五个类型的地域、时代、文化渊源、族属及相互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笔者对于铲足鬲的来源提出一些看法。以往对于甘肃东部地区东周时期铲足鬲的来源有诸多意见，如有学者认为其应来源于寺洼文化，也有学者认为其可能与内蒙古地区的西岔文化有着渊源关系。随着寨头河墓地的发现，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出现了一些新线索。如上文分析所知，寨头河墓地与西周的寺洼文化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与北方草原文化并无直接联系，因此其中的铲足袋足鬲也应是从寺洼文化发展而来，而非北方草原文化的产物。同样，对于东周西戎文化杨郎类型、马家塬类型和毛家坪B组类型，其中包含的铲足鬲也应是从寺洼文化演变而来。 综上所述，东周时期活动于甘宁地区的西戎应至少包含有两群人，其一来源于北方草原地带，从春秋中晚期开始，他们自北向南迁徙，保留了自身强烈的北方草原文化传统，这群人以杨郎类型和马家塬类型为代表；另一支人是原本生活于甘肃东部地区的土著，其文化来源于西周至春秋早期活动于此的寺洼文化，以毛家坪B组类型和寨头河类型为代表。因此，文献中记载的东周西戎应是一个较复杂的族群，它主要由两大支不同的人群所构成，这两群人所使用的文化构成了东周西戎文化的主体，并且在与秦人和西方的交往中，吸收了一些秦文化因素与西方文化因素，正是这四种不同的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东周时期西戎考古学文化的独特面貌。 文献中记载东周时期西戎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这也就决定了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面貌具有多样性，因此本文对于东周时期西戎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还是初步的，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相信对于其文化类型的划分应更加多样，但本文所阐释的东周西戎考古学文化主体是由两大系统构成应是客观存在的，今后的考古发现也应符合这一论断。
附记： 本文是在我的导师赵化成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并经其多次修改。文中的一些观点，也是与导师反复商量讨论的结果。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文原刊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3年总叁辑，三秦出版社， 本文原刊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3年总叁辑，三秦出版社，2013，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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