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画的五度变法空间”中，我们已就赵孟頫率起的托古改制的革命有了较深的认知，这一革命体现在山水画中便是元四家的野逸之气。以逸气冲破院体，核心点不在于笔墨创新，而在于图像意境创新，关键是风格与审美情趣的不同。以皴为美、以水墨为主体语汇的古风未有质变，而山水情怀却根本一变，这就是借古托今的意义所在。只有认知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对逸气革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青卞隐居图》 元 王蒙 纸本水墨 纵140.6厘米 横42.2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得赵孟頫指授的黄公望，出笔便见野逸不平之气，带有明显的笔墨与现实的抗争倾向。大痴在《写山水诀》中体现的情怀主要是四点：为游戏、为意趣、为韵度、为理脉。士夫气则是戏、趣、韵、理的的集中体现，即“画一窠一石、当逸墨撇脱，有士人家风”。在《富春山居图》和《六峰雪荠图》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水墨、浅绛的不同格致，还看到了予戏趣之中的一种理性抗争：对自由境界的追求(自由情怀的形性)。 曾隐于黄鹤山的王蒙，以古篆籀法杂入皴中，且以点线汇成交响，在《青卞隐居图》中，这种逆向回归的全景式构图，表现了艺术家对“重山复岭、萦回曲折”的秩序美的独特理解，显然它有别于南宗的“以虚代实”观。 被后人称为元画极致的倪瓒，以简为宗，与士“繁”形成鲜明对照。他善以禅、道之理入画，提出了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的美学观，其《渔庄秋霁图》的净心之境、三段式构图、折带皴的笔法，正是这一美学观照的最高体现。若说山水之境，可称古今难出其左右者。 《渔父图》 元 吴镇 绢本水墨 纵84.7厘米 横29.7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一生清贫的吴镇，喜“天人性命之学”，以释僧为友，故在《渔父图》中力求平实，追慕与世无争的精神乐园，笔墨出处呈相了一种气韵奇古、清淡孤洁的精神。 总之在元四家中，黄之厚、王之繁、倪之简、吴之淡虽各俱美知，但均以逸气为上，画作中充溢着布衣精神，而“法心源”—以意堵、心迹、思境为形式的美知，则成为中国山水画三度变法的坐标没定。 《庐山高图》 明 沈周 纸本淡设色 纵193.8厘米 横98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山水画自唐而元，历经三度变法，时经800佘年，形成了以禅、道为立境，以诗义为喻示，以三远为空间，以皴擦为笔墨，以自然为观照，以心源为师法的一个完整的表述系统。可以说，自元四家后，至红色经典前，这一运动己变为集成与守成，在长达500余年的岁月中，再无质变。 在这一过程中，起重作用的集成者是董其昌。他的南北二宗的山水思想，不仅统一了当时的认识，也为满清山水划设了定势。董氏集成主要是在美学立境上强调了以禅入画的禅宗喻诗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体验说，文人画“启人之高志、发人之浩气”的士气说，且以士气为美知，以南宗为气脉的复归思想。以董为代表的华亭派，客观上起到了笔墨一统的作用，以致达于“家家子久，人人大痴”的程度。当然董氏想力挽“浙”、“吴”两派颓废之风的志向，也有历史的局限，需一分为二。 《步溪图》 明 唐寅 绢本设色 纵159厘米 横84.3l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本来山水画发展到明中页，已较为开放，画派纷争是主要特色。这是一种有生命活力的表现。在四起的画派中，主要可分为以戴进为首的“浙派”和以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派”。这些实践多以古人之能立自家心迹，笔墨未见突玻，立意反见小气。这恰是董氏发问的出发点。遗憾的是，已达于极致的山水笔墨，虽有董氏正统之心，却再无实践突玻之力，“华亭”终未跳出“吴门”窠白，中国山水画步入了一个集成后的守成期。 满清的“四王”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影响于董氏画理，呈明时院体的临摹之风，把对传统士者笔墨的理解达于致极，迎合了清庭政治文化追求，左右了后市百年格局。有清时革命的领袖是石涛。这位前明遗逸托寄空门，以愤世刺时的精神突破窠臼，以自由、个性为艺术的标的，他藉“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实践，向四王院体发起了挑战。 《设色云山图》 清 石涛 纸本设色 纵45厘米 横30.8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石涛的意义在于他的生命运动观、整体气势观、节奏韵律观、重心比衬观和笔墨张力观，加之三教一理的高深学养，文士情怀可谓见石涛面又见一峰。正由于石涛用极富抗争的生命之笔，开拓了自写性灵、姿态新奇的颇具视觉刺激和意境感召的大写意形式法则，他的影响自清初而入今，是几代人的楷模。 在改造中国画之前的又一位有意义的探索者是黄宾虹。这位大器晚成的艺术家，晚年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美学理论，其“自然是法、写吾人生、内美静参、山水作字(五笔七墨)、不泥于古、变革自立”的一家之言，是东学西渐后民族自信的取向。岭南画派的代表高剑父，则于“折中汉洋”的日本绘画中汲取了营养，其《风雨同舟》明显拉开了与传统的距离，他的革命的英雄主义理想亦影响了一代人。应该说，黄、高的实践让人窥测了中国山水画新的革命。
对于这一时期的山水画,其最大意义便是掀起了一个以李可染、傅抱石为代表的的改造中国画的运动。李可染的《革命摇篮井冈山图》、傅抱石的“醉后名作”《龙盘虎踞图》;傅抱石、关山月根据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词意共同创作的巨幅山水国画《江山如此多娇》，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中国山水画现代形态的前沿课题是精神的形性。即最富中国精神的山水画，具有怎样的精神完形结构?作为精神的托寄形式—笔墨，又具有怎样的完形结构?在实验心理学已科学揭示了什么是精神的顿悟、灵感、崇高、优雅等等前提下，中国山水画的现代实验者又该思考些什么?这都应当成为讨论的重点。其中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你用什么方式看。 《待细把江山图画》 傅抱石 纸本设色 纵110.5厘米 横52.8厘米 南京傅抱石纪念馆藏 四度变法的实践表明，中国山水画史实质是一部看的历史。看的方式变了，笔墨会随之改变。笔墨改变的根本原因只在于看的方式的改变。人对世界的态度不同，看的方式也就不同，从而所体现出的笔墨精神也就不同，大江东去与小桥流水，江山多娇与山水空蒙，是不同的看所得到的不同的体验，无论是崇高还是优雅，都是一种美知与精神。从这个意义讲，一部山水绘画史就是一部思想精神史，山水就是用画笔写就的精神。 有人说，现代山水是“水泥森林”时代,已改了传统的自然景观,特别是在商品经济的快餐文化引导下,更有走出文人思脉、透过经济运作与大众亲近的可能。本书对此不以为然。现代山水的立意仍是与自然的不即不离。在一个多元的取向中，水泥森林有之，大山堂堂有之，不尽江河有之;都市山水只是一类话语，较之三山五岳、五湖四海、长江黄河，孰为壮观、孰为意境恐怕不言自明。我们不能一看到水泥森林即忘了万里江天。 《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图》 李可染 纸本 墨笔淡彩 纵71厘米 横48厘米 私人收藏 自家庭、城廓起源发展后，都市经济的盛行一点也没有掩饰田园经济的向往。恰恰相反，不是田园经济成就了山水意境，反是都市经济成就了山水意境。如同风景画，它没有成熟于中世纪田园阶段，反而成熟于资本主义阶段;在人们置身于商品与市场经济时，艺术反倒创意了自然风情。这一历史的进化与社会的选择难道不值得三思。 它说明，山水情怀更多的是人文世俗的超越，它的所立之境，千百年来不过是四个字：超越权利。正因为有了这一极深的禅境体验，山水之美才是禅的顿悟之美，是人生的体验之美;人在山水面前，求索的是江山永立的精神，它不是瞬息万变、反复无常，而是永恒、崇高、优雅与素朴。 《雨后千山铁铸成》 潘天寿 1954年作 纸本设色 从山水画的历史走向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认信：随着历史的流动，看的方式的变动，山水画的风格与立境亦有变化，但中国山水画的精神却从未改变，山水的禅一直成为人们的艺术追求。就是在今天的水泥森林中，楼盘广告的动人话语仍然是“山水人家”。这蕴含着什么哲学含义呢?无疑让人体味了中国最为古远的一个命题：天人合一。 关于团城艺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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