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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九州方圆，人居五湖四海，话说南腔北调。济南人说话粗门大嗓，济南话好懂不好听。但除了直点、硬点外，似乎也没什么大毛病。它用字、词儿简约洗炼，不饶舌、不罗嗦，不软不粘，直爽明快，惜墨如金，可谓“掷地有声”。 听济南人说济南话，许多人觉得好懂不好听。 不但外地人觉得不好听，似乎济南人自己也觉得不好听。所以，现在的济南年轻人很少说济南话，特别是女孩子，都学说普通话。这于现代交流大有好处。 虽然一些人说得不是太标准，常被人讥称为“济普”。但毕竟属于北方方言区，距离普通话标准音区北京很近，想说好也并不难。比起一不小心就冒出“龟儿子”或“瓜妹子”的四川人学说普通话，要容易多了。 许多外地人觉得济南话不好听，是因为济南人说话粗门大嗓、声响音重，说话像吵架。 过去江南有个说法，叫：“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听宁波人说话”。 吴地苏州吴侬软语，苏州人吵架象唱歌。即便是想打架也不动手，先征求对方意见：“阿要拨侬两记耳光嗒嗒？”很有礼貌。宁波虽然也属吴越之地，但自古便是港口码头。名港宁波人挺能忙活也财大气粗，说话即爱扯起嗓门。这苏州小巷里传出的吵架声悠悠柔柔如唱歌，自然比宁波人说话那急吼吼的调门好听。 但恐怕这只是“南人看南人”。若与北国济南府搁到一块比，可就小巫见大巫了。 所以，当年在英国灌过国语“官话”灵格风唱片，说一口京腔字正腔圆的老舍先生，到了济南后的“一些印象”之一，便是觉得济南话难听。比如，他说：“单听济南人说话，谁也想不到它有那么美，那么甜的泉水；而济南泉水的甜美清凉确是事实，你不能因济南话难听而否认这上帝的恩赐。”（老舍《更大一些的想象》）。 不但北京人老舍觉得难听，似乎连济南人辛弃疾，也觉得不好听。所以，这位开有宋一代词宗的大词人，在他那《稼轩长短句》里才有这样的句子：“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辛弃疾《清平乐'村居》）。显然“醉里吴音相媚好”这句，是到了江南听了“吴音”后比较出来的。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一比，便觉得咱硬邦邦的齐州（济南）家乡话，实在“不咋地”。 隋代人路法言《切韵》里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时伤重浊”。 或许的确如此，济南话里没有北京话那么多“儿”化音，也没有吴语那么多声调和有音无义的词缀词尾。它不像北京话那么字正腔圆，更不像吴侬软语那么轻柔如风。 济南话发音较直、较硬，少有抑扬顿挫。它一句是一句一个字是一个字，都那么硬邦邦的；且几乎字字是重音，每个音都似乎往下掉。如果这话是让一位济南“二哥”说，嗓门再大点，那简直就是块半头砖，一不小心能砸你个跟斗。所以，有人开玩笑说，济南话最适于谈情说爱，“我爱你”一出口，直接就把女方砸晕菜了。 不过，济南话除了直点、硬点外，似乎也没什么大毛病。它的最大好处是，用字、词儿简约洗炼，惜墨如金，不饶舌、不罗嗦，不软不粘，没有含混不清之处，毫无模棱两可的地方，直爽明快。真可谓“掷地有声”。 但这好像并不是问题的根本。 根本问题是：许多外地人，尤其是大城市大地方来的观光客，之所以觉得济南话不好听，主要还是觉得济南话“老土”。不那么时髦、不那么洋气，有点“土而吧唧”。因此，许多济南人也自惭形秽，觉得咱这家乡话在外人面前是有点拿不出手，不上了“台面”。 如此看来，这就不单单是个“说话”问题，更是个所谓“话语权”的问题了。 其实，古今中外，这土不土、洋不洋，是要看你富不富的。即是说，“谁财大，谁气粗”、“谁有钱，谁是大爷”，谁钱最多最有势力，谁就拥有“话语霸权”。无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地区，谁夺得了这“话语霸权”，谁的话就“洋”而不“土”，也就公认最好听。 且不说在国际上，当年第一国际交流语言是法语而非英语，早年间俄国贵族以说法语为荣。如今风行全球的美式英语那时大概只能算“菜市场语言”，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就拿国内来说，当下大概没多少人不觉得河南话和陕西话不“土”的吧。但在大宋朝时，开封府里“包大人”说的河南话，那得说是最好听的话，也是最标准的“普通话”。大唐盛世满朝文武都说陕西西安（关中长安）话，但四方来朝的番邦使节们和那些不断流儿的“迁唐使”们，没一个不觉得这话竟如此洋味十足、这么时髦，好听极了。 所以，王安忆在《品味上海》里对于“沪语”几乎未赞一词，反倒盛赞豫剧和西安话，说：“就觉得这话好听，是北音，可却柔极了，字和字之间，有舒缓的拖腔，用字又那么斯文。听这语音，此地便可建都，而且是大朝廷的都，有帝王气象。” 且不说大上海在还是华亭县上海镇的时节乃是上海话“老土”嘉兴话“时髦”，而上海人招牌语“阿拉”原本也是宁波话。就说如今这让人觉得挺土气的山东话吧。 当年江南还是蛮夷芜蔓之地时，北方汉族被更北面的“五胡”打得“王室南移”，大批士族南迁。当时的东晋宰相王导便是南迁的山东士族，但东晋满朝文武都以学宰相王导的山东话为时尚，人人觉得好听。而且据说这个王导患鼻窦炎，说话有点“囊鼻子”。你想老王这囊鼻子山东话能好听到哪里去？而老王为了笼络南方士族，也常常学说点吴语，竟被当地北方士族耻笑，说这王导的本事也就是会学鸟叫了。 大约也正因为广东老板钱多，所以今日“埋单”一词才风行天下。 其实，当年广东佬的粤语更是曾被北人讥为“鸟语”。故有谚语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据说当初中华民国国会投票定“国语”，一些议员要选广东话。粤籍议员在国会中人多势众，如果当真搞“民主”，说不定就通过了，幸而被“国父”孙中山苦口婆心劝住，仍定为北京话。否则，没准大家就得跟着广东佬一起学“鸟叫”了。 可见，方言这东西，“土”的可以变洋，“洋”的亦可变“土”。其嫌贫爱富，朝秦暮楚，随波逐流，古今中外大抵如此。因此，大可不必自惭形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老辈子上谁“阔”谁不“阔”，还真有点说不准呢。 那么，它究竟“向左走，向右走”？向谁靠拢向谁看齐呢？自然是：向有钱有权有势的地方；向大城市中心城市，向文化上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城市。 近代以来，北方最大的城市就要说是北京和天津了。因此，过去有句老话叫：“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油子”和“ 嘴子”都是指能说会道（“狗腿子”则是说当差役仆役的多）。 那么，不妨把济南话与北京话和天津话比较比较，也是蛮有意思的。 北京人在“天子脚下”经多见广，经多见广的北京人从容不迫。因此，老北京人爱把没多大点的事儿颠过来倒过去地想，替人家宽心，替自己找辙儿。其口头禅“话又说回来”就是这找辙儿的证明。而北京侃爷儿说话，最喜欢掰开了、揉碎了，从里到外又从外到里，不说到山穷水尽不罢休，非把死人说活不可，直到把你侃晕为止。 故而过去有“京油子”的称号。 天津卫是“九河梢大码头”，九河梢大码头没京城那么悠闲。因此天津人说话，齿音重嗓门大，也像天津大麻花——咯嘣脆。天津话的特点是两个字一句，两个字两个字地朝外“嘣”。比如，天津最有名的劝业场，天津人就说成“劝——场”，那个“业”字就不发声了。 自然，天津人也是好“嘴子”。 济南近于京津，但济南府不是古都，而是古之江河码头。所以，济南话里没那么多“弯弯绕”和“瞎啰啰”，也像卫嘴子似的干脆、简练，而且似乎比卫嘴子还洗练。 比如就说当今吧，你到济南的机关单位去办事，门岗或传达室往往就俩字儿：“找谁？”而极少会说：“您是哪个单位的，有什么事吗？”。通电话也是，接电话的人，一接电话就会问：“找谁？”或“麽事儿？”，而打电话的人，一般既不会先自报家门，也不询问对方姓名单位，而是直接就说：“我找某某”或“某某事办好了吗？”，结果，有时说了半天，才发现号码不对，打错了。再如，假若你在济南的水果摊上买水果，或到济南的菜市场去买菜，也是。你问：“这东西怎么卖，多少钱？”小贩会说：“二斤半”或者说：“三斤”、“五斤”。怎么“三斤”、“五斤”，度量衡改了？不，哪能，就是：十块钱买三斤，或十块钱买五斤，前面的那“十块钱”，他给你省了。 也许，这简约之致，那段脍炙人口的传统相声段子《戏剧与方言》最能说明。说小四合院夜里有人起来开房门上厕所，咣当房门一响，同院二人一问一答。用全国各地方言来说，可以从上百个到几个字，多寡不一。其中天津话很节省，就两个字。甲问：“谁呀？”，乙答：“是我”；甲又问：“干嘛？”，乙答：“尿尿！”。但济南话更节省，只需一个字，甲问：“谁？”，乙答：“我”；甲又问：“咋？”，乙答：“撒！”。大家哈哈大笑。不过，这点事儿，若让虚礼太多的老北京人说起来，可就麻烦大了，保不齐，没等“套”完瓷儿，天也就亮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天津人和济南人都这么说话，两个字或一个字地朝外“嘣”，那就太可笑了。但相声说“倒口”（模仿方言），确乎不外是山东话、天津话或者河南话。因用语节省、味道独具，故而戏剧效果强烈。 而济南人说话之所以如此简约、洗炼，除济南人性格使然外，还在于济南话属于正宗北方“官话”，乃是古之“雅言”。它里至今仍遗存保留了不少古汉语的句式、句法和词汇，古雅斯文得很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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