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看如何论证安史之乱的世纪性，要是有不对的，不要骂我，打我吧——编按 按照国内教科书的解释，世界大战是指对立的国家集团之间进行的全球性战争。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性战争当然只有在工业化时代才有可能。在前近代，受制于交通和信息技术，各大文明之间的联系相对薄弱，很难出现“全球性战争”。但这并不妨碍相邻文明之间的战争引起的全球性连锁反应。 在这一意义上，本属于中国内战的安史之乱，因为参战各方的复杂性而引起的一系列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导致当时亚欧大陆的主要强国以及一大批中小国家均陷入战争，堪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世界大战。Reason1：阵容都是具有“国际化”色彩的“多国部队”  安胖子一出场，一定有这张 安禄山是胡人（伊朗系粟特人）和突厥人的混血儿，史思明则是营州突厥人，据史书载，两人都“通六蕃语”，亦即通晓六种民族（国家）语言。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在《游牧民的世界史》一书中推测，六蕃语可能包括粟特语、波斯语、突厥语、契丹语、奚语、回鹘语。当然也有可能包括室韦语、靺鞨语、高丽语、吐蕃语、党项语，但不论如何，安史两位语言天才的存在必然导致大量的多民族人士进入他们执掌的政府机构工作，其部将士卒所具有的浓厚“国际化”色彩亦不足为怪。 《资治通鉴》载：“（天宝十四年）十一月，甲子，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  杨贵妃 可见安史叛军的主力并非汉人，而是同罗（突厥旁支）、奚、契丹、室韦等蕃兵蕃将，安禄山的亲兵“曳落河”就是全部由蕃兵蕃将组成的，奚族酋长阿笃孤、阿布离均在叛军中负责统率本部兵马，称之为“多国部队”毫不为过。安史叛军中的众多“外国”将领后来以归降唐朝廷的方式在黄河以北地区担任节度使，例如安禄山的养子、后为成德节度使的李宝臣是奚人，李宝臣的部将王武俊是契丹人、王庭凑是回鹘人，幽州节度使李怀仙是胡人（粟特人），平卢节度使侯希逸、李正己是高丽人，易定节度使张孝忠、魏博节度使史宪诚也是奚人，等等。他们执政期间必然任用同族人为部属，成为这一地区的统治阶层，其社会影响是极其深远的。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略稿》中指出的唐代后期河北地区社会“胡化”现象，源头即在于此。 另一方面，大唐帝国的官方正规军也是“多国部队”。哥舒翰、仆固怀恩、浑瑊是突厥人，高仙芝、王思礼是高丽人，李光弼是契丹人，白孝德是龟兹人，李怀光是靺鞨人，李抱玉是世居河西的胡人（粟特人），等等。多民族融合是当时的社会趋势，情况跟安史叛军差不多。唐朝更是直接向回鹘帝国求援以平叛，平叛战争具有多国人士参与的“国际化”色彩。Reason2：安史之乱后中国的影响力彻底退出中亚地区  形势图 为了遏制突厥和吐蕃的威胁，唐朝前期大体上是采取积极经营西域的政策。安史之乱前夕，唐朝基本在西域站稳了脚跟，建立了以安西四镇——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以及安西都护府（驻龟兹镇）为核心的西域统治体系。公元751年7月，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先后征服了大小勃律及车师等国，俨然成为中亚地区的霸主，进而又以“无藩臣礼”为借口进攻帕米尔高原以西的石国，石国贵族向西逃窜，并求救于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当时阿拔斯王朝刚刚取代倭马亚王朝，亟待休养生息，但对于来自东方的威胁，阿拔斯王朝的中亚总督阿布·穆斯林（Abu Muslim）派出大将齐亚德·伊本·萨里（Ziyad ibn Salih）进行反击。唐军在装备和战术上占有一定优势，但由于深入敌境，在交通、补给、环境、情报以及人数等方面处于劣势（双方兵力史料记载不一，但可确定阿拉伯军在十万以上，而唐军最多不超过六万），双方在怛罗斯（具体位置难以确考，大体推断在今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一带）交战，唐军大败，阿拉伯军也损失惨重。  怛罗斯之败，唐军仍有恢复和反击的能力，倒是刚刚建立、政局未稳的阿拔斯朝，能否在东方边境经受得住唐军的第二波攻势，悬念颇多。但是恰在此时，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洛阳纷纷陷落，唐帝国自保无暇，不但放弃了经营中亚，而且连西域也被吐蕃和回鹘占据。中亚地区拱手让与阿拉伯帝国后，中国王朝从此再无能力染指中亚，而阿拉伯的宗教和文化则在中亚广泛传播，成为中亚地区的主体文化，直至今天。Reason3：阿拔斯王朝 阿拔斯王朝虽然在怛罗斯之战中艰难取胜，但其内部政局并不稳定，怛罗斯之战的功臣阿布·穆斯林和伊本·萨里先后在政治斗争中被杀，王朝京城巴格达所在的核心区域两河流域也存在着旧伊朗人和伊斯兰教非什叶派的反对势力，内部危机重重。而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不得不彻底放弃了和阿拉伯人的竞争，从而使阿拔斯朝得以休养生息、整肃内政，特别是在巩固了东方局势之后，阿拔斯朝第三代哈里发马赫迪派其子哈伦·拉希德于780年领兵出征拜占庭，双方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激战，拜占庭军大败。782年拉希德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拜占庭女皇帝伊琳娜被迫乞和纳贡。  阿拔斯王朝 正是由于安史之乱，唐朝从中亚撤军，阿拔斯朝才得以避免陷入“两线作战”，集中兵力进攻拜占庭。可见，安史之乱不仅让唐帝国陷入战乱，而且间接导致了阿拉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之间的战争。而唐帝国、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正是当时欧亚大陆上最大的三个强国，三大帝国都打起来了，还不算“世界大战”吗？Reason4：周边民族势力纷纷崛起 安史之乱完全打乱了唐朝前期在亚洲大陆上建立的国际政治秩序，特别是唐朝控制或压制下的许多民族势力崛起，导致了国际政治秩序的一系列大洗牌。 （一）回鹘崛起  回鹘 回鹘本为突厥铁勒部的一支，世居天山北麓。唐朝退出中亚和西域之后，回鹘和吐蕃乘虚而入，而回鹘的崛起尤其令人瞩目。其强大甚至被称为“第一个世界帝国”，以至于让唐朝也不得不乞求其援兵，回鹘骑兵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且其文明程度也进步很快。尽管作为一个帝国的回鹘国家在九世纪被黠嘎斯所灭，但回鹘文明却持续保留了下来，其中部分回鹘人迁回河西及吐鲁番盆地，成为今新疆维吾尔族的祖先。后来蒙古人统治时期，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回鹘人为其提供官吏和文字，回鹘人成为蒙古人的文化导师，在民族融合和交流中扮演着媒介的角色。 （二）吐蕃占据西域及河西  吐蕃赞普礼佛图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战略收缩，导致一直与唐朝争霸的吐蕃势力迅速膨胀。吐蕃占据了河西走廊及其以北的地区，在唐代宗永泰元年甚至一度攻克长安，迫使唐代宗出奔陕州。不过吐蕃的强大也没撑多久，其内部也陷入了分裂和内战。 唐宣宗时期，沙州敦煌人张义潮起兵赶走吐蕃，以河西十一州归附唐朝，被赐号归义军，张义潮亦被任命为节度使。归义军虽然归附，但唐朝实际上已经无力对其进行有效统治，因而其一直保持相对独立的状态，节度使之位也始终由张义潮的张氏家族以及后来的曹氏家族所垄断。唐亡之后，政权历经更迭，统治敦煌的张氏和曹氏均在名义上表示效忠，直到北宋时期敦煌地区被西夏所占领。 （三）沙陀内迁  沙陀寺 据考证，沙陀出自西突厥的乌古斯部落，其部落原本在咸海以北游牧，后迁往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安史之乱后，吐蕃势力进入西域，沙陀人被吐蕃所逼，四处迁徙，其中一支经过准噶尔盆地达到蒙古草原，内附于唐朝，被安置在云州（今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一带，自称“沙陀”，亦称“处月”（即其酋长之姓“朱邪”）。蒙古草原水草丰美，沙陀部族逐渐强大。酋长朱邪赤心率领沙陀骑兵帮助唐朝平定庞勋起义有功，被赐姓名李国昌，李国昌与其子李克用后来又帮助唐朝平定黄巢起义，取得了唐朝的体制内陆位，甚至逐渐干预唐朝军政事务，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以李克用为中心的沙陀集团在五代时期成为中国政局的中心，五代之中的后唐、后晋、后汉分别为沙陀人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所建立，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更是让此后数百年间的中原政权失去了长城屏障，处于北方游牧民族的直接威胁之下，由此可知沙陀内迁对后世历史发展的巨大影响。 （四）南诏拒命  地图 南诏在唐玄宗时期依附唐朝，统一了云南六诏。其国力渐强之后，与唐朝的关系就紧张起来。在安史之乱前，唐朝犹有足够实力兵临南诏以示威慑，就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即754年，剑南留后李宓仍在出兵攻打南诏。但自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就基本没有主动进攻南诏的实力了。但南诏的实力也有限，不能像吐蕃那样与唐朝全面开战，只是在唐朝和吐蕃之间时战时和，乘机攫取最大利益。在唐朝晚期，吐蕃、回鹘纷纷衰落后，与南诏的战争渐次升级，战争的前线从西川扩大到安南、岭南，成为唐朝末年最主要的对外战争。与南诏的战争迫使唐朝政府将北方藩镇的兵力调往西南边疆戍守，间接引发了桂州（今广西桂林）庞勋起义，成为导致唐朝衰亡的一大契机。Reason 5：安史之乱对日本的影响 安史之乱对日本也有一些间接的影响。当时日本极其倾慕中华文化，即使发生安史之乱也毫不影响日本朝廷派出遣唐使和留学生的决心。但出使渤海国的使者小野田守向日本朝廷报告了安史叛军曾侵入渤海国的事实，提醒朝廷注意安史叛军的动向，其甚至有可能入侵新罗和日本。公元764年，执政的太政大臣藤原仲麻吕（惠美押胜）遂决定调兵前往太宰府防备安史叛军，并伺机进攻长期与日本敌对的新罗，但其真实目的是以此为掩盖，在京都发动兵变，废黜实际掌权的孝谦太上天皇及其宠信的僧人道镜。奉命调兵的高丘比良麻吕向孝谦上皇告密，使孝谦上皇一方提前动手，夺取了玉玺和驿铃，发出诏书宣布削夺藤原仲麻吕的官职和财产，迫使藤原仲麻吕逃往越前，在琵琶湖畔的三尾城与曾经遣唐留学的吉备真备、佐伯伊多智等将领率领的官军交战，藤原仲麻吕兵败被杀。此后，支持藤原仲麻吕的淳仁天皇被迫退位，孝谦上皇再次登基，是为称德天皇。  藤原仲麻吕之乱虽然并非直接由安史之乱引发，但安史之乱的动向成为藤原仲麻吕决意调兵采取政变行动的一条导火索，令人不得不感慨世间万物的普遍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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