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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也要十分，只须藏在浑厚里作用。古人得祸，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浑厚而得祸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所以为愚也。 ——曾国藩 蛮干与巧干之区别在于：一个是直来直去，另一个是收放结合。 “团练”在清朝并非正规部队，按照皇帝的原旨，曾国藩到长沙办团练只是让他帮办省城“团练”事务。归根结底说明白一些，就是帮着维持地方治安，并没有独立的特权。但是曾国藩为了实现他给皇帝承诺的要“成一劲旅”的诺言，为了体现他对大清王朝的忠心耿耿，更为了表明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便做出了几件干预地方“公务”的蛮干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开设一新衙门——湖南审案局。该审案局主要是惩处地方不良分子，逮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无论是盗贼、土匪还是游勇，一个不漏，均在此列。一时间，湖南上上下下人人议论，都知道长沙有一个残忍歹毒的团练头子——曾国藩，告状之人络绎不绝。 曾国藩不予理会，见此举确有成效，反而变本加厉，拟“格杀勿论”、“就地正法”的告示四处张贴，一时间长沙城及湖南省白色恐怖弥漫。曾国藩给咸丰皇帝发去奏报，说他的“审案局”不满四个月就杀人137名，其实不然，在他给亲友的信中所写杀人之数远不止这些。于是，人们送他“曾剃头”、“曾屠户”的诨号，表示对他的憎恶。此时，曾国藩在湖南省大不受欢迎。 还有一件事情：曾国藩越权干预绿营兵。 按照常例，“清朝的绿营兵由总督统辖，由各地的提督统带”，团练大臣只能管辖所属的团勇，对绿营事务无权过问，但曾国藩偏偏要对湖南省的绿营军加以干涉。于是，便引起了当地提督的不满。有一长沙副将本就对曾国藩耿耿于怀，加之此事，便从上至下作工作，鼓动绿营兵不再听曾国藩的训话，也不再参加团练的会操。曾国藩勃然大怒，随即便发生了绿营兵冲击曾公馆的事情。 此事发生后，曾国藩知道自己擅自干预绿营兵事务是自取其辱，长沙再无自己的立足之地，于是打算移驻衡州。1853年9月，曾国藩郁郁寡欢，离开了长沙， 对于这样一段生活经历，曾国藩在1853年写给老师吴文镕的信中有详细的记载，现摘录一部分如下： “在训练乡勇的时候，我常常与塔齐布将领谈及驻守在长沙城内的八旗兵也可加以操练，四五月间八旗兵与乡勇联合操练，阵营整齐，纪律严明，因此时常给予一些小小的赏赐以示鼓励，并想通过这种方法使兵勇养成为国家、为君长献身的气概，以惩戒奸滑懒惰、飞扬跋扈的恶习。因为塔将勤劳奋发，我因此十分器重他，而清副将本来就不被湖南百姓所拥护，而且贪图逸乐、碌碌无为，我因此十分厌恶他。从此，清副将对塔将心怀不满，且恨之入骨。六月初，提军来到省城长沙，清副将便在提军面前诬陷塔将，千方百计想煽起提军对塔军的不满。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文武不和、兵勇不睦的局面。我认为如今这种黑白颠倒的状况，大大违背了民心，于是为保护塔将，弹劾了清副将。恰巧张亮基中丞为保护塔将也在这时写了弹劾清副将的奏状，真要谓是不谋而合。 七月十三日，湘勇在试枪的时候，误伤一提标长夫。标下的兵卒于是打出旗帜，吹起号角，荷枪实弹来到城外操练场，伺机寻乡勇开仗。因为该乡勇是湘乡人，长夫是常德人，为了避嫌，我只将该乡勇推至城墙上，责罚二百军棍，而那长夫则不予治罪，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严格要求自己的部下，来使别人信服。八月初四，永顺兵与辰州勇因赌博的缘故，又执旗吹号，下城开仗。我认为，如果部队经常发生内讧，将来怎么能够抵御贼匪呢？因此决定依军法治罪肇事者。告示刚刚贴出去，却发生了初六夜之交乱，他们毁坏馆室，杀伤门卫。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如果将实际情况奏明圣上，自己身为地方官吏，不但不能为国家消弭大乱，反而以琐碎的小事亵渎圣上的视听，心里实在有些不安。如果隐忍不报，大事化小，那么平日震慑匪徒的威严将会损于一旦，那些不法之辈就会肆行无忌。正因为我左右矛盾、进退两难，所以抽身转移，匆匆忙忙开始了衡州之行。因为我在今年二月的奏折中，曾经向圣上奏明，衡、永、郴、桂匪徒极多，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前往衡州驻扎数月。” 后来，曾国藩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没有大开杀戒，不再越俎代庖，终于在衡州打下了一片天地，实现了自己练成一支“劲旅”的愿望。 聪明的人巧干，愚蠢的人蛮干。那些只会一味蛮干的人要么一生只做一个战战兢兢的小官，要么弄得身败名裂，甚至成为别人的替罪羔羊。人生要成功，必须要学会迂回。“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并非绝对真理，有时会成为愚蠢的固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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