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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斯瓦夫·米沃什 著 赵玮婷 译 选自《花城》2017年第1期 米沃什 一九一一年生于立陶宛，二战时参加了华沙的抵抗纳粹的运动，战后作为波兰文化专员在纽约、华盛顿和巴黎工作。一九五一年出走巴黎，一九六〇年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是美国人文艺术学院会员之一。一九八〇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二〇〇四年去世。 米沃什的著作注重内容和感受，广阔而深邃地映射了二十世纪东欧、西欧和美国的动荡历史和命运。其主要著作有《第二空间》《乌尔罗地》《路边狗》《被禁锢的头脑》《米沃什词典》等，被视为二十世纪东欧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我曾经乘着运牛粮的马车走遍家乡的土地，挂在车后的铁皮桶互相碰撞发出“哐啷哐啷”的响声。桶里是为马儿准备的水。当年这儿还是一片荒野——山丘，松林，零星坐落着的农舍——这种屋舍没有烟囱，所以屋顶总是烟雾缭绕，仿佛着了火一般。我一时悠闲地在农田和湖泊之间游荡，一时又信马由缰，向远处驰骋，直到能看见松林背后的村庄或庭院。这时，总会有一条尽忠职守的小狗冲出来对我叫。想来那还是世纪初的事了，百年不过一瞬而已。我不仅常常忆起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也总想起陪伴他们的那一代又一代的狗，人们日复一日地劳碌，而它们始终陪伴左右。有一天在清晨的梦里，我没来由地想到了这个有点好笑，却令我动容的名字：“路边狗”。 我总以为，人类在二十世纪所认识到的种种残酷一定能用语言概括出来。于是我翻遍各种回忆录、报告文学、小说、诗歌，抱着能找到这些文字的希望，却每每失望：“这不是我要找的。”于是一个不敢肯定的想法在心中萌生了：人类命运的真相并不是他们教给我们的那样。但我们害怕给真相命名。 假如给你权利重新创造世界，我想就算你绞尽脑汁，也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根本无法造出一个比现在更好的世界。你不妨去咖啡馆坐坐，看看来往不绝的男男女女。诚然，他们可以被赋予不食人间烟火之身，不再受衰老、病痛和死亡侵扰。可是，这世间层出不穷的复杂和变化多端正是源于世间万物中所蕴含的种种冲突。如果没有屠宰场、医院、墓地和色情影片这些东西作为思想的载体，那么思想的魅力也将不复存在。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精神和思想居高临下的嘲笑，人类便会受本能欲求驱使，展现出动物性的愚笨。看起来，人们已经学会质疑造物主的道德动机了——祂创造世界的原则就是：让所有事情变得更有趣和好玩。 诗是一种令人羞耻的东西，因为它萌生于某种私密的行为。 诗与肉体的意识紧密相连。诗凌驾于肉体之上，它是精神的，但同时也脱离不了肉体。然而，它假装自己完全属于精神领域，与肉体毫不沾边，便有了令人羞耻的理由。 我为我是一个诗人而感到羞耻，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被扒光衣服在公众面前展示身体缺陷的人。我嫉妒那些从不写诗的人，他们因此被我视作正常人——然而我又错了，因为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能称得上正常。 写作时我会进行一种特殊的转化，那就是把意识的数据——我的内心感受——转化为其他与我有相同感受的人的形象。因此我不仅能写自己，还能写别人。 崇高：清醒地用手无寸铁的肉身来面对人们嘲讽的利刀。 其实根本没这么难。 上帝创造世界。谁说是在很久以前？ 不久。就在今晨。也许是一小时前。 因为那快要枯萎的花，重新绽开了笑颜。 他们疲于奔命，却忘了最重要的事。 他们奔跑着，好像相信自己会永生。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珍贵。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可怕的刑具变成了得救的象征， 这就是十字架的秘密。 教堂里随处可见的东西，怎么会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就让惩罚的火焰烧毁这个世界的根基吧。 诗与一切艺术都是缺憾，它提醒着人类社会，我们是不健康的，虽然要承认这一点很难。 诗人是成人世界里的孩子。他深谙自己的幼稚，所以必须假装融入成人的活动与习俗。 他心里住着一个孩子——被成人所嘲笑的天真而情绪化的孩子。 我不愿谈论诗的表达方式和美学理论，因为这些东西会把我们局限在一个单一的角色里。我为此感到难为情，或者说我不愿坦然接受被定义为诗人这一事实。 我很嫉妒尤里安·普舍波希：他为何能习惯披着诗人的外衣？难道他内心没缺点，也没有黑暗的纠结和无助的恐惧？难道他觉得这些永远不会显现出来吗？ 人们对艺术的崇拜日益增加，正如独立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是一群不愿封闭在社会习惯与宗教规则中的人。这群人常去博物馆，例如卢浮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也乐于参观那些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时期的真正的教堂。 每一个独立的人都想要体会所有别人体会过的东西，包括在电视屏幕和杂志画报上展现的那些：有关性、服饰、汽车和旅行。这种人喜欢聚集在一起活动，并为彼此拍照作为记录。他们并非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渴望的更高级的东西，转化成了令人惊叹的艺术。 小时候我不知道从哪儿接受了这样一种说法： “亚历山大里亚”代表着创新热情的减退和解读旧经典的潮流。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在今天是否还正确，但在我经历过的时代，词语并不单纯代表它的本义。举个例子来说，“树”是指代“关于树的文章”；“关于树的文章”又是指代“以关于树的文章开头的文章”，等等。而“亚历山大里亚”则指代“衰落”。很久以后，人们必将忘记这种游戏，然而在什么都忘不掉的年代会怎样？ 博物馆，相片，复制品和电影胶片——在这些丰富的信息之中，独立的人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被无处不在的记忆包围了，并且正在攻击他们本就不够强大的意识。 过去是不准确的。那些活得很长的人知道，亲眼所见的事总是会被流言蜚语、神话故事、各种被放大或被压制的消息包裹起来。“根本不是这样的！”他想大叫，可是却没有，因为人们只看得到他张大的嘴巴，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写诗这件事被认为是不阳刚的。但从事音乐和美术的人却没有这样的困扰。好像一切艺术都具有的女人气全算在诗人身上了。 当一个族群忙于战争和猎食这种重要的事务，族里的诗人便会承担起巫医或萨满的身份，他们可以利用法术保护、治疗或伤害一个人。 如果诗有性别，那一定是女性。缪斯不就是女性吗？诗敞开胸怀，等待着人、灵魂或恶魔。 珍妮说她没见过任何一个比我更像乐器的人，她说我像乐器一样被动地屈从于声音，这也许是有道理的。我感到羞耻，像是一个孩子站在成人中间，一个病人站在健康的人中间，一个爱穿女人裙子的易装癖者。他们说我性别不明，不像个男人。直到有一天，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所谓男性化而且很健康的特点，他们一直质疑我缺少这个特点，那就是神经绷得太紧，以至于被逼疯了。 “一切没有被说出来的，注定要消失”：纵观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会惊讶地发现，每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都值得被写成史诗、悲剧或抒情诗。可他们都消逝了，只留下淡淡的痕迹。可以说，即使是最有魄力、最热血、最果决的人，与仅仅是描述初升之月的几句精雕细琢的话相比，也只能勉强被称作影子罢了。 猫已经和人类共居了几千年，它们的行为表现已经没什么神秘的了。这是当然的，它们已经为人类忠诚工作了几千年。农业文明意味着粮食，而哪里有粮食，哪里就有老鼠。但不管环境和条件如何变化，猫却一直都在。 然而猫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特点。你有没有注意到男同胞们只要一谈到猫，他们的脸上就会露出一种俏皮而诙谐的神情？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谈到性的话题时。如果是谈论狗的话，就不会激起这种半明半暗、有些私密感的反应，而是达成一种众所周知共识。我断言，人类和猫是因为一种肉体上的协议而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猫的面前并不作为人的角色，而是成为了一种屈从于视觉与触觉的物种，而这些感觉上的诱惑使我们被它吸引，正如我们被某些树木、花鸟、动物、山水吸引，被某些形状和颜色吸引一样。猫特有的外表让人想要抚摸，抚摸是一种爱的语言。我们给予猫无数的哄逗，还有小猫、猫咪之类的甜蜜称呼。另外，我们对猫的看法非常趋同，无论我们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而对猫的喜爱、对猫的虐待，似乎都是出于这一种吸引，只是分了两面。 这种普遍性值得深思。虽然存在个体差异，但我们属于同一个物种，同样有头、手、腿，解剖图上还展示了我们体内有什么东西。并且，我们的身体构造决定了我们会像向日葵面向太阳一样，将目光投向我们认为美好的事物。只要稍微关注一下我们对于猫在色情上的（对你没看错！）偏爱，就可以开始问自己一些关于我们的天性的问题了。 猫无疑也有它的天性，所以我们和猫之间的契约又标志着它的天性与我们的天性的交汇。可是意识、语言、历史不可能同意！它们或许会惊呼，我们怎么还远远不如那个低劣的动物！我们别再骄傲地抬高自己，也别再把我们的精神高地和低级感官区分开来。我们倒不如享受那位正在沙发上伸懒腰的家中成员所带来的好处，忘掉那些说人类天性不存在的哲学观点。如果说要在不断变化的人类天性中证明它的存在性有些困难，那至少在这个伸出红润的舌头打哈欠的生灵面前，我的天性正使我怜爱地看着它，而这说明我本人的人类天性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并且我要强调，人类天性的存在性不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它存在，我们才能确定我们的法律和制度中哪些是对它有利，而哪些是与它的基本需求背道而驰的。 这样一来，我们从猫谈到了一个重大哲学问题。虽然猫听不懂，但我们姑且将此归功于它们吧。 《路边狗》（切斯瓦夫·米沃什著 赵玮婷译）2016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关注《花城》杂志 独立精神 人文立场 新锐主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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