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经》对摄影的影响 据考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摄影技术的国家，并且具有了一千多年的系统理论与方法。 1、发展 商代时期，制作铜镜从而形成最原始的“影像”，比近代玻璃光学镜片的产生要早3000年。 春秋时期，韩非子和墨子都对世界最早的“小孔成像”技术做过系统的阐述。 汉代时期，利用感光化学品通过暗箱将画面感光，经过化学处理制成陶器上的花纹。 宋代时期，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志》中记载了“盐卤窗纸上，烘之字显”的现象，这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的银盐变黑显影技术。 明清时期，我国已经运用暗箱原理进行绘画，康熙年间江都的黄履庄，因擅作“临画镜”和“缩亮镜”等光学仪器而闻名，曾有学者对之进行描述：“千里镜子于方匣布镜器，就日中照之，能摄数里之外之景，平列其上，历历如画。” 近代，科学技术发明家邹伯奇，是我国摄影机的最早制造者，写过关于“取景器”的光学论文。他于公元1837年因用镜取火而受到启发，制成了“取景器”，并在此基础上，加上快门和底板，从而发明了摄影机，并以玻板摄影术最早且成功地拍摄人物肖像。在这里，非常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清朝道光政府不重视科学技术发明的产权保护，而没有公开宣布邹伯奇的成果，只是到了公元1844年才被官方所提及。 因此，中国摄影发明就白白送给了法国的阿拉戈。 从上述表面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摄影在中国已经度过了非常久远的发展历程，然而经过本质上的分析，我们发现摄影之所以最早出现在孕育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华夏大地，是与其产生的思想基础密不可分的，这就是中国博大精深的《易经》文化的启迪和影响。 2、技术应用 从摄影的技术应用来说，其受到了《易经》“阴阳学说”的指导。 摄影时讲究的大小、远近、虚实、明暗，都是最直观的也是最典型的阴阳对应，在进行对焦的过程中更是体现了“由阴到阳，由阳到阴”的不断转化和交互。我们随处可见的照片，同样是从照相时对属“阴”的虚拟影像，经过洗印过程，转化成了属“阳”的实体照片。 3、布局结构 从摄影的布局构图来说，其遵循的是《易经》“爻象排列”的原则。 《易经》的“卦”由“爻”组成，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都是由爻组成的，并且爻在整体卦中的不同位置所代表的爻位意义各不相同。摄影的构图布局是由不同的物体组成的，并且通常其中会有一个是主体，这个主体所在整体画面的不同位置，也会相应具有不同的主题意义。 4、创作思想 从摄影的创作思想来说，是符合《易经》“天人合一”的主旨的。 摄影，尤其是人像摄影中人物的上下、左右，空间的去留是很讲究的，正如同《易经》中《损》、《益》二卦提出的损、益原则一样，要通过取舍、裁取实现平衡，最终以期达到“和”的境界。 摄影是生活最直观的表现，是生活中的“象”原汁原味的还原，使人们获得了直接从自然界和社会现实中发现并阐述美的能力，同时给了人们一种新的视觉的审美形式，即感受一种真实的审美，完全复制呈现的是一样自然之美，让人们回头去思索与回味自己某一时段的生活之美。 摄影的这种特点和贡献，使得每个人都能受到平等的尊重，拥有属于自己的美好画面和真实记录，这也正是《易经》“天人合一”中平等和谐与人文理念的体现。 以象喻物的摄影，作为当今影像时代的先锋，其最大的功绩在于重新发现和认识了自然本身的美与秩序，从而给审美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重大突破。 《易经》对于自然的美和万物的力进行了语言的表述，比如“蒙”卦的《象传》中写到“山下出泉”，这里写到了“山下流出泉水，泉水清纯不杂”。而摄影则将这些付诸于视觉，建立了一种公众更加喜欢，也更加贴近自然和社会现实的艺术媒介。 随着摄影技术及其工具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这门视觉艺术将给人类社会贡献越来越多的无法比拟的价值。 综上所述，无论是尽显“天地之灵”的文学诗词，体现“以墨写天”的书法绘画，还是遵循“美由天制”的服饰摄影，在本质上都是相通的，都是将《易经》“天人合一、神人似和”的理念和“阴阳生化，五行相偕”的元素加以参照和运用，从而使中国的文化艺术达到了世界最高的顶端。 我们中华民族，具有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在文学、绘画、音乐、雕塑、建筑、舞蹈等艺术遗产中，蕴储着十分丰富的美的矿藏。开发这一矿藏，使它傲然屹立于世界美学之林，不断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辉，为人类的美学宝库增添了奇光神采，这对提高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天的国人，言必古希腊，固然不对，数典忘宗，更不应该。我们应当看到：中华民族是美的民族，我们有举世瞩目的美的遗产，比如万里长城、秦始皇兵马俑、北京故宫等等，我国的古代人民不仅在实践中创造着美，而且还从理论上探讨着美，既有美的作品，又有美的理论。如果说，古希腊的哲学家、美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所写的《大希庇阿斯篇》，是西方美学史上第一篇最有系统的美学论文的话，那么，产生于我国商周之际的《周易》，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我国美学理论的奠基之作。 《周易》虽然不是一部美学专著，但它所表现的“天人合一”、“易者象也”的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的理论思维，而且也影响了形象思维，从而为中国美学追求“天人和一”的审美境界，以及强调形象思维在艺术和审美中的重要意义，提供了哲学的依据。另一方面，《周易》在对客观世界做出解释时，使用了“阴阳、刚柔、乾坤”等范畴和命题，对中国美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周易》八卦认为，人直接是自然的产物，所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理应是统一。这种统一，一方面《周易》通过拟人化把自然看作合乎社会伦理的东西，这就是说，大自然中，天（乾）、地（坤）与雷（震）、风（巽）、水（坎）、火（离）、山（艮）、泽（兑），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伦日常的社会关系中父母与自己子女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周易》各卦中又表现为人事与自然（天）的吻合统一。 诚然，就美学而言，艺术和审美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是与人的社会实践相关联，但是，它也显然离不开人的自然感官，离不开人类赖以生存的外部自然界。因此，人与自然的统一，其实是艺术和审美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从美学的角度阐述人与自然间的统一关系，早就引起中国哲人的关注和重视。《周易》在阐述审美中人与自然关系时，不但肯定自然的东西（天）必然合乎社会伦理（人），而且肯定社会伦理的东西也必然合乎自然，强调“天文”（其中一部分属自然美）与“人文”（其中一部分属社会美）的相通一致，并从自然（天）与社会伦理（人）之间的亲密联系中，悟解出人应该如同生生不息的天地自然那样宽厚博大、奋发有为的哲理情思。 《周易》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不仅为中国美学追求主客体浑化合一的审美心境和艺术境界提供了理论根据，也深刻地启示着后世，在中国美学史上，众多的美学家都主张，书、画、诗、文应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物我交融、审美主客体和谐统一的浑化境界，如果我们对这种美学思想的产生进行穷源尽委的历史考察，那么很难不溯源到《周易》这里来。 《周易》象论与中国美学的发展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众所周知，在先秦诸子中，孔子的美学理论主要论述了审美、艺术与情感、理智的关系，庄子的美学理论主要论述了审美、艺术与情感、想象的关系，这是孔子和庄子在中国美学史上做出的重大贡献。但是，他们都未能就审美和艺术与感性具体形象的关系，从思想上给予必要的注意，而在《周易》的象论中，却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周易》中的卦画之“象”不仅是采用象征方法建立起来的一套符号系统，借以模拟客观世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且卦辞、爻辞之“象”还是凭借带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形象以喻义理，或凭借带有象征意义的艺术形象以喻情志。《周易》还提出了“立象以尽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后世“意象”这个美学范畴的产生。 除此以外，《周易》中的阳刚阴柔说还奠定了中国美学中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对立统一观的哲学基础。《周易》认为，事物内部对立的阳与阴（乾与坤）两种因素具有各不相同的性格特征（拟人化），或者说，具有各不相同的功能、性态、精神风貌和审美境界。这一思想直接促成了中国美学区分为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种形态的理论产生和发展。清人沈宗骞在《芥舟学画》中就将中国书画的线条美区分为对立统一的“尽笔之刚德”与“尽笔之柔德”两类形态的尝试，就相当明显地受到《周易》阳刚阴柔说的影响。 《周易》还认为，乾（阳）与坤（阴）虽然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然而两者是相反相成的关系，既对立又统一。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中国美学中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关系，不是彼此割裂，而是彼此联系、互相补充。换句话说，阳刚之美的形象不但刚健遒劲，而且刚中有柔；阴柔之美的形象不但柔婉妩媚，而且柔中有刚，总之，是坚持一种“寓刚健于婀娜之中，行遒劲于婉媚之内”的审美理想。 《周易》认为阳处于主导的支配地位，阴处于被支配的从属地位。受《周易》这种尚阳贵刚倾向的影响，中国美学在肯定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二者均美的前提下，往往更倾向追求于阳刚之美。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就大力推崇阳刚之美，他认为阳刚之美见之于现实美领域则集中体现为“君子”身上那种“光明正大，疏畅洞达，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为威而雨露之为泽，如龙虎之为猛而麟凤之为详”的胸襟开阔、气魄宏伟的人格美。在艺术领域中，文如其人，具阳刚之美人品者必具阳刚之美的文品，朱熹认为这种人，汉有诸葛亮，唐有杜甫、颜真卿和韩愈，宋有范仲淹，他们的文章、诗作和字画，都显示出一种大气磅礴，笔力雄健和意趣豪放的风格美，使人明显地感觉到一种阳刚之美。 综上可见，《周易》对中国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