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经济思想形成以前，伴随着文明的发源，在古希腊已开始对经济实践进行思辨。
古希腊最早研究经济的是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约公元前430-335），他的著作《经济论》以对话的形式转述了苏格拉底的许多经济思想。《经济论》是论述奴隶主家庭经济的著作，其副标题是关于'财富管理的讨论'，成为古希腊关于经济的代表作，其主要思想包括从使用价值的角度认识财富，维护自然经济，高度重视农业等。其他的哲学家，如柏拉图也在其《理想国》分析了分工、等级、公有财产等概念，而亚里士多德对经济的研究则已深入到简单的判断和推理，并第一次认识到货物有两种用途，一种是本身固有的，一种是交换产生的，这一思想被亚当.斯密发展成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即使是在西方哲学起源的古希腊，也没有以成熟的方法论研究经济现象，哲人仅仅是根据日常生活实践，提出一些关于经济的朴素推理和简单概念。
到了中世纪，经济学仍没有自己的独立位置，而是归属于神学，属道德神学或伦理学的组成部分。进入16世纪，经济学归入经院法学体系，虽然没有作为一个整体被论述过，但利息、货币等问题的讨论已是司空见惯了。而此时西欧各国大多已步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思想开始有了萌芽。
二、启蒙阶段
近代史的研究者谁都无法不注意到那些在1600年后两百年间足以促成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因素，而最深刻的变革出现在经济领域。始于16世纪、从西班牙征服者而开始的杀人越货的海外扩展，使欧洲成为庞大的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正是这个时期，出现了配第等著名经济研究家，并形成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大经济思潮。
2.1、配第创立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
威廉.配第（WilliamPetty,1623~1687）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创始人。马克思评价他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和'最有天才和最有创造的经济研究家'。配第还留下了许多关于医学、数学、物理和统计方面的著作。
其代表作《赋税论》出版于1662年，共分十五章，所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政府怎样征收和使用赋税，才能促进财富生产，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
配第在《赋税论》中的第一个重要经济观点，是从生产过程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把劳动看作财富的源泉。配第有一句名言：'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配第在《赋税论》中的另一个重要经济观点，是把劳动时间看作衡量价值的尺度和基础。这是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基本观点。配第在创立劳动价值论上的贡献，不仅在于首先明确地用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决定价值，而且在于他已经看到价值量的大小和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成正比，却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配第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考察了地租的性质和来源，在《赋税论》中提出了第三个重要的经济观点：地租是从农产品中扣除生产费用（工资加种子）以后的余额。
他的另一名著《政治算术》（1672年出版）被马克思视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分离出来的最初形式。在著作中，他广泛运用经验归纳和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实践，使经济学开始有了自己的研究方法。
作为十七世纪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他的许多观点和研究方法开经济领域之先河，深深影响了后期形成的重商主义者和重农主义者。
2.2、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是随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海外贸易的增长而一同兴旺起来的，其基本假设是出口为国家带来财富。这一学派的倡议者支持并主张政府采取措施保护贸易顺差。
重商主义者坚信，对外贸易是国家致富的唯一手段。在国际金融制度得到高度发展以前，对外收支逆差必须用现金弥补，而国际间唯一可接受的现金形式是金银，因此贸易赤字会导致国库空虚，反之则国库殷实。从中可得出结论，出超将带来国内经济增长，而入超会使国内经济萎缩。这种思想迎合了当时政治和经济环境的需求，并在事实上引导了十七、十八世纪的商业革命。
尽管西欧多数国家准备采纳重商主义，其程度有所不同。西班牙尽管坚持向外国关闭其殖民地市场，积聚金锭和银锭，却从未达到重商主义者所要求的自给自足，从而必须以贵金属去交换英国或法国的其它制品。荷兰人反对重商主义所隐含的经济集权化，同时国土太小无法自给自足，因而一直信守自由贸易。正是法国人和英国人把政府中央集权化与独立的商业企业最有效的结合起来，奉行重商主义。英国早期的合营公司都是为商业贸易所建立，并有不少斯特许公司，政府允许他们在某一地区进行贸易垄断，成为重商主义者与资本家利益吻合的实例。如英属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末之前一直是印度次大陆地区剥削开拓的实际统治者。
2.3、重农主义
重农主义主导了法国十七、十八世纪的经济思想。法国在十八世纪还保持着封建经济的结构，其工业变化、海外贸易的步伐并非那么快捷有力，为主的经济活动仍然是农业生产。地租连同向耕种者征收的赋税是法庭、军队和艺术文明的经济来源。农民只得用剩余部分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再生产。重农主义者以此为依据提出，产生地租的土地是纯产品依赖的唯一源泉。重农主义者将国民分为三个阶级，即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最早运用社会阶级体系来说明社会经济结构。
弗兰斯瓦.魁奈（1694-1774）是十八世纪法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重农主义学派的领袖和宗师。'自然秩序'是魁奈及其重农主义体系的精髓，成为重农主义者看待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根本标准及最终归宿。在魁奈重农主义体系中，自然秩序和自然权利紧密相连，自然权利包括财产所有权和自由，而在财产所有权中，土地所有权是基础，是国家统治的自然秩序的根本条件，是进行农业资本主义的根本条件。
魁奈的代表作是《经济表》。《经济表》以商品资本的循环为基础，把一年土地上生产出来的总产品作为分析的起点，抓住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研究中最主要和最困难的问题，即社会产品在物质上如何得到替换和在价值上如何得到补偿的问题，第一次分析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过程，概括了重农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
随着资本主义向纵深发展，制造业日趋重要，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变得陈旧，他们的后继者—古典经济学派开始了经济学的又一轮革新。
三、古典经济学派
在深刻改变西方文明形态方面，英国工业革命（詹姆斯.瓦特于1763年发明蒸汽机）、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和法国大革命（始于1789年）都发生在十八世纪。而在经济学领域，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国富论》，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的诞生，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已形成了完整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
古典经济学派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从起飞到昌盛时期的主流经济学派，它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既是对封建旧制度以及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思想的批判，也是对经济自由主义新时代的呼唤和论证。
古典经济学信奉经济自由主义。他们坚信，自由竞争市场势力的自发作用能够保证经济生活的协调和稳定增长，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他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认为，国家只需充当为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创造良好外部条件的'守夜人'。
古典经济学派关注经济增长。在他们看来，经济活动的首要任务就是增加生产，为此必须增加资本积累，改进生产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他们还研究与此密切相关的分配和产品实现问题，研究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规律，以及相应的经济政策。
古典经济学的奠立者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尔萨斯、萨伊对亚当·斯密的体系进行了扩展，而J.S.穆勒则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是他的代表作。在这本名著作里，斯密缔造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概括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它的形成阶段的理论成就，最先系统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各个主要学说，对资产阶段政治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亚当.斯密1748年毕业于牛津大学，1751年返回格拉斯大学讲授逻辑学，第二年担任道德哲学讲座，并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斯密在格拉斯哥一直居住到1764年，这使他有可能长期实地观察这个苏格兰工业中心的经济生活。斯密曾经积极参加当地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参加当地的经济学会活动，并和万能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认识，曾经支持瓦特改进蒸气机的实验活动。1764年，斯密辞退了大学教授的职务，到欧洲大陆旅行。在巴黎，他认识了法国启蒙学派代表人物伏尔泰、重农学派主要代表魁奈和杜尔阁等名流，这对他的经济学说的形成有很大影响。1767年他返回家乡专心致力于《国富论》的写作。经过十年的刻苦努力，终于在1776年完成了这部巨著。
《国富论》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许多方面的经济理论，但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贡献还在于斯密所论述的劳动价值论和三个阶级三种收入的学说。
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明确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足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于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就成为《国富论》的主题。
斯密看来，国民财富的源泉是劳动，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后者又取决于分工。斯密进而以交换来解释分工产生的原因，指出分工的程度取决于交换的能力或市场范围，货币只是一种流通工具。斯密区分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认为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然而他又认为商品的真实价格由工资、利润、地租三部分构成，由此他第一次将社会分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他认为，资本积累是发展生产的另一必备条件。
斯密从'经济人'观念出发，系统论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他认为，人们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却使整个社会获得最大利益。在'自然秩序'下，能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协调，促进社会财富增长。国家的职能是保护国家和个人的安全，建设并维护私人无力办或不愿办的公共事业，起'守夜人'的作用。
在《国富论》里，除了上面谈到的经济学说之外，斯密关于分工、交换和货币的学说，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学说，关于社会再生产学说以及基于'国际分工'的自由贸易学说，都有深远的影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影响最大的主要是他所鼓吹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亚当.斯密将科学抽象法和经验归纳法系统运用于其著作中，这种二重研究方法是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第一个系统形式，它吸收了历史上经济学方法论领域几乎所有的科学因素，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大卫.李嘉图和马克思继承和发扬了亚当.斯密的科学抽象法，使劳动价值论逐步完善，最终成为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剥削本质的工具。马尔萨斯和萨伊则继承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经验归纳法，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西方经济学的研究。
大卫·李嘉图
大卫·李嘉图（1772-1823英国）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伟大代表。他生活于英国正发生产业革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那时，工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族之间的矛盾尖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和对立也开始发展和显露。李嘉图的主要经济思想反映在他1817年出版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简称《赋税原理》）之中。
李嘉图从人性出发研究分析社会经济现象，认为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准则，社会完全屈从于个人。他坚持使用抽象法。
在他的劳动价值论中，他指出，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但并不是个别生产者在生产商品时实际所耗费的劳动，而是必要劳动。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他们的绝对价值。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为他是表现其它商品价值的媒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分配理论。他认为，在既定的收入格局下，地租是主动的，首要的，最有保证的；工资有其固定不变的法则和水准，是发展生产不得不支出的代价；利润则是支付了地租和工资之后的余额，最容易受到损害。
对外贸易学说是他的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对外贸易的扩张虽然大大有助于一国商品总量的增长，从而使享用品总量增加，但却不会直接增加一国的价值总量，因为价值总量由本国商品所包含的劳动决定。但是，如果存在比较成本差别，则国际分工可以带来劳动节省和效率提高，因此，他主张贸易完全自由。
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是与李嘉图同时代的人，以其'人口论'而驰名于世。他的代表作有《人口原理》(1798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等。
在他的人口论中，马尔萨斯从两个前提出发：一、事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二、两性间的性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在这两个前提下，他断言，人口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只能以算术比率增加，人口的增长必然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因此，人口的增加会受到生产资料的限制。由于马尔萨斯试图证明劳动人民贫困和失业是因为人口增长过快，而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无关，因此，他被马克思称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代表。
萨伊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法国）是19世纪初期法国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亚当·斯密学说的系统化者，他的主要作品是《政治经济学概论》、《政治经济学问答》和《政治经济学教程》等。
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从而将经济学划分为生产、分配消费三部分。他提出效用价值论，指出物品的效用是物品价值的基础，价值来源于物品的效用。物品效用由劳动、资本和土地（自然）共同创造出来，物品价值也由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于是，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工人、资本家、地主相应地得到各自的报酬：工资、利息和地租。
萨伊认为，供给创造需求，从全社会来看，总供给一定等于总需求，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不可能出现。
J.S.穆勒
J.S.穆勒（1806-1873英国）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处的时代是英国资本主义正处于比较繁荣发展的时期，工人运动和社会改良运动高涨，使他成为一个折衷主义者。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在很长时间内是作为大学经济学的初级教程。
穆勒认为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同时也将社会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原因、精神、心理、社会关系和人类天性等也作为讨论范围。他的的折衷主义理论体系建立在对生产规律与分配规律的分析之上。他将生产仅仅看作人和自然的关系，不依社会制度改变；而财富分配则取决于社会的法律和习惯，会依社会的变化而改变。他认为唯一的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但又认为资本是劳动产品的积蓄来为利润辩解。
他规定了使用价值、价格、价值（交换价值）的定义。他将价值分为市场价值和自然价值。市场价值决定于需求和供给；自然价值决定于它的获取难度。他第一次提出了信用与物价的关系。
他完全接受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但他的论证方法不同，他比较的是同量劳动的不同效率或产量。
他考察了社会进步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批判了奴隶制和封建制，对资本主义进行了肯定，但认为需要进行改良，对经济自由主义和干涉保护主义采取折衷，提出了适度干涉主义。
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1818-1883德国）也诞生于固定经济学昌盛的时代。他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领袖，国际无产阶级的导师。虽然他的影响力并不只限于经济领域，他对经济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一般认为马克思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是发展了剩余价值学说，并分析了资本家剥削的本质。马克思是第一个充分利用历史唯物观和辩证法研究经济问题的学者，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经济研究领域。他还在穆勒的基础上，解释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和周期性。客观上，后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为解决自身矛盾所带来的危机，加强了经济调控，而经济学也进入了下一个时代—新古典时代。
四、新古典主义
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新技术特别是在金属、化学、电力领域出现的新技术，导致新产品的出现和效率的进一步提高，需求和产量的增加引发工业领域的重大重组。同时，经济领域的竞争开始国际化，并导致频繁的经济危机，失业、通货膨胀使社会冲突的焦点从资本家和地主的对抗，转向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此时，推行经济自由主义，重视资本积累，同时强调社会各阶级的经济作用和分配规律的古典经济学说，逐渐被新古典经济学说所替代。
新古典主义是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具有广泛影响和重要地位的经济理论。它的基本观点和古典主义相同，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同时它也融合和吸收了其它一些学派的观点。它渊源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所谓'边际革命'。当时奥地利的门格尔、英国的杰文斯和法国的瓦尔拉斯几乎同时提出了以边际效用决定商品价值的理论。他们使用抽象演绎法、边际分析法、心理分析法和数理分析法建立了包括边际效用理论、时差利息论和一般均衡论等在内的理论体系。它把市场现象归结为个人选择的结果，着重解释在技术知识、社会习惯以及资源稀缺的约束下，个人在市场上进行的主观评价和选择，会导致市场过程的协调和均衡，进一步证明了自由放任的正确性。
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特点是：
经济和谐观新古典主义认为，经济体系的变动和发展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变的；是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对经济刺激的反应是灵活的。边际分析是体现这种观点的的分析工具。
供求力量决定价格的主观价值新古典主义认为商品和要素的价格决定于市场上的供求力量。市场上的理性行为是，需求一方，消费者寻求最大的满足；在供给一方，生产者追求最大利润，通过价格的变动，使供求量调整到双方相等时的均衡状态。
完全竞争的经济 新古典主义的均衡价值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基础上，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完全竞争并趋于均衡状态的经济。
充分就业的经济新古典主义认为市场供求力量能使一国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一切生产要素在分配中所得到的份额取决于他的边际产品数量。
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瓦尔拉斯、马歇尔、凯恩斯以及二十世纪的阿罗和德布鲁等。
瓦尔拉斯
莱昂.瓦尔拉斯（1834-1910法国）是边际革命的奠基者之一，洛桑学派创始人。他的主要著作有《纯粹经济学纲要》、《应用经济学研究》和《社会经济研究》。其主要贡献是建立了说明交换价值的一般均衡理论，并将数学方法第一次大规模引入经济学研究。
他从稀缺性出发，得到稀缺价值论，在此基础上，他由简到繁，从单纯的交换到引入生产、资本、交换媒介等，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并说明了它的存在、最优和稳定。
马歇尔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英国）对前人的工作进行了综合，是新古典主义的杰出和完整代表。他的《经济学原理》被看作是与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赋税原理》齐名的划时代著作。他的《经济学原理》对个别市场或商品分别从需求和供给进行研究，阐述了供给和需求决定均衡价格的理论体系，马歇尔也因此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奠基者。
马歇尔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财富和人，注重对人的心理和动机分析。他利用连续原理、边际方法和局部均衡分析的方法，讨论了需求理论、供给理论以及二者的作用下的均衡价格理论，力求说明在市场上供给和需求两种相反作用如何作用、如何达到均衡，从而决定商品价格。在均衡基础上，他讨论了分配理论，指出存在四种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对生产有贡献，并说明了这四种要素的价格决定。
马歇尔充分重视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大量使用几何图示表述经济学原理，注重时间因素对经济分析的重要意义，充分运用局部均衡的原理，这些研究方法至今仍然被经济学沿用。
五、社会主义
当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它的成熟时期后，经济学也从古典经济学一分为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李嘉图理论的继承和批判基础上，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资本积累以及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学说。他们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指出资本主义一定灭亡，并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他们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
其后，列宁根据自己的实践，发展了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此后，苏联在其实践中逐步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系，并在东欧和中国得到推广。
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之后，人们发现这种计划体制存在着其固有的弱点和缺陷。于是，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进行变革，引入市场机制。东欧和苏联走的是激进的私有化道路。中国则走了一条渐进的改革之路，先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然后是市场经济。
六、凯恩斯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急剧发展，1923-1933的经济大危机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实践与传统的经济理论所宣扬的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产生严重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有效需求理论体系和通过国家干预经济以求减少失业，这被称为'凯恩斯革命'。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英国）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自他以后至今无人能够超越。1911年起凯恩斯出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经济学杂志》主编。1930年任内阁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41年担任英格兰银行董事，1944年以英国代表团主席身份出席在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并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董事。凯恩斯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印度的通货和财政》、《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如何筹措战费》、《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
《货币改革论》和《货币论》两部著作基本上没有摆脱传统经济学的框框。凯恩斯向传统经济学挑战的是他的第三部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这是凯恩斯经济学产生的标志。《通论》是在30年代大萧条爆发以后孕育的，于1936年问世。1929年，凯恩斯和亨德森合写的小册子《劳合·乔治能做到吗？》出版。英国自由党领袖劳合·乔治提倡举半公共工程以减少失业，凯恩斯对此表示大力支持，力图证明公共工程能有效地增加就业，赤字预算能减少失业而不至于引起通货膨胀。1930年，凯恩斯在《1930年的严重萧条》一文中流露出不相信'一只看不见的手'会引导经济健康运行的思想。
1933年，凯恩斯在《获致繁荣的方法》一文中说明公共工程支出的作用。1934年夏，凯恩斯访问美国。罗斯福新政进一步推动了凯恩斯的理论研究。凯恩斯会见罗斯福时，强调了政府支出的作用。1935年，凯恩斯发表《一个自我调节的经济制度？》一文，认为即使不存在磨擦因素，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可能自我调节。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出版。这是凯恩斯的代表作。凯恩斯提出了总量分析、短期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的方法，建立了宏观经济学体系。
凯恩斯认为失业和危机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它只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部分。它是由'消费倾向'、'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和对货币的'流动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及货币量决定的。凯恩斯在理论上分析上采用了'总量分析'即'宏观分析'的方法。他研究了收入、需求、投资、储蓄、消费、货币、价格水平的总量及其相互关系，使'庸俗经济学'从微观分析进入了宏观分析。
依据凯恩斯的理论，他提出了一整套政策，这些政策的核心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借此刺激有效需求，即刺激消费和投资。在财政政策方面，在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主张减税、增加财政支出，以扩大投资和消费；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主张增税、减少财政支出，以减少投资和消费。在货币政策方面，在萧条时期主张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息率以刺激投资；在高涨时期主张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息率以限制投资。
凯恩斯《通论》的出版对西方经济学界和西方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把凯恩斯《通论》的出版称为'凯恩斯革命'，认为凯恩斯在西方经济学中进行了一次思想革命。凯恩斯是对西方国家已经并且正在奉行的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的理论论证，这一理论论证反过来又成为西方国家实行政府干预的依据。美国新政和《通论》的关系说明了这一点。《通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新政的实践所作的理论说明，这种理论又反过来为新政提供了依据，推动了新政的发展。
战后20多年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它对缓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实现经济增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6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发的现象，使凯恩斯理论出现了危机。凯恩斯理论遭到了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的挑战。
七、凯恩斯以后
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学者还未对凯恩斯以后的学术思想加以归纳，这并不意味着凯恩斯以后的经济学领域缺乏思想。实际上，在这个阶段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流派和经济学家，由于统计分析理论的发展，这个时期经济学术著作的特点是大量运用统计理论和数学模型。这是后出现了两个现象：一是1968年诺贝尔奖的设立，带来了经济学史上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经济巨著来自学院派的趋势也愈加明显；二是随着美国在全球经济霸主地位的确立，来自美国的经济学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新古典综合派
新古典综合派又被称为当代凯恩斯主义正统派或主流派，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萨缪尔逊、托宾、索洛等。'新古典'是指他们接受凯恩斯以前的新古典主义对于市场和一般均衡的分析，但同时应当'综合'凯恩斯主义。
这种综合体现在：一、将凯恩斯理论本身综合成宏观一般均衡理论，但理论本身却和新古典理论有相似之处；二、凯恩斯的宏观理论体系和新古典的微观理论体系相结合，注重寻找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三、强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
他们认为，战后的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既存在市场机制的调节，又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一方面，经济中的基本问题，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仍然由市场机制，即'看不见的手'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在经济生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政府要运用各种经济政策来纠正市场调节不可避免的缺陷，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地发展，并实现社会公正。
他们用IS-LM模型完善了总需求分析，并用总供给分析来补充总需求分析，建立了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发展了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投资理论和货币理论，并且将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长期化和动态化。
当代经济学的其它主要流派
当代经济学除了新古典综合派外，其它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派主要有：新自由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新剑桥学派、新制度主义。
新自由主义以哈耶克为主要代表。它从个人主义出发，强调维护个人自由。而自由的基础是经济自由，其核心是私有制，在这一基础上生产者有经营自由，消费者有消费自由。实现经济自由的途径是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让人们在市场上自由竞争。
货币主义又称为现代芝加哥学派，其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其基本观点是坚持经济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货币，即货币量是说明产量、就业和价格变化的最重要因素；在政策上基本主张坚持市场调节的完善，反对国家直接干预。
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卢卡斯和萨金特。它认为，经济主体在作出任何决策时，除了考虑到有关经济变量的情况外，还要考虑这些变量的未来变化，这种有根据的、合理的预期被称为'理性预期'。它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依靠价格的调节作用，市场在正常情况下总是处于供求相等的出清状态。由于理性预期的作用，宏观经济政策无论在短期长期都无效，且会破坏市场机制。
新剑桥学派又称为凯恩斯左派，与新古典综合派一样，号称是现代凯恩斯主义。其代表人物有罗宾逊、卡尔多。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将收入支出模型作为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一种歪曲；他们认为核心问题应是收入分配问题。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分配应以价值理论作为基础；经济增长是以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为前提的。因此他们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实现收入分配平等化。
新制度主义属于经济学的'异端'，其代表人物是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等。他们将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确定为制度；重视经济伦理问题的和价值判断；并且用演进的整体的方法研究制度的变迁。
B、微观经济学发展简史
自数学进入经济学，提高了经济分析水平以来，微观经济学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高级阶段：边际分析阶段、集论与线性经济分析阶段、方法汇合阶段。从方法上看，这三个阶段的分析方法水平是不断提高的。本节从时间上对这三个阶段提出建议性的划分。时间划分并不意味研究工作的终结，直到目前这些研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经过这三个历史阶段的研究，经济学的分析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一、边际分析阶段（1838—1947）
1838年到1947年，是经济学向数学借用武器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借用的基本武器是微积分，尤其是偏导数、全微分和拉格朗日乘数法。边际分析法是这一时期产生的一种经济分析方法，同时形成了经济学的边际效用学派，代表人物有瓦尔拉(L.Walras)、杰文斯(W.S. Jevons)、戈森(H.H. Gossen)、门格尔(C. Menger)、埃奇沃思(F.Y.Edgeworth)、马歇尔(A. Marshall)、费希尔(I. Fisher)、克拉克(J.B. Clark)以及庞巴维克(E.von Bohm-Bawerk)等人。边际效用学派对边际概念作出了解释和定义，当时瓦尔拉斯把边际效用叫做稀缺性，杰文斯把它叫做最后效用，但不管叫法如何，说的都是微积分中的“导数”和“偏导数”。
数理经济学的创始人古诺的主要贡献，是他提出的企业理论和单一市场上企业与消费者的相互作用论。古诺的企业理论的基本假定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他对完全竞争和寡头垄断作了严格定义和研究。古诺的企业与消费者相互作用论，提出了完全竞争市场上供给与需求相等之思想，他还研究了垄断竞争问题。这一研究至今仍被当作一种标准的方式，并且推广应用于对策论之中。
边际分析阶段，高级微观经济学研究取得的成就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形成和发展了一套完整的微观经济活动者行为理论；提出了一般经济均衡问题，建立了一般经济均衡的理论框架；创立了当今的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垄断竞争理论、及一般经济均衡理论的数学基础。下面来介绍边际分析阶段形成和发展的一些理论。
(一)企业理论
企业理论研究企业在按一定的价格投入生产要素来提供产品的过程中的行为。十九世纪后二十五年中，生产函数概念的产生，使古诺的利润最大化假设得到了很大发展，形成了一套研究投入需求与产出供给的丰富理论，即企业理论。对此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有瓦尔拉、维克斯弟(P.H. Wicksteed)、维克赛尔(K. Wicksell)、以及克拉克(J.B. Clark)。霍特灵(H.Hotelling)首次详细总结了企业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
(二)消费者理论
消费者理论主要研究消费者行为准则与目的对可见需求的影响。戈森、杰文斯和瓦尔拉从效用最大化出发，定义了消费者需求，首次发展了消费者理论，其后由马歇尔作出了进一步的详细论述。斯勒茨基(E.Slutsky)在1915年提出了效用最大化需求的一系列性质，希克斯(J.R. Hicks)、艾伦(R.G.D.Allen)、霍特灵、沃尔德(A.Wald)等人在1934--1944年间又继斯勒茨基的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效用论的基础在几个方面得到了深化：费希尔(I.Fisher, 1892)与帕累托(V. Pareto, 1909)用序数效用替代了基数效用；弗里希(R. Frisch,1932)与阿尔特(F. Alt, 1936)提出了基数效用的公理化处理；萨缪尔森(1938)提出了显示性偏好。
(三)一般均衡
市场是相互联系的，经济均衡的特征必然是所有市场上供给与需求的相等，这是瓦尔拉在1874年提出的一般均衡的基本概念。瓦尔拉不但这样提出问题，而且还把它以联立方程组的形式加以表达，然后声称由于方程组中方程的个数与未知量的个数相等尔方程组有解，从而一般经济均衡问题有解。他还提出了一个寻找解的“探索过程”,对解的存在性给出了一个经济意义下的证明。瓦尔拉与帕累托还研究了竞争均衡的最优境界问题。后来人们发现，瓦尔拉给出的一般经济均衡存在性的数学证明是不成立的，但由于一般经济均衡思想的重要性，人们花费了八十年的功夫来研究它，最后才于1954年由阿罗和德布罗真正解决。
(四)均衡的稳定性
均衡的稳定性是指让经济系统实现均衡的一个内部操作过程。瓦尔拉在对他的一般均衡解的存在性进行经济意义下的证明时，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实际上已提出了均衡的稳定性问题，即他所说的探索过程。古诺在1838年以及马歇尔在1890年都分别讨论过单一市场上均衡的稳定性问题，希克斯(1939)和萨缪尔森(1941)属于第一次严格地提出并研究稳定性问题的人。1958年以后，关于一般均衡稳定性的研究论文才逐渐增多。
(五)资源最优配置
资源最优配置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研究内容。首次使用当今称作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概念来系统研究收益与成本的人是杜普伊特(J.Dupuit,1844)，帕累托在1901年对多个经济活动者的最优性概念给出了明确的定义，此后最优性与次优性便成为福利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1938--1941年间霍特灵、伯格森(A.Bergson)、希克斯对这方面的研究作了综合和总结。
(六)一般交易理论
一般交易理论研究讨价还价式的“面对面”交易。埃奇沃思在1881年首次研究了这样的问题：如果经济系统中不仅仅是等价交换，而是任何类型的商品交易都可以做成的话，经济系统会出现什么后果？埃奇沃思提出了“合同曲线”的概念，并提出了一个猜想：当交易者的人数无限增加时，合同曲线收缩成竞争均衡集合；他还发明了刻画合同曲线的一个矩形图，当今称其为埃奇沃思盒。埃奇沃思的合同曲线在对策论中得到了深入推广，转变成为“核(core)”概念，后来“核”又返回到经济系统中，成为“经济核”。
希克斯1946年的著作《价值与资本》和萨缪尔森1947年的著作《经济分析基础》，全面总结和发展了边际分析阶段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希克斯发展了时际均衡理论，萨缪尔森则把显示性偏好与均衡稳定性结合起来研究。这两部著作使边际分析到达了顶点，从而成为经济学史上的两部名著。
二．集论与线性模型阶段（1948—1960）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面临着大战带来的经济萧条与危机，出现了许多为当时的经济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现象，以往的边际分析法已不能适应新问题的需要，迫使经济学家不得不去开创新的经济分析法，集合论与线性模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经济学大门，替代原来的微积分手段。以集合论为基础建立的经济理论，更具有广泛性和一般性，原来的“光滑性”要求现在可以去掉；线性模型也是用来研究光滑性所不能解释的经济现象。集论方法的主要工具是数学分析、凸分析和拓扑学，线性模型的主要工具是线性代数和线性规划。
这个时期内，高级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集中在一般经济均衡研究上，连冯诺伊曼(J.vonNeumann)这样的大数学家也投身进来为它砌上一块基石，研究成果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一般经济均衡的严格理论体系
瓦尔拉虽然在1874年提出了一般经济均衡问题，但却对一般经济均衡的存在性给出了一个不正确的证明——仅仅依据方程个数与未知数个数相等就断言方程组有解。其实在瓦尔拉时代，是不可能证明一般经济均衡的存在性的，因为证明中必需的关于集值映射的角谷静夫不动点定理是1941才问世的。后人倒是应该感谢瓦尔拉的数学休养，如果他当时发现自己的证明是错误的，那么就会因为理论无根据而不会公然提出一般经济均衡问题,从而这一光辉思想可能就会被埋没。熊彼特评价道，由于瓦尔拉提出一般经济均衡问题，使得他成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沃尔德(1933,1934)首次严格分析了一般经济均衡问题，而突破性的进展则是由阿罗和德布罗于1954年取得的，他们二人用集合论方法，通过公理化分析，重建了瓦尔拉一般经济均衡理论大厦，给出了一般经济均衡存在性的令人满意的严格数学证明。这一光辉成就，为经济学的发展树立了一块里程碑，尤其是1959年德布罗的《价值理论》一书的出版,正式宣布了公理化经济学的诞生。这部著作分七章详细论述了基于集合论基础之上的经济理论体系，展示了公理化分析的巨大威力，用德布罗的话说：
“经济理论公理化的好处不胜枚举。公理化对理论假设的完全明确化，可用来稳当地判断理论对具体情况的适用范围。公理化还可以在发现了原始概念的新解释时，对新问题轻松地作出回答。……经济理论公理化还以另一方式帮助经济工作者们，它向经济工作者提供了能够接受的高度有效的数学语言，使得他们可以相互交流，并以非常经济的方式进行思考。”
与一般均衡相联系的许多问题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深入研究。首先是阿罗和德布罗(1951,1954)用集论和凸分析重新研究了竞争均衡的最优境界问题，阿罗还用集论方法研究了社会选择问题，得到了令人吃惊的社会选择不可能性定理。其次是对效用理论的重新研究，提出了两套公理体系，一套是德布罗1954年提出的确定环境下的效用函数公理体系，另一套是不确定环境下的效用函数公理体系，归功于拉姆齐(F.P. Ramsey, 1926)、冯罗伊曼与摩根斯顿(O. Morgenstern, 1947)、马歇尔(1950)、赫斯坦(I.N. Herstein)与米尔诺(J. Milnor,1953)等人。然后是不确定环境下一般均衡的研究，论述于德布罗的《价值理论》第七章中。
(二)线性经济模型
线性模型分析法用线性方程组或者线性不等式组，替代边际分析中的“导数”与“偏导数”，最典型的是列昂切夫(W. W. Leontief,1941)发明的投入产出分析法。投入产出分析的实质是依据一般经济均衡理论来研究各种经济活动在数量上的相互关系，用一套线性方程组来描述经济系统内部复杂的结构关系。投入产出分析在1948—1960年间得到了重大发展。
多尔夫曼(R. Dorfman)、萨缪尔森和索洛(R. M. Solow)1958年合著的《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及盖尔(D.Gale)1960年著的《线性经济模型理论》两部书，把线性规划、线性一般经济均衡理论和线性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到了顶峰。与此同时，对策论研究也在前进。纳什(J.F.Nash, 1950)对于n人对策均衡的研究，成为基础性工作；卢斯(R.D. Luce)和雷法(H.Raiffa)在1957年出版的《对策与决策》一书中又发展了动态对策论。
三．方法汇合阶段（1961——）
公理化经济学的创立，使得经济学家与数学家之间的对话也变得更加频繁。象冯诺伊曼那样，把他的精力的相当一部分放在经济学问题上，这种一流数学家的例子已经不是独一无二的了。同样，经济学也开始影响数学，其典型的例子就是角谷定理、集值映射的积分理论、近似不动点计算的算法以及方程组的近似解的算法。数学思想开始全面向经济学渗透，经济学也在不断地为自己铸造新的武器，各种经济分析方法汇集一堂，出现了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大汇合时期。下面介绍自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高级微观经济学的一些主要研究课题。
(一)不确定性与信息
现实经济活动常常与许多不确定因素有关，如何认识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这是研究带有不确定性的经济活动规律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普拉特(J.W.Pratt)在1964年提出了“风险规避理论”，他假定在带有不确定因素的环境中，不确定事件在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概率，即所谓的“客观概率”。客观概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不确定性，但仍不是真正意义的不确定性。既然客观概率已定，就足以说明事件发生是可以把握的，并非真正不确定。于是，戴蒙德(P.A. Diamond, 1967)和拉德纳(R. Radner,1968)提出用“主观概率”刻画事先无法充分估计概率的不确定性。
主观概率使人们对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的认识深刻了一步，它与具体的人所掌握的信息多少及对事件的认识有关，各人有各人的判断，有人信息灵通，对事件发生的概率估计较准，有人消息闭塞，对事件发生的概率估计较差。拉德纳还用它来解释市场是怎样起消息传递作用的。主观概率加深了人们对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市场信息及搜集行为的认识，尤其是在经济系统中考虑了信息结构。
(二)大范围经济分析
大范围经济分析把微积分与拓扑学结合在一起，来研究经济均衡的性质及均衡随经济体来变化的规律。在大范围经济分析中，依据微积分和Sard定理，一般经济均衡的存在性有了一个构造性证明，取代了不动点方法，并具有实践意义。“正则经济”概念的提出，抓住了均衡价格体系的决定性实质，对于研究均衡的局部唯一性、均衡价格的连续性及比较静态的可能性，都是十分有利的。德布罗在1970年对均衡的有限性及正则经济的研究，还使他成为经济大范围分析的先驱。
(三)对偶理论
对偶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学中的相互确定关系，涉及到经济学的诸多方面。产出与成本的对偶、效用与支出的对偶，是经济学中典型的对偶关系。经济系统中还有许多其他这样的对偶关系。利用对偶性来进行经济分析的这种方法，就叫做对偶方法。
(四)总需求函数
消费者理论中，依据效用最大化所确定的消费者需求函数必然符合一些严格条件。这些条件或类似的条件对总需求函数是否适用，适用程度有多大？索嫩塞因(H.Sonnenschein)对此作了研究，指出总需求函数并不受个人需求函数那样的条件限制。此后在1974年，曼特尔(R.Mantel)与德布罗又作了进一步研究，提出了市场需求理论。象消费者需求理论那样，市场需求理论研究市场需求函数所共有的性质。另外，市场需求是可观察的。观察市场需求如何受效用假设的制约，也是市场需求理论中的重要问题。
(五)经济核心与连续统经济
埃奇沃思1881年提出的合同曲线与猜想，促进了对策论的研究，出现了对策论中的“核”概念。1962年，德布罗和斯卡夫(H. E.Scarf)反过来又把“核”概念用到经济学中，研究埃奇沃思猜想，提出了“经济核(economic core)”概念。奥曼(R. J.Aumann, 1964)提出了经济连续统，并在经济连续统中证明了埃奇沃思猜想。1974年，布朗(D.J. Brwon)与罗宾逊(A.Ronbinson)用非标准分析方法把德布罗、斯卡夫及奥曼的模型，综合在一种超有限框架之下，并证明了埃奇沃思猜想。美国经济学家安德逊(R.M.Anderson)研读了布朗与罗宾逊的论文后，于1978年提出了一个标准模型下经济核心配置接近瓦尔拉均衡集的基本不等式。人们对这个不等式似乎更感兴趣。
近年来对于经济核的研究，又拓展到动态与无限维经济学中来。动态方面涉及价格调整、最优计划过程及均衡的稳定性等问题。无限维经济学方面涉及不确定性、信息及市场的不完全性等问题。
(六)时际均衡
时际均衡是希克斯1939年提出的，在1946年出版的《价值与资本》著作中得到发展。时际均衡观点认为，交易活动是分期进行的，为了做出决策，经济活动者要根据自己掌握的关于经济目前与过去的信息，来预测未来的经济环境和状态，各短期内价格能迅速变化或至少能够做到价格的局部调整，以实现短期内的均衡。
与时际均衡相对照的是非均衡。二者虽然都认为交易活动分期进行，但前者假定经济活动者能正确地预测未来，短期内能实现均衡，而后者则允许不能正确预测未来，未来的计划可以不协调，短期内可以不实现均衡。不论二者的分歧如何，它们都使得一般经济均衡理论更加接近了现实经济情况。时际均衡与非均衡都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思想的体现。
1964年莫利什玛(M.Morishima)在《均衡、稳定性与增长》一书中以耐用商品为重点，深入研究了时际竞争均衡。1966年德兰大基斯(E. M.Drandakis)在“论货币经济的竞争均衡”一文中把货币理论置于价值理论体系之中。1971年阿罗与翰恩(F. H.Hahn)在《一般竞争分析》一书中研究了确定性下的时际竞争均衡。史蒂格姆(G. Stigum, 1972)和格兰德蒙特(J. M.Grandmont,1974)首次研究了不确定环境下的时际竞争均衡。另一方面，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掀起了对配给制经济时际均衡的研究热潮。格拉斯托夫(E.Glustoff, 1968)、尤纳斯(Y. Younes, 1975)以及贝纳西(J. P. Benassy,1973)等人又把配给制时际均衡置于一般均衡框架之中，并作了系统研究。前人对时际均衡的这些研究工作，引起了后人对这一理论的极大兴趣。
（七)均衡的计算
斯卡夫在1969年发表的论文“论均衡价格的计算”，开创了均衡计算的理论与方法。均衡的计算是作为映射的不动点计算的特殊情况来对待的，只不过不动点被解释为均衡价格向量，计算出来的解向量所决定的配置是一种可行的市场结清配置。
当代微观经济学比以往更加重视一般经济均衡的计算。瓦尔拉的均衡模型广泛应用于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宏观经济学、财政金融学等领域，但不幸的是，均衡一般只是不动点，而不是凸优化问题的解。这就带来了两个麻烦：一个是均衡可能难以计算，另一个是均衡可能不至一种。围绕这两个问题，微观经济学发展起来了一套均衡计算理论。
(八)社会选择理论
社会选择问题属于福利经济学的论题，含义是如何通过个人选择来确定社会选择，或者说，如何通过个人的意愿来决定社会的意愿。具体地讨论社会选择问题，就会涉及到人们的价值判断问题，但高级微观经济学把此问题抽象化，使其变成定出一套规则，按照这套规则并依据社会上各人的偏好来定出社会的偏好。高级微观经济学不讨论这套规则对谁有利、是否符合道德规范等价值判断问题，因而所作的社会选择问题研究属于实证经济学的范畴。
投票悖论是社会选择问题的原型，它假定某选区有三名候选人甲、乙和丙，要求选民按照自己心目中的顺序对他们进行排序，最后按照得票多少排出三位候选人的名次。投票的结果是:三分之一选民的排序为：甲、乙、丙；三分之一选民的排序为：乙、丙、甲；三分之一选民的排序为：丙、甲、乙。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三分之二的选民认为甲比乙好，三分之二的选民认为乙比丙好，还有三分之二的选民认为丙比甲好。结果，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社会就无法在甲、乙、丙之间排出先后名次来。
阿罗在1951年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研究，证明了社会选择的不可能性定理。自阿罗以后六十年代以来，出现了许多这方面的新成果，集中研究怎样给出社会选择原则、在什么条件下社会选择是可能的、又在什么条件下社会选择是不可能的。至今，社会选择问题仍是众所关注的。
(九)不完全资产市场理论
不完全市场理论研究证券与商品的定价原理，以及完全竞争的资产市场与商品市场在确定消费与投资中的相互作用。由于金融经济学关心的主要是证券定价，而宏观经济学关心的是货币资产的实际效应，因此，不完全资产市场均衡论提供了一种涉及众多领域的微观经济分析框架。
证券定价理论主要强调金融资产的定价问题，把金融市场理论与一般均衡理论结合起来共同研究价格的形成过程，便引起了人们证券市场微观结构的极大关注。另外，信息的不对称又可能导致经纪人之间的勾结，出现战略性投资行为问题，这也是要加以研究的。
不完全市场理论还关注经济效率问题，对效率含义作出了新解释，支持了反对帕累托市场过程有效性的论断。但它保留了与阿罗—德布罗理论相同的方法论：经纪人要进行行为优化，他们的期望是合理的，完全有条件进行预见，市场结清，一切市场交易都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按照不完全资产市场理论，均衡是不定的，也不是帕累托最优的，仅是帕累托次优的，而且连现有的资产都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从而需要政府干预。
现代不完全资产市场理论源于冯诺伊曼—摩根斯顿的风险期望效用和萨维奇(L.J.Savage)的不确定期望效用，讨论的基本问题是期望效用的表示以及如何测量决策者对风险的态度问题，其焦点是独立性公理与绝对事件原理之间的关系。
(十)无限维经济分析
德布罗通过扩充商品空间维数的办法，把带有不确定性的一般经济均衡问题纳入到他所建立的理论框架之中。扩充维数也成为研究动态经济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然而当所考虑的随机因素无限或者时间因素无限时，维数将被扩充到无限，此时原有的结论就完全失效了，无法把问题轻而易举地纳入到原来的框架之中，一切问题都必须重新研究。
贝利(T. F. Bewley) 在1972年用扩充维数法把商品空间变成了泛函空间 和 。此后在经济学中涌现出了诸如等各种各样的商品空间，这些空间用来建立无限时间模型、产品差别模型、不确定决策模型。1983年，阿里普兰蒂斯(C. D.Aliprantis)、布朗(D. J. Brown)和伯金少(O.Burkinshaw)三人创造性地把出现的这些商品空间统一在黎斯(Riesz)空间的框架之下，进行一般性研究，开创了一般商品空间上的经济学研究新领域。一般商品空间上的经济学也称为无限维经济学，而以前在有限维商品空间中分析讨论的经济学，称为有限维经济学。
阿罗—德布罗模型在80年代间被成功地推广到无限维经济系统中，无限维竞争均衡的存在性与帕累托最优性得到了证明，但不定性问题仍未解决。世代交替模型是一种特殊的无限维经济模型，其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已经在很一般的条件下得到证明，但均衡不是有效的，而且可能是不定的。总之，无限维经济学很不同于有限维经济学，虽然无限维继承了有限维的一些结论，但无限维问题的难度颇大，情况十分复杂。由于无限维经济学把不确定性、风险、金融、动态问题等都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因而引起了众多经济学家和数学家的关注与兴趣，成为近十多来在国际上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
(十一)不完全竞争理论
不完全竞争分为垄断竞争(monopolistic competition)、寡头垄断(oligopoly)和完全垄断(perfectmonopoly)三种。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形，实际中极为少见，仅仅是理论上的抽象，就如同“真空”一样。同消费者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是垄断竞争，微观经济学对此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垄断竞争理论强调产品差别，制造产品差别是厂商竞争的重要手段。产品差别越大，垄断程度越高，厂商在市场上就越处于有利地位。但制造产品差别会提高产品的成本，因此必须研究垄断与竞争的关系问题，以使厂商能够取得最大利润。产品差别与无限维经济相联系，如果把同行业的产品无限细分加以区别，那么就得到无限维商品空间，因此无限维经济分析是研究不完全竞争的很好基础。
(十二)非标准经济学
经济学中的无穷小分析，是经济学家布朗(D. J. Brown)与非标准分析学家罗宾逊(A.Robinson)所引入的一种经济分析方法，迄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1974年他们二人用无穷小刻画了完全竞争的特征，通过精确的计算与论证，证明了经济系统中的“背对背”交易与“面对面”交易的均衡状态是一致的，即瓦尔拉均衡集与经济核心一致。安德逊(R.M.Anderson, 1978)研读了这一结果后又给出了核心配置接近瓦尔拉均衡的不等式，人们似乎对这个不等式更感兴趣。艾利侃(M.Ali Khan, 1980)应用洛伊布(P. A. Loeb)测度，进一步推广了布朗的非标准交换经济模型。安德逊(1985,1988)用非标准分析方法证明了非凸偏好下的强核定理及第二福利定理。拉希德(S. Rashid,1987)总结了非标准方法对大经济的应用，并讨论了把非标准证明转换为标准证明的问题。基斯勒(H.J. Keisler, 1986,1990)用洛伊布测度建立了随机经济的价格调整机制，并讨论了快速调整下的市场分散化问题。斯大策(M. J. Stutzer,1987)用非标准分析观点，研究了总体无不确定性的个人风险问题。本书作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用超有限经济模型研究“双无限”经济问题，取得了可喜结果。
(十三)非线性动态经济学
浑沌(Chaos)现象在经济系统中的出现，影响到现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经验，人们必须予以重视。于是自80年代以来，非线性动力系统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研究得到了较大发展，初步形成了非线性动态经济学。这个主题关心浑沌对经济的影响，目前发现的主要结果是，浑沌对世代交替经济有影响，还对最优经济增长有影响。由于目前还缺乏对经济浑沌现象的深刻认识，许多经济学家表现出“这又怎样”的态度。因此，大力开展动态经济均衡研究，对于探索浑沌对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十四)经济计量学
60和70年代，经济计量学在理论和应用方面都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经济计量学理论得到了精确化和多种方式的扩展，特别引人入胜的是贝叶斯(Bayes)经济计量方法和经济计量模型特点的研究，比如有限的因变量、潜在变量、及非线性模型，时间序列统计分析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另外，电子计算机的发展、计算能力的大幅度增强以及经济计量软件包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施展更加远大和宏伟的数据分析计划。取得的这一切进展，极大地拓宽了经济计量学的应用领域，远远超出了原来的应用范围：家庭消费支出、需求函数、生产函数、成本函数、及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如今，经济计量学已经在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中都得到了应用，包括公共财政、货币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经济学说史、医疗经济学、生育研究、犯罪行为研究等等。在所有这些领域中，随着可用数据的不断增多和估计工具的越来越先进，经济计量方法的应用得到了不断加强，基于经济数据的经济模型的具体化、估计和检验的准确程度也得到了极大提高。
自从80年代初期经济计量学引入到我国以后，她已在我国开花结果，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学术界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经济计量学家，经济学、数学、统计学和我国经济建设实践之间的结合也越来越紧密。目前在我们面临金融体制迫切需要改革的情况下，金融经济计量模型研究又应运而起，成为大家所关注的问题。我们深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计量学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将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十五）博弈论
博弈论也叫做对策论，英文名称是GameTheory。严格地讲，博弈论是一个数学分支，而不是一个经济学分支。博弈论的应用范围甚广，尤其是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广泛、最成功。博弈论的许多结果是借助经济学的例子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家对博弈论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博弈论与经济学能够走到一起，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二者的研究模式相同，都强调个人理性，强调个人在服从既定约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
20世纪50年代，美国数学家纳什(J.F.Nash)接连发表了多篇关于博弈论的研究论文，为现代博弈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纳什将矩阵博弈推广到多人情形，对多人非合作博弈作出了明确界定，提出了多人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概念，并于1950年应用日本数学家角谷静夫(S.Kakutani)提出的集值映射不动点定理，证明了纳什均衡的存在性。纳什定理是重要的，其结论可以直接向经济系统推广，而且这种推广是阿罗(K.J.Arrow)和德布罗(G.Debreu)重建瓦尔拉一般均衡理论大厦的关键所在。由于纳什均衡是矩阵博弈的古诺均衡概念的推广，因此后人也常常把纳什均衡称作古诺─纳什均衡。1953年，纳什又研究了合作博弈，在《经济计量学（Econometrica）》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二人合作博弈”的论文。塔克（Tucker）1950年发表的“囚徒困境”，描述了囚徒博弈，成为当今博弈论的经典事例。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是博弈论巨人出现的年代，他们的创造性工作，奠定了现代博弈论的基础。
到了60年代，泽尔滕（Selten, 1965年）又对纳什均衡进行动态分析，提出了“精化纳什均衡”的概念；海萨尼（Harsanyi,1967、1968年）又把不完全信息引入博弈论的研究之中。80年代，克瑞普斯（Kreps）和威而逊（Wilson）（1982年）二人共同研究了动态不完全信息博弈，发表了重要文章。动态分析与不完全信息进入博弈论，这是经济学家在推动博弈论发展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
然而，博弈论真正溶入经济学只不过是7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从80年代开始，博弈论才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成为微观经济学的组成部分之一。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学家开始关心和强调个人理性问题，他们在对效用函数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信息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而信息问题开始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个人决策有一个时序问题，也就是说，当你作出某项决策时，你必须对在你之前的别人的决策有所了解。你的决策受到你之前的别人决策的影响，你的决策又影响你之后的别人的行为。于是，时序问题在经济学研究中变得极为重要。博弈论正好为信息问题和时序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研究工具，于是70年代中期以后应用博弈论的经济模型得到了大力发展。到了80年代，博弈论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了博弈论应用于复杂经济问题研究所得到的新发现。理论和应用方面的这些新发现对于研究不对称信息和动态经济行为问题极为有用，从而博弈论成为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组成部分。
C、20世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与成果
2001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dA.Samuelson)在他的流行教科书《经济学》第17版中谈到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时认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是20世纪经济学的重大突破之一，这些发展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了如何去对付周期性经济危机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1](p413)另一位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罗(RobenM.Solow)教授在世纪之交撰文指出：“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中心，现在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我们这样说并非是自我标榜。宏观经济学的这种中心地位仍将继续下去，其最充分的理由是：我们需要理解当前的经济事件，尤其是那些不好的经济问题，以及制定政策——甚至善意的忽视也是一种政策，以便解决这些问题。[2](p151)我们认为，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最具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是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它是由几次大的经济学事件和重要的经济理论的出现勾画出来的。
一、“凯恩斯革命”
20世纪的第一个25年，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以马歇尔(A1fred Marshall)、庇古(ArthurC.Pigou)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当时的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标准教科书。包括凯恩斯在内的那一代经济学家都是在古典经济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把古典经济学从西方经济学正统派宝座上拉下来的是“凯恩斯革命”掀起的风暴。“凯恩斯革命”是由两个经济事件促成的：一是英国自1920年开始的长达10余年的长期慢性萧条；二是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和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纽约道·琼斯工业股票价格两度大幅下挫所引发的1929—1930年的世界性经济大衰退，随后又演化成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这两次经济萧条无论是生产衰退的程度，持续时间的长度，还是失业率的高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个现实与古典经济学坚持的“经济一旦遭受冲击，市场力量可以迅速而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的均衡”的核心命题明显不符。于是，以凯恩斯(JohnMamardKeynes)为代表的一批现实感较强的经济学家试图对这些经济灾难提供理论上的新解释，并找出拯救灾难的途径。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凯恩斯就对古典经济学提出挑战，明确倡导通过政府实施大规模公共工程计划来解救英国的萧条和失业①。为了使同行经济学家和政府能够接受他的“新”思想，他在他的《货币论》(1930年)出版不久就着手新书的写作，这就是后来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莫基之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
①参见凯恩斯在1924年5月和6月在《民族》杂志上发表的三个姊妹篇：《失业需要猛剂吗?》、《美国政府和失业》以及《对付失业的一帖猛剂：对批评意见的答复》。
与古典经济学相反，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固有的内在不稳定性特征，如果没有外在于预，经济会在小于充分就业的水平上处于均衡，这种均衡可能会持续相当长时间而不是一种短期的暂时现象。其原因在于：“仅仅存在着有效需求的不足便有可能、而且往往会在充分就业到达以前，使就业量的增加终止。尽管在价值上，劳动的边际产品仍然多于就业量的边际负效用，有效需求的不足却会阻碍生产”。[3](p36)而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资本边际效率的短期波动和长期下降趋势连同流动偏好造成的利率粘性使得私人自发投资不能完全填补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这样，一个社会越富裕，社会的实际的与潜在的总产量之间的差距就越大。
凯恩斯《通论》不但系统地阐述了有效需求原理，而且提出了新的总供给理论。古典学派假定价格和工资是完全伸缩性的，从而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相反，凯恩斯认为价格和工资是粘性的，总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因此，“供给会创造它自身需求”的萨伊定律肯定不能成立，实际产出通常会低于潜在的产出水平。经济学家们原来只强调凯恩斯在总需求分析上的贡献，实际上，凯恩斯关于总供给的理论同样具有“革命”的意义。
经过希克斯(John R.Hicks)、汉森(AlvinHansen)、萨缪尔森等人的改造、修正和通俗化，如IS—LM模型[4]的提出，哈里斯(Seymour EdwinHarris)主编的《新经济学：凯恩斯对理论和公共政策的影响》(1947年)、迪拉德(DudleyDillard)著《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经济学》(1948年)、汉森著《凯恩斯经济学指南》(1953年)的出版，对凯恩斯理论进行形式化和经验验证(如战后对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的检验)，尤其是萨缪尔森等人所进行的“新古典综合”，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很快在欧美发达国家流行起来。
凯恩斯《通论》掀起的“革命”包括三个方面：(1)经济理论上的“革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取代了古典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新的正统派。萨缪尔森曾经说，到20世纪60年代，90％的经济学家都信奉凯恩斯主义。甚至连古典学派的最后一个代表庇古，在和凯恩斯进行了20多年争论以后，最后(1949年)也不得不承认，在凯恩斯以前还没有一个人“把所有这些相关因素，实际的和货币的因素，纳入一个规范的分析框架，通过这种框架，可以系统地研究它们的相互作用”。1950年，庇古在《对凯恩斯的〈通论〉的反思》一书中进一步承认，他对凯恩斯的批评太苛刻了，并认为，在高水平的失业情况下短期均衡确实是可能的，而古典理论没有预见到这一点。(2)经济政策上的“革命”：用政府干预主义或积极行动主义(activism)取代自由放任主义。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凯恩斯倡导的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纷纷转化为发达国家的政策法规。1944年英国贝弗里奇(WilliamBeveridge)的《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报告书发表，同一年，英国政府在其《就业政策》白皮书中承诺要保持一个“高而且稳定的就业水平”。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就业法》规定：联邦政府要把追求“最大化的就业、产量和购买力”作为自己的政策目标和职责。在其他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和挪威，都承诺把充分就业作为政府的优先政策目标。甚至《联合国宪章》(1945年)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47年)也把“有效需求”和“充分就业”写了进来。(3)教科书“革命”或教学内容“革命”：凯恩斯《通论》的主要思想被编写成初级教程的经济学教科书，这就是1948年初版、以后每3—4年修订一次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本教科书的流行使凯恩斯主义迅速进课堂、进学生的大脑，从而使35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多成为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
“凯恩斯革命”大大改写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和内容体系。凯恩斯用产出和就业理论取代了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用非充分就业假设取代了古典经济学的充分就业假设；用移动均衡或比较静态分析(凯恩斯在《通论》中认为是动态分析)取代了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用货币的生产理论取代了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用政府干预论取代了古典经济学一直倡导的自由放任论，等等。“凯恩斯革命”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体系。自此以后，宏观经济学作为与微观经济学并列平行的一门学科发展繁荣起来。
“凯恩斯革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绩效、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有：(1)促进了战后发达国家经济的长期繁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英美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长达25年的高就业率、高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的长期繁荣时期。这种长期繁荣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凯恩斯主义，但是其中确有凯恩斯主义的作用。(2)经济周期变形。自从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以后，经济危机不再周期性地出现，而是呈现不规则变化；经济衰退的深度和破坏程度也大大减弱了。于是，有西方学者建议用“经济波动”来取代“经济周期”或“经济危机”的说法。(3)混合经济的出现。推行凯恩斯公共政策主张的结果使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就是公共部门的不断扩大和公共部门在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由以私人经济占绝对优势转变到公共(有)经济和私人经济并存的一种“混合经济”(mixedeconomy)体制。(4)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滞胀。滞胀虽然不能完全归咎于凯恩斯主义，就像50—60年代的长期繁荣不能完全归功于凯恩斯主义一样，但是滞胀肯定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有关。
二、货币主义“反革命”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货币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潮兴起于美、英等国家。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JamesTobin)在1996年回顾货币主义产生的背景时曾经说：“正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为凯恩斯革命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一样，70年代的滞胀使经济学者和公众欢迎(货币主义)反革命。[5](p8)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风靡了50年代和60年代，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本身存在着固有的缺陷。这些缺陷主要有：缺少微观基础；对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货币因素对经济影响的分析、对供给因素重要性的认识相对较弱；只是假定价格刚性或粘性，而没有这方面的系统理论。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主要发达国家掀起的通货膨胀风暴使凯恩斯主义的这些缺陷暴露无遗。于是，以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乘机揭竿而起。
货币主义把攻击凯恩斯主义的突破口选择在菲利普斯曲线上。1958年菲利普斯(A.W.Phillips)根据英国1861—1957年的经验资料发现了货币工资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一种反方向变化关系。这个经验成果后来经过利普西(RichardLipsey)、萨缪尔森和索罗等人的进一步阐发，成为凯恩斯主义范式的主要构件之一，同时又为政府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进行长期权衡选择提供了一个菜单。
在与索罗关于工资和价格指导线问题的争论中，弗里德曼(1966年)第一次公开对菲利普斯曲线提出批评。1967年12月弗里德曼在对美国经济协会发表他的题为《货币政策的作用》的会长演说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思想。这个思想后来被称作“愚弄模型”(foolingmodel)。在这篇演说中，弗里德曼指出，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把失业率与货币工资率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即把失业或就业看作是货币工资率的函数；根据古典经济理论，应当按照实际工资率的变化来建立菲利普斯曲线。弗里德曼还提出适应性预期假说和自然失业率假说，并主张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作为一个决定货币工资变化率的附加变量来扩展菲利普斯曲线(即附加预期变量的菲利普斯曲线)。在此基础上，他区分了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与长期菲利普斯曲线，认为对于一个既定的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来说，存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替换关系，但是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上是垂直的，这就否定了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持久的长期的权衡选择。
如果说凯恩斯主义主要是针对大规模失业和经济萧条的话，那么货币主义则是针对高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者把通货膨胀归因于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弗里德曼认为：“当货币数量增长的速度大大地超过生产的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就发生了。每单位产量中货币数量增长得越快，通货膨胀率就越高。在经济学中可能没有第二个命题能像这一命题那样地确凿无疑。”[6](p47)
弗里德曼等人又进一步把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归咎于政府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政策的结果。货币主义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信念：如果没有外在干扰，经济具有自我稳定的能力。货币主义把经济波动归因于货币供应量的无规则变动。
货币主义的主要影响在于：(1)弗里德曼对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7]激发了经济学家们对货币需求函数和货币理论研究的兴趣。(2)货币对宏观经济活动的影响、尤其是通货膨胀的成因成为经济学研究新的热点。(3)将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由总需求管理重新转向总供给管理。根据货币主义的分析，如果政府为了实现较高的就业水平而希望降低自然率，政府就应当实施旨在改善劳动市场与产业结构和功能的总供给管理政策。(4)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受到质疑，货币主义稳定货币供应量的“单一规则”主张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英美等发达国家所采纳。(5)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央银行采纳了货币主义的建议，把稳定物价作为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自己控制的变量；而凯恩斯主义主张的政策目标是充分就业，中央银行控制的变量是利率。货币主义对中央银行的行为的影响是深远的、持久的。
三、“理性预期革命”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凯恩斯主义遭到第二波攻击，这就是以卢卡斯(Robert E.LucasJr.)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家发动的“理性预期革命”。在反凯恩斯主义的浪潮中，货币主义之所以让位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既有理论上的原因，也有经济现实方面的原因。理论上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经济学家们方法论偏好的改变：经济学家们由相信货币主义强调的实证方法转向重视规范方法。(2)货币主义倡导的“信誉”(credible)思想被主流宏观经济学所吸收(例如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是垂直的假说)导致了一种被称之为“凯恩斯主义一货币主义综合”。(3)货币主义范式本身存在一些缺陷。例如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一些经济学家就指出，货币主义的理论分析存在着“黑箱”：货币主义者没有进一步分析货币对收入与支出的影响形式，没有探讨货币一收入关系的动态均衡。经济现实方面的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货币流通速度出现明显下降的趋势。美国1982年的经济衰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货币流通速度意外并且是大幅度的下降。弗里德曼一直坚持货币需求函数是一个稳定的函数，80年代初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大大损害了货币主义的这个“硬核”。并且，如果货币流通速度是高度易变的，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怀疑货币主义所主张的“稳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单一规则是否可信，是否有效。由于理论和现实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货币主义既在学术界也在经济政策制定部门受到“重创”。
到20世纪70年代，卢卡斯“无疑成为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支配着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进程。在1972年的《预期和货币中性》一文中，卢卡斯把弗里德曼一费尔普斯的自然率假说和连续的市场出清假设、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在一起试图论证：如果由于信息不完全，通货膨胀未被预期到，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替换关系是存在的；但是，不存在通货膨胀与实际产出之间的有用的替换。
卢卡斯1972年的这篇论文标志着“理性预期革命”的开始，标志着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当时称作“理性预期学派”)取代货币主义成为凯恩斯主义的主要对手。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霍尔(RobertHall)在卢卡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次年(1996年)撰文高度肯定卢卡斯这篇论文的重要性，认为它可能是“自从凯恩斯以来理论宏观经济学中最有意义的论文”。[5](p35)
除了上文以外，卢卡斯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8][9][10]托马斯·萨金特(ThomasSargent)与奈尔·华莱士(Neil Wallace)[11][12]、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13][14]、芬纳·基得兰德(Finn Kydland)与爱德华·普里斯考特(EdwardPrescott)[15]等人发表的研究成果，掀起了一场横扫70年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革命”。这场“革命”的主要成果有：(1)用理性预期假说取代了适应性预期假说，并把这种假说和卢卡斯总供给函数结合在一起，得出“政策无效性命题”。(2)通过重新解释“李嘉图等价定理”和提出动态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者一直主张的以借债筹资为主的财政政策和斟酌使用的旨在管理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3)他们提出的“宏观经济分析需要有坚实的微观基础”这一思想为经济学界所普遍认可。根据著名的“卢卡斯批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计量模型之所以大多失败，是因为这些模型的参数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数据得出来的，没有考虑到经济当事人会根据政策环境的变化调整他们的预期以及相应的行为。(4)将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转向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研究，提出了均衡的或货币的经济周期模型。这些模型建立在市场连续出清和经济当事人形成理性预期的假设基础上，用未预期到的货币冲击来解释产出和就业波动。在“理性预期革命”以后，西方宏观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就由政府干预与自由放任的争论转向是要斟酌使用的经济政策还是要固定不变的政策规则的争论。
四、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
20世纪70年代支配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是卢卡斯等人提出的货币的经济周期理论。货币的经济周期理论把经济波动的根源归因于来自需求一方的随机因素冲击：未预期到的货币供给变化的冲击或总需求冲击。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大多数经验证据并不支持货币的经济周期理论。实际产出和就业变化的经验数据说明，产出和就业的变化具有惯性，并不是随机的。麦卡勒姆(B.T.McCallum)甚至认为，经济波动的货币意外冲击的模型“已经被广泛认为不适用于目前的工业化国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20世纪80年代基得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6]、朗(J.B.Long)和普劳索(C.1.Plosser)[17]等人提出了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被认为是均衡的经济周期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
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把经济波动主要看作是由对经济的持续的实际(供给方)冲击引起的。实际冲击包括大规模的随机的技术进步或生产率的波动，这种波动导致相对价格波动，而理性的经济当事人通过改变他们的劳动供给和消费来对相对价格波动作出最优反应，从而引起产出和就业的周期波动。
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出现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中掀起了一场“革命”。这主要表现在：
1.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对使用不同的分析工具来分别研究增长和波动的传统方法提出了挑战。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被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家所接受的传统方法是把产出波动解释为围绕着一个不断上升的长期趋势的短期波动，这种波动最初是由总需求冲击引起的，当冲击对产出的影响最终消失时，经济最终会回到它的趋势增长率上；而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是由资源数量、技术等实际因素决定的。与传统的观点相反，纳尔逊(C.R.Nelson)和普劳索的研究成果说明，技术冲击会引起增长路径上移，经济不会恢复到以前的增长趋势上，每一次持久的生产率冲击决定一个新的增长轨迹；观察到的GNP的波动实际上是增长趋势自身的波动，而不是短期产出围绕着长期增长趋势波动；由于技术变化引起的对生产率增长的冲击是经常性的并且是随机的、不稳定的，所以伴随着随机行走的产出轨迹表现出经济周期的特征。因此，增长趋势和周期波动来自同样的根源，即对技术(生产率)的冲击。通过把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波动理论整合到一起，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现代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方向：一方面，谈化了增长趋势和周期波动之间的区别，从而打破了宏观经济学中的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的二分法；另一方面，使宏观经济学家的注意力由经济的需求一方再度回到供给一方。
2.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影响是突出强调了宏观经济学的跨时和动态的特征。在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中，为了解释总量波动过程中观察到的就业(或失业)的大幅度波动，必须假定存在劳动(或闲暇)的跨时替代。劳动的跨时替代作为经济波动的有力的传播机制，使得劳动供给对实际工资的较小波动作出很大的反应。由于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影响，现在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对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如消费(或储蓄)、劳动供给和投资的分析，都赋予跨时的维度。也因为如此，一些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家把主流经济学中的[S.—lM模型看作是一种完全没有动态分析的结构，因而主张放弃这种模型。坚持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将包括“动态随机的一般均衡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3.对宏观经济学方法论产生的影响。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不是试图提供各种能够进行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检验的模型，而是提供一种校准方法(calibrationmethod)或“可计算试验”(computationalexperiments)。使用这种方法的目的不是要作出某种趋势预测(如计量经济学模型所做的那样)，而是首先按照主要的宏观经济变量构造出特殊的总量模型，然后在计算机上用一个随机技术冲击序列对这个模型进行模拟，最后将模拟结果与经济的真实行为进行比较，然后再对模型参数进行“校准”。校准方法的应用，又促进了经济学实验方法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发展，促进了计算机技术在经济分析中更广泛的应用。
由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得出的政策结论更加激进：常规的稳定政策不但不起积极的作用，反而有害。因为，根据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观察到的产量和就业波动主要是由供给方引起的自然率水平(或增长趋势)的波动，因此，政府就不应该试图用稳定政策来消除这些波动。虽然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就业不会产生实际影响，但是政府的税收和支出政策往往使产出和就业偏离经济当事人所选择的最优数量，这将导致福利的减少。
五、“新生的凯恩斯主义”
虽然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对凯恩斯主义的攻击是切中要害的，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严重削弱了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力，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的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在70年代中期结束了。卢卡斯在1980年甚至宣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死亡了。但是事实证明凯恩斯主义远没有消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躯体因重新赋予坚实的微观肌肉而获得了新生”(曼昆语)。这种重新获得新生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孕育于70年代末、成长于80年代的以格雷戈里·曼昆(N.GregoryMankiw)等人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
曼昆认为：“新凯恩斯主义是凯恩斯主义的再生(reincamated)而不是凯恩斯主义的复活(resurrected)”。[5](p46)新凯恩斯主义是通过从其反对派那里吸取“营养”而获得“新生”的。到70年代中期，一些凯恩斯主义者已经把通货膨胀预期和供给冲击的影响纳入其理论模型。大多数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已经承认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1975年以后，凯恩斯主义模型的新版本不但融人了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而且包含了供给冲击变量。把供给冲击变量纳入凯恩斯主义模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承认了短期内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同向变动关系(“滞胀”)的可能性。这使得凯恩斯主义模型对当时的“滞胀”有了一定的解释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凯恩斯主义。与此同时，新凯恩斯主义者继续为在短期内斟酌使用总需求政策来稳定经济进行辩护，其理由是，经济恢复到自然失业率水平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为经济当事人对来自需求方和供给方的重要经济干扰的识别和反应是滞后的。
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也与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脱节有关。与货币主义相比，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更加严密、更加深奥，形式化也更加漂亮。但是它是否合乎实际则又是另一回事。1979年春天，保罗·沃尔克(PaulA·Volcker)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面对高达13％的通货膨胀率，来自经济和政治的压力迫使沃尔克采用货币主义的政策方案。但是，进入80年代，美国的经济形势更加糟糕：1982年的失业率高达10.5％，通货膨胀率在两位数居高不下，长期利息率上升到50年代以来的最高值(13.8％)。英国撤切尔政府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也导致英国经济在1980—1981年陷入衰退。事实宣告了用“货币方面的意料之外”来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理论的死亡。货币的经济周期在解释经济周期的长度和深度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还发现，无论是预期到的还是未预期到的货币政策都影响产出和就业，事实不支持政策无效性命题。
曼昆和大卫·罗默(Dav床Romer)在谈到“什么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时说，对以下两个有关经济波动的理论问题给出肯定回答的就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18](p2)
第一个问题是，这种理论违反古典二分法吗7它承认名义变量(如货币供给)波动影响诸如产出和就业这些实际变量的波动吗?
第二个问题是，这种理论认为经济中市场的实际不完全对于理解经济波动是至关重要的吗?对诸如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刚性的考虑是这种理论的中心内容吗?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接受了最大化原则和理性预期假说，在此基础上他们致力于考察阻碍劳动市场、产品市场和信贷市场出清的工资、价格和利率粘性的各种原因以及造成市场不完全的各种因素。并试图说明这些不完全性的宏观经济后果，由此形成了名义工资粘性理论、名义价格粘性理论、实际刚性理论和协调失灵理论。
与凯恩斯主义相比，新凯恩斯主义主要“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解释经济周期波动方面，新凯恩斯主义强调的是名义价格刚性，而不是名义工资刚性。这和凯恩斯、凯恩斯主义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把价格接受者的厂商、新古典生产技术和名义工资粘性结合在一起的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衰退过程中的总需求收缩和实际工资提高是联系在一起的，即实际工资是反周期变化的。经验事实似乎不支持这种实际工资反周期变化的理论。正是这种实际工资困惑促使曼昆和其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再度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不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厂商的定价行为上。于是，“菜单成本”理论、“近似理性”(nearrational)模型、长期合同理论或价格交错调整理论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2.新凯恩斯主义强调各种实际的不完全性(real—perfections)。这是新凯恩斯主义与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曼昆和大卫·罗默在谈到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与其他学派的宏观经济学的区别时指出：“多数老的宏观经济理论反对古典二分法，但是他们通常并不强调实际不完全是他们理论的关键所在。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大多把工资和价格刚性加到非瓦尔拉斯经济上。因此，名义与实际不完全的相互作用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特征。[18](p2)这里的实际不完全主要是指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新凯恩斯主义者用这些实际不完全来解释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狄克森(HuwDixon)认为，“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关键的新思想是不完全竞争”。[5](p46)
3.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具有逻辑一贯的微观基础，这就是价格和工资刚性及其缓慢调整。自从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开始猛烈攻击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以来，新凯恩斯主义者就把他们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以经济当事人的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为基础来探索严密可信的工资和价格刚性模型。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综合派的关键区别是，后者的模型只是假定存在一个固定的名义工资，而前者试图为解释工资和价格粘性提供一个微观基础。
通过把名义不完全与实际不完全的相互作用和理性预期假说、自然率假说或“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AIRU)假说结合在一起，新凯恩斯主义力图说明，名义总需求的波动如何能够对产出和就业产生重大的实际效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干预政策如何可以稳定经济，积极行动的政策并非无效。与凯恩斯主义相比，新凯恩斯主义者对稳定政策的有效性的看法要温和一些，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提倡政府对经济实行“微调”(fine-tuning)。但是，新凯恩斯主义者几乎都赞成政府对经济进行“粗调”(rough-tuning)。这与货币主义、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主张经济活动的自由放任或规则管理有着明显的区别。
新凯恩斯主义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色：
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是一种“新的综合”。这里所说的“新的综合”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新凯恩斯主义既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的传统，又吸收了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有用成果；第二，新凯恩斯主义着力寻找价格和工资粘性的微观基础，从而把凯恩斯主义的失业和非均衡理论建立在一系列微观分析基础上。
新凯恩斯主义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的传统，这表现在：新凯恩斯主义接受凯恩斯主义的“失业和非市场出清是经济的常态”的说法，把经济周期看作是市场失灵的证据；认为货币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是重要的，货币是非中性的；认为古典二分法失效；重视短期分析；强调市场不完全性；赞成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认为总的说来，政府干预比自由放任要好。但是，新凯恩斯主义力图吸收货币主义、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有用成果来修补凯恩斯主义的缺陷。这表现在：新凯恩斯主义愿意接受货币主义的分析框架，尤其在长期间题分析方面；承认理性预期假说；接受利益最大化原则；着重从微观层面上来解释失业和经济波动等宏观经济现象。美国学者詹姆斯，K，加尔布雷思和小威廉·戴瑞提认为，新古典主义有三个基本假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价格和工资有完全伸缩性)，“新凯恩斯主义者接受了三分之二的新古典主义的世界观：即货币主义(至少就长期而言)和理性预期”。[19](P311)
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综合不同。后者主要是把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和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古典”微观理论综合起来，强调在达到或接近充分就业以后“古典”理论仍然有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样重要，同样有效。新凯恩斯主义则从市场缺陷出发，力图通过考察这些缺陷条件下的最优化行为来解释价格和工资粘性以及它们与失业和经济波动的关系。
新凯恩斯主义的这种“新的综合”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两大主流派之间的差别越来越不明显，他们之间的对立和界限日益模糊。
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是一种研究按照非市场出清价格进行交易的经济的非均衡经济学。
新凯恩斯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所研究的主题是一样的，这就是“什么原因引起失业，什么原因造成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凯恩斯主义给出的答案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可以从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上找到原因。虽然凯恩斯主义也从价格和工资粘性上寻找失业和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原因，但是他们常常从制度和历史方面去寻找价格和工资粘性的原因。新凯恩斯主义则试图提供一套系统的价格和工资粘性的微观理论。因此，我们在新凯恩斯主义的论著中看到大量的有关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微观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宏观经济学中与新古典主义——实际的经济周期研究思路相抗衡的主要力量。这两大主流派的争论左右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着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思路。
六、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经济增长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沉寂了大约15年。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济增长问题重新进入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从而导致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
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既有经济事实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理论方面的原因。在经济事实方面，萨默斯(RobertSummers)和赫斯顿(A1anHeston)对114个国家1960年到1985年的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率进行了研究，发现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国际差异不但是明显的，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这个研究成果否定了索罗(RobertM.Solow)等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增长率趋同说”。20世纪80年代，国际资本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净流入，新古典增长理论也无法解释这种“资本倒流”现象。“在相当长时间内，共产主义中央计划经济未能在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充分提高其人口的生活水平，也是促使经济学家对增长问题重新产生兴趣的重要因素”。[20](p22)在经济理论方面，索罗等人的增长模型虽然认为技术进步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他们把技术进步看作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索罗增长模型中的“A”(劳动的有效性或技术进步)成了一个神秘的变量，我们不知道它的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并且，索罗模型假定各个国家都有相同的机会获得技术进步。80年代初出现的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试图把经济增长理论和周期波动理论整合到一起，也为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方法和思路上的帮助。卢卡斯[21][22]、保罗·罗默(PaulRomer)[23][24][25]等人试图使技术进步或增长率内生化，即把技术进步看作是经济体系的一种产出。
新增长理论虽然没有一个为多数经济学家共同认可的基本模型，但是他们都接受这样一种共同的观点：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体系的内生因素决定的，经济可以在这些内生因素的作用下实现持续的长期增长。新增长理论主要从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上寻找经济增长的源泉，并探讨实现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机制。于是，新增长理论致力于研究私人市场力量、公共政策和不同的组织机构如何导致技术进步的不同模式，如产品品种增加、私人投资、国际贸易、研究与开发机构、边干边学、政府的税收与支出政策等。
新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是改变了人们关于增长途径和公共政策的思维方式。如果技术水平不同是造成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而技术又是一种可以生产出来的要素，那么，经济学就应该研究一个国家如何通过适当的政策和体制促进技术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