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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右起：朱希祖、钱玄同、章太炎、刘半农、马裕藻。  史学研究公众号 《原教》所破除的是对于天神、地祗、人鬼的崇拜，对于封禅、谶书、数术纬候以及河图、洛书、石马、石玺等人造的或天然的偶像的崇拜迷信。《争教》所破除的是对于景教及远西的盲目崇信。《订礼俗》起首新增一大段，更为明确地要求挣脱旧的礼教与习俗的钳束，强调礼俗必须与时间、地点的改变相适应： 章炳麟曰：十祀不同风，百里异教。是故傅嘏有言：“三代之体弘致远，不应时务，事与制违，名实未附。”然则文质相变，尚矣。……礼，时为大，而地次之。[1] 在《齐物论释》中，章炳麟就一再要求破除对于名相的迷信和执著，要求人们不再为自己所确立起来的观念所桎梏，为自己所迷信的观念所主宰。《检论》新增《正议》，重新撰定《原教》，对《争教》及《订礼俗》作部分修改，更突出了这部著作的时代性。在袁世凯统治之下，章炳麟认为，首先要破除的正是这样一些最易淆乱人们视听的观念、偶像及礼教崇拜。 《检论》卷七各篇论两千年来中国大一统依靠哪一些制度建设得以保障和维系，在新时代这些制度应当如何变革。 《通法》一文，较之《訄书》同题之文，第一节中就增加一段，说明自秦至明“大齐长于异国者四物：一曰仁抚属国，二曰教不奸政，三曰族姓无等，四曰除授有格。”[2]在结论中又突出了这四点，说：“最述中 、夏一统之政，二千年矣。量其精善可久者，四事。”[3] 在评述各代制度建设方面的贡献时，《通法》特别增写了一节，论“秦之政，可法有一焉”，这就是：“昔者，周公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杀王之亲者辜之，民是以有等威，族是以有阶次。虽圣制不能离于酋长，自营为□，亦甚矣。秦始皇用李斯，大涤旧污，身为天子，而子弟 为匹夫。……今远西、日本，犹尊皇族，盖世酋之流。独中夏少脱，是则秦皇之庇民也。”[4]与这一段直接呼应的是收录在《太炎文录初编》中的《秦政记》一文，其中高度评价秦代这一政治举措，说:“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秦皇负扆以断天下，而子弟为庶人。所任将相， 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后宫之属，椒房之嬖，未有一人得自遂 者。”文章还特别称赞秦皇能够“持法为齐”，说汉、唐以下，“建国之主，非起于草茅，必拔于搢绅也。拔于搢绅者，贵族姓而好等制；起于草茅者，其法无等，然身好□跌，而不能守绳墨。独秦制本商鞅，其君亦世守法。……秦皇固世受其术，其守法则非草茅、搢绅所能拟已。”[5]在《检论》新撰写的《官统上》中，章炳麟历述周、秦以来各代官制，认为“官统之异，大别不过周、秦二家。自汉讫江左，多从秦；宇文、杨、李以下，多法周。……通校二家，周以贵族，而秦优齐民，其阶级平□亦异。当今之世，固当慕齐民，不当慕贵族也，则秦、汉、八代 为合，而姬周之制，宇文、唐、宋、明、清之法，悉当弃置不用。”[6]这段论述，主旨与《通法》及《秦政记》完全相合，显然都是谋求从制度上根除封建传统。 《通法》中对新与晋、魏、隋、唐的均田之政曾详作介绍，并要求“后之林烝”要以“有均田，无均富；有均地箸，无均智慧”的方针来“调均事产”[7]。章炳麟充分意识到土地问题在中国大一统国家存在和发展中的重要性，但是，在《定版籍》中，他删去了《訄书·定版籍》中原先所附的《均田法》，而在正文中增写了一段,说明中国方域广袤， 各地情况差异很大，因此：“宽乡宜代田，狭乡宜区田，独宽狭适者，可均田耳。辅自然者重改作，今欲惠佣耕，宜稍稍定租法。”[8]这既反映了他对于国情更为真切的了解，也表现了辛亥革命后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他的动摇与退缩。他希望能通过革命战争，涤荡旧朝污浊，诛鉏泰半旧吏。但是，没有农民的发动，又有谁去进行这场革命战争？而没有土地革命，农民又怎么能真正发动？章炳麟对此却缺乏觉悟。 《检论》卷八，选择若干历史人物，论在汉族与历史上其他民族冲突中，特别是在清朝统治下，应当如何行事居处。《扬颜钱别录》于扬雄、颜之推、钱谦益之外，又增列了一批有类似遭遇的人物，未作多大修改；《杂志》述曾国藩，增补一句，说明曾国藩刊行王夫之遗书，“可谓知悔过矣”[9]，又增补一大段述梅曾亮晚年为太平天国延致之事。 《哀清史》述清代史传书志、奏记文牍作伪失实难以凭信，与《訄书》相较，改动不大。附录《近史商略》,评论拟修《清史》者所定叙目的纰缪。新撰写的《对二宋》，除记与宋恕讨论立宪为要还是以“除胡虏而自植”为本外，还记述了与宋教仁讨论曾国藩、左宗棠当如何评价的 情况，说明曾、左之伦的成功，有其特殊的社会基础与文化背景。这一卷，所论涉及人的操守、气节、品行、功业等等，关注时代转折时刻 人们文化素养和秉性、人的本质，将向何处发展，让人们引以为鉴。 《检论》最后一卷即第九卷，可视为全书的总结。不过，这一总结，不是对前八卷作一概括,而是将对中华文化的总检核，落实到如何直面袁世凯统治下的严峻现实，吸取历史经验，挽狂澜于既倒，救神州于陆沉。 这一卷首篇文章《非所宜言》，说明“今之朝士”一再“犯分陵贤”，已使袁世凯政权丧失了几乎所有的支持者，所有能维系国家使之有效运行的力量。文章指出，这一政权已完全背弃了“操本以致息，饬力以自养，物行滥则不雠，言伪缪则不信，群众大法制之而不敢轶其绳”的市井良人，即城市工商业者与手工业者；这一政权已经完全抛弃了胥史执持法章和科目之人辨文句、理书牍的传统，执政者“轶法而自用”，诛求无度，“抱律而不得条，佐史持牍而不能检”，行政混乱黑暗；这一政权，对于归来从政的留学生，“摩上则不用，所以厉民则取之；议守正法则不任，议近黯术则听之”；这一政权，执政者多为“亡国所遗从政之士，斗筲之才”，他们“偷在眴息，不恤壶漏，倾移以后，苟可以乾没者，虽亡邦邑，他日愿为敌国隽俘而已矣，非徒不恤其国也，虽身亦自外之”；另一些执政者，“畴昔鸣弦击□，揉杂倡优，废产业而为游手”,稍后“舆金事师，巧笑先意，暮夜遣妇而望门闼，正昼委身以承狎幸”，而一旦执掌权柄，“持权夸咤，倾动风尘，一夕投琼斗箸之所出人，或当数县赋调正供，法吏眙目不敢诘” [10]。袁世凯统治下的中国，国家政权掌握在这样一些人手中，国家的命运可想而知。《检论》卷九随后一再强调，革命改制必须尽诛旧朝贪人墨吏,所针对的正是本文所描绘的政治现实。 随后三篇《商鞅》、《思葛》及《伸桓》，论商鞅、诸葛亮、桓温三个历 史人物。《商鞅》较《訄书》改动不多，增写一段：“鞅固受李悝六篇，次有萧何为《九章》,犹□然如画一。刑之乱，君之擅，本于‘决事比’。远不本鞅，而近不本萧何。”[11]进一步突出了商鞅以法治为本，与董仲舒、张汤、公孙弘恣君抑臣全然不同。《思葛》对《訄书·正葛》的立论作了纠正，并增写了原文两倍以上篇幅，阐明诸葛亮的历史功勋、历史地位。文章强调“武侯本布衣诸生，规在救民，……其以抚和黎庶，远倾敌国，道至弘矣”；辨明关羽荆州之败，是刘备“褊迫疏慢为之”，责任不在武侯；认为武侯最终事不大定，功不速济，一是因为蜀地偏狭，身又早夭，二是因为“魏氏苛慝未作”，尚未丧失民望。[12]《伸桓》为晋桓温鸣不平，对桓温“痛心戎狄，攘除奸凶”、“宁屈私忿，不使中国 毙于异类”、“光复之志，治戎之略”，都给予高度评价，指责“晋氏之忘烝民”及世家大族阻挠移都洛阳，终使“区宇遂不可一，戎貉之氛，貤于百代”[13]。这三篇文章置于卷九，显然都是感于时而发。在这三个历史人物和他们的功业上，寄托了章炳麟本人的追求与理想。 小过、大过，俱出自《易》。小过，下艮上震， 大过，下巽上兑, 《小过》与《大过》之后，《检论》卷九最后一篇是《近思》，再次强调：“废兴之际，玉步可改，裳服可变也。其故吏亲媚者，天性狃为附庸小腆，染于亡国旧污，而不与玉步裳服偕亡。不刚制则不去。”文章指出，围聚在领袖身边的这些人，“说其主者万端，非为惠中国、扞四裔也，外侮于强敌，而内犹劫持其民，多为□牙，以自保固”，终使“民以失职，莫申其性”，使领袖人物“受其胁持,……申宫以儆守,任奸以廉事,……处之若拘囚”。章炳麟认为，真正能够有所作为的成功的领袖人物，必须做到“大任不下敌，故不自斫；大勇不辞患，故不深防；大断不受制，故不牵于□近”[17]。他以为，汉孝文帝就是做到这几点的一位皎皎者，“孝文独以端居无为亭毒其民，仁不容奸，而法不司隐，使人人得以缓带而议，阔步而游。是故其民免于毒螫，怀其国常，廉耻始兴，以降叛为诟。”[18]近代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之所以取得成功，也是因为他们都能“体任自然，不好苛礼，不扰四民，不徇污吏，不畏强死”。可是，纵贯当今中国，这样的领袖人物“几不可睹”，所以， 他悲叹：“中夏之迹，殆乎熄矣。”[19]这里谈的是领袖人物，实际上表现了他对于革命党人能否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已经非常怀疑，甚至可以说，已经几近绝望。但是，《近思》的结束语表明，章炳麟并不甘心让神州大地就此陆沉： 乌呼！斯土也，凝之甚难，而判之甚易。始自庖牺、炎黄，斩其荆棘，以廓九有，帝王任之，伯者匡之，孝文以降，更惠绥之。勤以扞牧圉，而劳以备文物，然后成于斯名也。若何堂堂举此美壤而佗属邪？[20] 也可以将这段结束语视作《检论》全书的总结论。对于中华文化的全面检核，就是要从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文化的创造、中国历史的发展的总审视中，发现问题的症结，发掘推动中国得以前进的动力资源，激励人们继续进行奋斗，谋求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这应当是《检论》一书价值之所在。 注释： [1]《章太炎全集》第3集，第531—532页。 [2]《章太炎全集》第3集，第541页。 [3]《章太炎全集》第3集，第545页。 [4]《章太炎全集》第3集，第541页。 [5]《秦政记》，《章太炎全集》第4集，第71—72页。 [6]《章太炎全集》第3集，第546、548页。 [7]《章太炎全集》第3集，第544页。 [8]《章太炎全集》第3集，第569页。 [9]《章太炎全集》第3集，第583页。 [10]《章太炎全集》第3集，第602—604页。 [11]《章太炎全集》第3集，第605页。 [12]《章太炎全集》第3集，第609—611页。 [13]《章太炎全集》第3集，第613—615页。 [14]《周易·小过第六十二》。 [15]《章太炎全集》第3集，第619页。 [16]《周易·大过第二十八》。 [17]《章太炎全集》第3集，第624页。 [18]《章太炎全集》第3集，第625页。 [19]《章太炎全集》第3集，第627页。 [20]《章太炎全集》第3集，第628页。 说明 本文系拙著《章炳麟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第199卷中一章，该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杨国荣教授嘱录出，是为听取更多意见,特此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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