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庄的雪作者：王剑冰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13日 15版）
1 雪覆盖了周庄。 雪落下的时候，周庄还在梦里，雪不想惊动周庄，在晚间完成了这次行动。 雪同周庄一样，不是太爱张扬，自顾自地干着自己的事。 其实，从北方来的雪，并不是太适应南方的环境，它是被风领来的。 初开始在阔大的湖面上跑，跑了半天也没跑出个结果，寻到周庄算是找到了感觉，就直接地进入了周庄的梦境。 雪生来就好像是干着一种覆盖的事情，只有覆盖才能说明自身的意义。雪在南方的湖中很难找到这种意义，就像人，最终还是要在水中上岸，在一个一个的庄子里生根开花。 北方来的雪，对周庄表示出了少见的亲近。 初开始它们不知道如何进行第一步，顺着水进来的都没有成功。顺着桥进来的，一部分留在了桥上。最有成效的是顺着瓦进来的，一大片一大片相连的瓦给雪带来了便利，时候不大它们就从天空召唤来更多的伙伴，将这些瓦覆盖了。 周庄立时就改变了形象。 而后，雪又深入到了桥头巷尾、小路的拐角、船篷乃至船舱，雪的作品终于完成了。 周庄醒来时才发现了这种魔景，雪的水乡另有了一副独特的着装。 2 孩子们跑出来。 跑得最快的摔出了好远，跑得最慢的也趴在了雪地上，笑声由此而起。 老婆婆不敢出来走，扶着门框笑。 狗从身边钻出，雪地上起了一簇簇梅花瓣。 一只顶着雪帽子的船划动了，主人并没有拂去那雪，任由白色的小船撑过白色的小桥，轻轻地划出白色的村庄。 更多的门咿呀咿呀地响起来，即使是平时不常走出屋子的人们也要看看这雪。 全福寺的大钟猛然间响起，金色的声音将树上的雪一层层震散了，扑扑簌簌落了一层的水面，而后迅疾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雪赋予周庄吉祥，屋檐下的红灯笼显得格外的红。 雪虽然覆盖了周庄，却没有覆盖住这里那里冉冉飘升的万三蹄膀的芳香，没有覆盖住阿婆茶楼里吴侬软语中夹杂的阵阵笑声。 游人在这种氛围里走进来，来看银装素裹的周庄，来和周庄同领赏这北方送来的吉祥。 说一声，春节就要到了。
妈妈，记得回家过年作者：吴钧尧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13日 15版）
很多人爱看房，尽管未必买得起。光明正大被领进屋，且能理直气壮数落建材差、巷弄拥挤，口气、说辞，仿佛已是新宅的主人，这样的厚待，依稀微醺。房子最美之时，该像新娘初嫁，一个空房、一座阳台，都婀娜无限。好奇母亲与我看房时的心情，过玄关、转客厅、进厨房，她怎么想象新宅与她的联系？
置产学问大，除了投资客，人的一生购屋不过数回，母亲仅有一次经验，她充分发挥杀价原则，尽挑毛病，“一部电梯，三个住户，不会太挤吗？而且还是9楼？”售屋小姐显得气虚，“我们也有一部电梯，两户住家的……”她边说边翻检横摆胸口的资料，当真找着，也更认真盘算，来看房的是什么角色。
当时，我住在新北市三重区，一心想换环境，访屋、看屋，三重完全不在考虑之列。等把新店、中和、永和等台北的卫星城市都瞧过一回，才发现住处不远前的巷弄，悄悄盖了栋崭新的大楼。晚上进售屋招待所，被引领浏览，房子格局方正，双面采光，房间与客厅都通风良善。这比我所看过的任何一间新屋都要好。我没把握，约了母亲一起看。
“厨房小，阳台也小，烧饭、晒衣怎么办呢？”母亲朝我使眼色。我懂。
此前，三重的房子我住了快二十年。大门的春联，贴过佛光山、慈济功德会等单位赠予的，也张贴孩子歪歪扭扭的书法，有“福”与“春”，以及正经八百的七字对联。有几年，懒得打扫，对过年这事累了、乏了，“春”字一挂经年，撕扯下时，底色红，墨色浓，似乎定居已久，不忍离去。
我在三重居住久矣，老家也在此。那是仁爱街二十七巷，邻近三和路、正义北路与龙门路等核心地段。它避居小巷，完全吻合“进可攻、退可守”。它且是“断巷”，巷口高悬“此巷不通”字样，巷弄窄短，机车无法呼啸而过，如果汽车进入，也必须小心如忍者，静静进出，不动声息。后来，爸妈为大哥于三重偏隅之地“分子尾”另购住宅，我随之迁居，一住，就是好几年。
大哥成家了，再是我。“成家”一词极有意思，男孩必须成长，成为男人；男人要有名片，更要有自己的“门牌”，它是许多男人的另一个名字，也是许多男人的负担与光彩。因为年岁到了，我也匆促成家，非常世俗又非常有男子气概地去物色一块属于我的门牌。母亲又是怎么看待的呢——对于脱离羽翼而去、另立门户的孩子。
我一心逃离三重。它是家庭加工业的汇簇之地，上世纪70与80年代，这里的许多家庭配合时令制作圣诞彩球、过年装饰品。我到家庭理发店修剪乱发时，看到理发师的小孩制作元宵花灯配件，处理洋娃娃衣裳。有一回，竟然看到他们加工针灸用针，偶尔会扎到手指。处理个几百支，老板娘说：“手指都要破皮了。”
70年代，三重与各种机械噪音混居：锯铁片，嘎嘎喊得急；车床作业，轰轰烈烈。三重是台湾南部人、离岛人打拼的所在，父母都负有养家职责，在这里，对子女的照养也是无法更专心了。
到我有能力购屋时，大陆的经济发展起来了，台湾部分产业外移，铁工厂渐渐收起。我离职当奶爸的一年时光中，车床声响渐渐没了，小巷中，传来“芋粿”“菜头粿”的叫卖，未足岁的孩子常跟着小贩“喔咿喔咿”地乱喊。母亲来看孙子，讶异当年疏落有致的房屋已经被我塞满，父亲更毫不客气，“东西一摆就忘了，就不整理，客厅乱得像卧房。”
我心里抗议。要论爱乱买、爱东藏西摆，母亲绝对更胜一筹。兄弟虽然散居，最终都围绕老家。不知道是我们长不大，还是预知父母会越来越像我们的孩子？有一个习惯，是过年前回老家帮忙打扫。通常是放春节长假的前一周，兄弟三人分头进行。我的责任区域是客厅酒柜，以及几个收纳柜。
清扫灰尘比较简单，先干擦，再湿抹，可以让酒柜清爽好一阵子。我备妥报纸或者餐巾纸，擦拭酒柜的四面大玻璃。越擦越亮的不只是玻璃，还有当年我们搬进来的场景。老家不老，父母不老，在老家过第一个新年时，父母仅四十出头。过年的前几天，巷口开始堆积各户人家扫荡出来的废弃物，书桌、书架、沙发等，它们断手断脚的，很是孤独，若细看，会发觉它们多数都被贴上了“OK绷”——有用铁钉修补的，有把胶带当作绷带的，它们的确已为原生家庭使尽了最后的力气。废弃物的堆积，便在凌乱跟破败之中给我温暖。“除旧布新”哪，家家户户为了新年，而做了新的布局。年的气息最早不在居家，而在街头。呼息不新，带着点陈腐，我从老家往外走，秀江街、龙门路，街头都是岁月。
不过，好戏正待上演。清理灰尘，母亲没有意见，判断什么东西该留、该丢，母亲的意见就多了。老家的人务农兼捕鱼，渔获上岸之后就都是女人的事情了，在塑料袋缺乏的年头，母亲用叶子、用报纸包装。搬迁台北，母亲早不卖鱼，但碰到塑料袋，我完全相信母亲会回到鱼贩身份，深恐没有装鱼的袋子，藏起无数个。果然，我处理妥酒柜，帮忙打扫厨房，在桌椅下拿出一只大塑料袋。这一抖，不得了，袋子生出袋子，顷刻间，厨房都满了。有几只，母亲藏匿时没留意污水未干，恶臭阵阵。母亲羞得脸都红了。当我要全数放进回收桶时，母亲制止了，“这些有用啊，留着装东西。”最后，只有几个脏污不堪的被扔进回收桶。
母亲在客厅，检索被我们判定为无用的那一堆杂乱之物，一件一件拿出。“纸条可以写字。”“订书针生锈了，还可以用。”“镜子虽然裂了，还可以化妆。”一只被遗忘、积垢难除的漱口杯，母亲也坚持留下，“洗刷一下，就亮了。”母亲发现事态严重，她那极其隐晦的收藏癖，因为年前打扫，一一曝光。她变成监工，跟在兄弟们后头，不时传来她与哥哥、弟弟的争辩，哪一个该留，哪一个该丢。
母亲的收藏功力之深，还是在她走后显露出来的。一伙人暂缓悲伤，寻找金饰、存额跟印章。存折被塞进帽子，高挂在墙上，充分体现“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所在”。印信在三天的搜索之后终于被找到，大嫂情不自禁地喊出来。原来，它被塞进小罐的塑料药瓶。我大惊：“怎么会呢？我猜到很可能在里边，一瓶一瓶打开，都是药。”好在大嫂多了个动作，她把药倒出来——母亲把印信埋在了药堆里，再埋上一层药丸当掩护。
父亲不死心：“金饰呢？”到家上香的慈济委员说，有一回参访某寺庙，看见母亲备妥金饰，果断地投进了捐献箱。
为了减少父亲的伤痛，并匀出房间给兄弟们、孩子们轮流居住，看护父亲，我们发动了一次大扫除。当把大袋的衣物、可回收物带到屋外，邻人投来打量的眼神，“呀，还没过年嘛！”这一回，母亲无法跟在身后述说对象价值，以及该丢或不该丢，但这一回，我们收拾得极慢，极慢，仿佛在倾听母亲的声音。
年初，淡水的新家交屋。几年前买预售屋时，只能凭空想象，而今进入室内，惊喜地发现屋子对面山势蜿蜒，竟有条溪，翠绿清新。顾盼小溪婀娜，遗憾母亲来不及看到，大姊安慰我：“妈妈作仙，什么都能看到的。”
此刻，房子空荡荡的，就像当年母亲陪我买下的三重住家一样。我完全可以想象它被我堆满的模样，然而，这里不会再有母亲的任何馈赠、精炖的红豆汤，以及她的叨念。它还没贴过春联，我也没有机会与母亲在这个新宅过年。母亲完全没看过这房子，但我想象着与她在阳台喝咖啡，看远山与小溪。
新房落成，母亲再也不会挑剔什么了，她会问我地址，然后在祭祀时，向众神祈祷，述说我的旧址与新址。
对于子嗣，母亲的记忆总是很牢靠，无论在人间还是天上。我相信她不会迷路，会回家过年。
（作者系台湾作家，《幼狮文艺》前主编） 豆沙关随想作者：尹汉胤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13日 15版）
清风中踏上昭通豆沙关，脚下绵延千年的五尺古道落满沧桑，崎岖而破碎，一块块踩踏得光可鉴人的石阶，却依然昂着头凝视着过往的行人。在它们伤痕累累的肌体下面，是一段漫长的历史。
行进中，你会在较为完整的石阶上见到一个个马蹄踏出的蹄窝，它们有如一只只眼睛，老迈昏花，却深藏着悠远的记忆。踏上石阶，耳畔似有历史回声，那低沉断续的声音，像是耄耋老人发出的喘息，待登到高处，又像是大地的心跳声。此时此刻，你才体会到脚下每块石头的厚重。豆沙关雄踞于此，以一夫当关的坚守，从古至今不知目送了多少过往旅人，它才是历史最真实的见证者。
历史在这狭窄的空间，沉淀了太多的选择和可能。此刻，站在袁滋题记摩崖石刻前，依然可以感受到处在历史节点的袁滋一行，羁旅中内心的迟疑与焦虑。这位少年时便显露出出众才华的工部员外郎，表现出了远见卓识与历史担当。大唐一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豪放自信的民族共治盛世，持书修好与大唐隔绝已久的南诏关系，无疑是涉及国家疆域稳定的重要使命。多位官员以西南遐远惮之而请辞不往，唯有袁滋不负重托欣然赴命。他不畏路途艰险，历经数月一举完成了统一西南的历史重任。漫漫古道，袁滋一行的背影渐行渐远，只留下空谷的风声、水声。
中国的历史太过漫长。雄峙如削的崖壁上，摆放着神秘的僰人悬棺。2500年前他们便繁衍生息在这片高山峡谷中，据说他们骁勇善战，曾参加过周武王伐纣的牧野大战。他们将逝者安置在巉岩中，让其枕藉着绝壁岩石，凌空凝望着故土，日夜聆听着奔流不息的涛声。岁月对于他们来说，就好像依身的岩石般凝固不变。这样的守望，不知不觉间便过去了千百年。当历史演变到了一个新的世纪，沉睡的峡谷轰然发生了变化，他们被喧嚣的车水马龙所惊醒——天堑峡谷中，呈阶梯状层次分明地分布着河道、五尺道、铁路、325省道、渝昆高速公路，两山之间一桥飞架，衔起两山隧道，那图景就像是在天地间谱写的壮丽的五线谱，各种车船如同音符穿行其间，在峡谷间奏起一曲交响乐。古老的豆沙关，千百年来始终固守于历史的咽喉，束缚着人们的往来，如今终于化险阻为通途，将郁积于心的块垒一吐为快。
登上豆沙关，走过一道“僰道春深”牌坊。市井繁华的古镇中，熙来攘往地走着天南地北的游客。谁能想到，十年前这里曾被一场强烈地震毁于一旦。十年春秋，古镇涅槃重生，生机勃勃地再现于峡谷之中。时间会消弭一切，灾难中重新站起来的“僰人后裔”，以先人留存在血液中的豪迈勇气，以不弃故土的家国精神，重建起了家园，使古镇重新焕发光彩。
在盐津牛寨乡桢楠保护区，生长着一片郁郁苍苍的古桢楠。桢楠自古被认为具有高雅的君子气质，是不可多得的名贵树木。在一处村落旁，只见笔直高大的几株桢楠树冠如云，形成一片天地。穿行于其间，忽见一株不知何时被砍伐的桢楠，巨大的树根不离故土，深嵌在房基中，托起两间屋宇。走近房屋一看，竟然是一所小学，黑板上残留着粉笔字的痕迹。原来，那株被砍伐的桢楠残木，在以自己强大稳固的根系，托举着我们民族的未来。思绪间，十几个天真活泼的少年从教室冲出，欢笑着地跑过那株如磐石般的桢楠树墩，继而消失在桢楠树林中…… 窑语作者：傅菲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13日 15版）
窑火，耸立，火鸟一样张开了翅膀，壮美地翱翔。河水在回流，蓝夜的光在奔泻。我们的胸膛灼热，与火鸟紧紧拥抱在一起，尽情幻舞。
从皂头镇窑山村回来，窑火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燃烧着。
我熟悉南方的土窑：半圆形的拱门，长长的土砖垒砌的窑垄，方块的天窗，伏地而起的烟囱。场院里，堆着高高的柴垛或芦苇垛，土陶坯已经晒得发白，泥浆水淌出的油状水痕成了陶器的花纹，白白的太阳烘烤着绿昼，泥池里黑褐色的胶泥温顺柔和。
泥是从老河道里挖上来的，一车一车地拉到泥池里，浇上水，用木勺泼洒，一遍又一遍，湿透了，泥孔咕咕地冒出气泡。踩泥人把健壮的牛从牛圈里拉出来，和它说着亲热的话，喂上整畚斗的米糠，然后把它的眼睛蒙起来，牵进泥池踩泥。踩了半日，又泼洒水，胶泥开始黏合，稠密。又踩半日，胶泥如蒸熟的糯米浆，黏，糯，柔。制陶师用一把弓状的钢丝锯，把池泥切割成一块块，抱进茅棚里开始制陶。在青石案桌上，师傅狠狠地摔打，反复地摔打，打得胶泥瘫软便开始揉，揉出泥皮片。师傅托着泥皮片，裹在陶模上。一只手给胶泥刮浆，一只手转动模具，浆水咕咕地淌下来，浓浓的，浑浊而清冽。
做好了的土陶坯，在黄泥夯实的地垄里暴晒。黑褐色的陶坯，笨拙，朴素，像一张张饱满的脸。日暮，芦苇扎的盖席，一片片地盖在陶坯上。陶坯，暴晒之后一日比一日白，亮出泥质浑厚的色泽，花纹一圈圈地吐出来，有荷花，有丁香，有蔷薇，水的波纹也一层层地浪卷出来，细密，柔和。烈日暴晒七日，便把陶坯一个个抱进窑，一垄垄地码起来，码两天，封了窑门，师傅们坐在一起，喝一顿酣畅的酒。酒是谷酒，阳光一样烈。酒喝够了，开始点窑火，这时月亮已经爬上了屋顶。干燥的芦苇塞进窑口，粗粗的硬木挤压进窑口，窑身的蒸汽一卷卷地扑腾起来，升上村边的树梢。
窑火，酣睡的窑火，从河水里爬起来，被噼啪作响的木柴唤醒。树脂吱吱吱地叫，空气炸裂，如熟透的石榴一样迸开。陶坯被红绸般的火焰包裹着，一层又一层。窑身开始变红，跃动的气流在场院里回荡。蓝夜，水银似的蓝夜流淌着，高高的川穹变得低矮，一直垂降在我们的眉宇。碎冰般的星星，莹莹闪闪。蛙声此起彼伏。
在关于故园的词条中，窑，是一个仅次于粮食的词。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家的大部分脏器：瓦、砖、碗、钵、盆、碟、瓮、缸、茶壶、酒壶、酒杯、茶杯——我们用砖瓦筑舍，用碗盛饭，用钵盛汤，用瓮储藏干粮，用水缸储水，用菜缸腌制咸菜，用壶泡茶，用杯喝酒。窑里烧出来的每一件物品，都有与我们的身体相似的品质。器具上留有人的掌纹和温度，把人的品性融入胶泥里，烈火焚烧，最后与我们一同走过岁月。它们与我们的身体一样洁净、柔美。它们与我们的生命一样坚硬、易碎。
记得在孩童时期，快过年了，我随母亲去小镇郑坊，拉一架平板车买土缸土瓮。卖陶器店的有好几家，我们一家一家看过去，问价格，看器物成色，一条街走完，已是中午。母亲拉车，我在后面推，小跑着，布鞋摩擦沙子的声音，沙沙沙的，和冷风的声音相互交混，至今不散。
时代变迁，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改变，所用的器物也在改变。我看过很多土窑，但大部分废弃了，窑火熄灭。把我们从远古洞穴带进家园的窑，慢慢消失，被我们遗忘。
丙申年仲夏，我去窑山，再一次看到了窑。窑山是一个水岸边的村子，村侧便是丰溪河。在老旧的窑场，我见到了制陶师傅，穿着藏青色的围裙，戴着草帽，吸着纸烟，粗粝厚实的手掌裹着泥垢——我多么熟悉这模样，朴素，仁爱，有泥的慈悲，有水的绕指柔。一口口大水缸，整整齐齐地排在院子里，在阳光下散发圆润的光泽，黝紫黑的釉色却白得发亮。我拍拍缸身，把耳朵贴在缸口，嗡嗡嗡的，声音清脆、爽亮，如泉水淌于井中。在两栋瓦房里，码着晒干了的土陶坯，一层一层，一垄一垄。我推开满是灰尘的木门，黯淡的光线落在土陶坯上，器物如昨，鲜亮如初。
瓦舍前后的院子里，破碎的陶片和弃用的缸瓮散落在荒草间，瓜架上的南瓜花和黄瓜花开得粉嫩。丰溪河从这个村子奔腾汇入灵溪，始称信江。信江壮阔，浩浩渺渺两百余里。河流哺育这片土地，令它生生不息。窑，是信江沿岸最具人烟气息的文明。窑，我们曾如依赖屋舍一样依赖它。窑，给了我们四壁，给了我们屋顶。窑，是我们身体延伸的部分，是我们生命储藏起来的部分。
窑火，是生命在发烫，那么慈爱，那么倔强。窑火，是我们的摇篮曲，也是我们的生命之歌。
我抚摸着大水缸，手久久不忍离开。 难忘茅草菌作者：安雷生 《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13日 15版）
没想到，在一家星级酒店里竟吃到了思念已久的野生茅草菌。我小酌着，微醺中，忆起少时采摘茅草菌的情景。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贫穷落后的鲁北乡下度过的，茅草菌是那个时候农家的美食。它是一种蘑菇，茎高不过两寸，比麦秸还瘦，头上顶着个榆钱钱大的小伞，实在纤弱玲珑，味道却异常鲜美。茅草菌生长在人迹罕至的野地茅草中，有单个生长的，也有七八个成簇的。它的最佳生长期是盛夏的阴雨天，生长期一般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左右，雨过天晴，太阳猛一晒，两三天不拾就自行枯萎了。摘时不能粗手毛脚，须小心翼翼，以免将其折断。茅草菌的季节性很强，一年可吃两季，农历六七月是第一季，我们叫它叫荷花菌，八九月是第二季，叫重阳菌。
那时，农村还是起早摸黑挣工分的时代，大人无暇顾及我们这些孩子，一到春夏常常碰到阴雨天，每当大雨刚变成毛毛细雨，我们便按捺不住了，穿着裤衩，光着脚丫，戴着斗笠，手提苇篮，穿过泥泞的芦苇荡进入湖区采“菌宝”去。拣“茅蘑蘑”是要有经验的，一般要找那些腐草厚实且通风性好的向阳岭，阴潮的洼地基本没有。让人开心的是，“茅蘑蘑”团团簇簇的地方常常伴有“地瓜皮”，即地耳，模样和黑木耳大致相同，一朵一朵安分和善地躺在湿地上，甚是可爱。在我看来，那滋味可比木耳鲜多了。茅草菌和地耳相伴相生，常常令我们收获满满。湖区里也生长着五花八门的毒蘑菇，比如一种叫“狗莪”的，伞盖上的花纹星星点点，很是漂亮，却有着巨毒，还有好些种类即使是大人也难以辨别。地耳的出现总是让我放心，因为实践告诉我，凡是有地耳生长的地方通常不会有毒蘑菇的存在，故而就大胆地收获造物主赐予的美食吧。一个早晨或是半天，通常就能收获一市斤的茅草菌。采摘回家洗净，先用菜油在锅里爆炒，然后加水，与猪肉片一起沸煮二十分钟，再加点葱花，或者与肉片混炒，加辣椒大蒜，都具有独特的味道，做成简单的鸡蛋汤也是香气浓郁，令人食欲大增。茅草菌显然是农忙时节乡民最好的营养品。
后来从报刊上得知，野生茅草菌不仅比人工培植的香菇味美鲜香，而且具有更丰富的营养价值和更高的药用价值。走出乡野30多年了，我再也没有进湖采过茅草菌，平素都是从市场上购回草菇、金针菇、大叶菇之类的匆匆做些家常菜，味道显然无法与当年的茅草菌相比。于是，常常思念起儿时的鲜味来，尤其是每逢荷花盛开或是重阳时节，这种思念就愈发强烈。想念的是茅草菌的鲜美，更是与之有关的那段寒苦而又单纯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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