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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群体的着装受制于文化格局，教师个人的着装则要关照所处的环境，要关照学生对于服饰的接受心理。 韩愈曾给教师的定义赋予“传道授业解惑”的内涵。从某种角度上说，教师的职业性质决定了教师的服饰品位和格局。因此，教师在课堂上的着装恐怕很难像前卫派那样超前，也不应该有反文化的着装举动。 追溯历史，先秦诸子大多聚众教学，可以视为伟大的教师群落。他们的服装是怎样的呢？老子、庄子主张被褐怀玉，着装素淡；墨子强调简洁便捷；孔子的着装据《礼记·儒行》记载，“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可知是深衣玄冠——这也符合其服饰原则，“君子正其衣冠”“见人不可无饰”“出门如见大宾”等，都呈现出着装的严谨态度。自孔子而后，特别是汉代以来，玄冠深衣似乎已成为儒服的基础形式，虽不无历时性的种种变化，却无妨其成为儒者（自可涵盖师者）的标志性服装。一直到近代，西风东渐，教师的服装虽有西装革履的情况，但更多的仍然是长衣长袍。后来，中山装成为准礼服，教师也多选择中山装作为职业装。“文革”结束后，西服又复兴为准礼服。再之后，随着现代服饰文化观念的渗透和辐射，不少教师又以舒适性的休闲装作为职业装。可以说，几千年来，教师着装的共性大于个性是一种普遍规律，倘若考察异域教师的着装，也概莫能外。 教师群体的着装受制于文化格局，教师个人的着装则要关照所处的环境，要关照学生对于服饰的接受心理。解放初，一个城市姑娘身着长裙到某贫困县区任教，当地学生没有见过裙子，上课时窃窃私语，下课后前呼后拥，甚至侧头探看——教师的着装在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在当时却引来窃笑，课堂氛围也因之异样。对于教师而言，着装不当不只影响了课堂教学效果，更影响了自己宁静平和的心绪。 那么，教师着装岂不是大大滞后了？并非如此。任何一个时代，在着装方面都有大致的风范，而教师则是其风范中典雅庄重的体现者。这种风范无须在时尚潮流中前卫地探索与冒险，而是应该后退一步，不断吸收时尚元素，稳稳享用服饰探索冒险的胜利之果。可严装，但不能浓妆艳抹，应讲究意在着装之先的修饰与追求，须有文质彬彬的格调和韵味；可淡装，但不是寡淡如水的淡，而是大器无形、大音希声、大美不言的淡远和淡雅，是被褐怀玉的从容和宽舒，是远见蒙娜丽莎的微笑近前却不知笑意从何处发出的魅力，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清淡雅素之美；唯独不可粗服乱头，也不应“挑战”乞丐服、朋克装、暴露服一类。黑格尔说:“教师是孩子心目中最完美的偶像。” 教师应该是一个严肃、崇高、文雅的形象，自然应该以相应的服饰烘托、映衬、丰富这一内涵，仿佛绿叶衬托红花、白云点缀蓝天一般。 从接受学角度来考虑，教师在课堂需要将学生引入由自己语言构筑起来的理知世界之中，让他们在这个世界或沉浸，或缅想，或辩驳，或反思。总之，要使学生的思维转动起来，就要尽量消除外在听觉、视觉等方面的刺激和干扰。深悟此道的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有意无意地淡化自身形象，使学生得其所授之“意”而忘其面前之“形”。这其中的“淡化”，自然包括教师的服饰——须知教师不是依靠装扮和粉饰展演情境的演员，也不是凭借形体姿态营造氛围的模特，职业的性质和责任要求教师不能将学生的注意力引入自身的服饰效果中。就像教室的布置不能花红柳绿一样，教师的服饰只能以清淡雅素为主。 教师，特别是女教师，往往放弃了许多乔装打扮的权利，不能涂脂抹粉，也不能红白香艳，不得不说是一种“美”的牺牲。不过，仅就形式而言，现代国际潮流的高端礼服，仍然以清雅淡远为尊。或许，教师的职业着装将为中国当代的礼服建构探索出一条可行道路。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服饰文化研究专家） 文章来源：中国教师报（转载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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