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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任仲平”的评论发表前是如何修改的

 我的书摘0898 2017-01-14

署名“任仲平”的评论发表前是如何修改的

米博华: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新闻与写作》“老米评论讲堂”专栏作者

编者语

报纸的言论,越来越受到读者的重视。比如2017年元旦,各大报纸就纷纷推出类似新年寄语的本报社论(言论),一时间这些新年寄语成为了受众热议的话题。爱好写评论的人,往往从这些报纸上的言论中能学到十分有用的写作知识。

一篇好的、重要的言论从构思、成稿、校对到印刷出版,需要经过许多次反复的讨论与修改。那如何讨论,如何修改一篇言论呢?今天名家讲堂,我们请名家讲讲有关这方面的内容。

讨论和修改是言论创作的两个重要环节,各有其功用。放到一块说,是因为这两个环节很难截然分开。有时讨论过程就是修正思路的过程,有时文字修改也需要讨论。

这,可以引出一段佳话。

新闻工作者都知道李普曼和雷斯顿这两位美国报界的大牌主笔。李普曼被公认是思想大师,写作本领高强,被邀为纽约论坛报主笔,60年写了4000多篇评论、著作等。雷斯顿是与李普曼齐名的俊秀,在纽约时报主笔社论数十年,被称为时代无二人的评论天才。

或许有人想,像李普曼和雷斯顿这样的超级“大腕”一定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而且没有人敢修改他们的稿子。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用我们的话说,他们多半也是“集体创作”。两位评论家旗下各有一个创作班子。美国人管这些班子成员叫助理。当然这些助理绝不是等闲之辈,但论资望、年龄都应该说是小字辈的。这些助理主要干两件事:一是收集并提供有关资料,发表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供主笔参考;二是修改主笔稿件,检查其观点是否偏颇、资料是否准确,并提出是否刊用的意见。李普曼有个习惯,经常把稿件念给自己的助手听,征询他们的意见;如果助手们不表示欣赏,他经常弃而不用。雷斯顿也说:“所写的东西没有经人读过而发表出来,是一件危险的事。”

讨论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是创作的必要准备

言论创作需要反复讨论和修改,这在中外报界断无例外。一个人学识再渊博,也不可能对所有论题都那么内行。

言论创作需要反复讨论和修改,这在中外报界断无例外。一个人学识再渊博,也不可能对所有论题都那么内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说明认识既是多样的,也是有局限的。评论是一种文体,评论作者应是文体专家,这没有疑问,但评论的本质是知识与观点。正如,我之所以敢写《论评论》,是因为自己多少知道一点这方面的情况,而不大敢写《论足球》,是因为对此知之甚少。评论作者不是对什么都可以大发议论的。

当然,一个好的评论作者也应该可以驾驭各种题目,文化、经济、科技、军事等等问题都可以收入视野,用评论家的眼光加以剖析。前提是必须勤于学习,虚心讨教,对论题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讨论正是这样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是创作的必要准备。有的人拿到题目闷头便写,既不向专家讨教,也不和同行切磋,这很难写出好稿。我认为,即使是自己比较熟悉的题目,在写作之前和别人讨论一番也会有很大帮助。

成稿之后再征求专家和同行的意见更好。讨论可以是开小会,也可以与领导和同事闲谈,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总是有好处的。这不存在向别人请教就矮一截的问题,年龄、职务、资历不应该成为讨论的障碍。择善而从,观点才能臻于完善。

修改有时比写作更重要。修改的过程是升华思想、修炼内功的过程。改得越苦,功力越有长进。落笔字字珠玑,谁也吹不起“一笔准”这个牛。

修改有时比写作更重要。落笔字字珠玑,谁也吹不起“一笔准”这个牛。鲁迅手稿看上去文不加点,但不少手稿是改抄后的文本;托尔斯泰也常常把整段整章的文字撕掉,一遍遍重新写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个作者不断地修改自己的文章是个好习惯,说明他有求深、求准、求新、求美的追求。修改的过程是升华思想、修炼内功的过程。改得越苦,功力越有长进。思路欠通要改、表达不准要改、文字罗嗦要改、句子太长要改,改而后读,读之不上口还要改。越改越好,那是一定的。

文坛上有“改我一字,男盗女娼”的说法。这种态度未必明智。《毛选》《邓选》都有不少修改。还有一种顾虑是:稿子被别人修改,就显得自己水平低。这大可不必。一字不改或改动不大,未必证明作者水平高。修改稿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领导有领导的考虑,专家有专家的角度,报纸有报纸的要求。

有一个体会,年轻时怕删改别人的稿子,因为还不大懂得写作的艰辛;岁数大些了反而愿意别人帮助修改稿子,因为懂得写好稿子的不易;稿子原文照发,倒觉得忐忑不安。请领导和同事把关、润色,心里踏实。别人修改的稿子不管改动大小,悉心琢磨总会有所收获。善于从别人对自己文章的修改中学习,这才叫聪明,也是做人和作文的更高境界。一个作者,如果缺乏容人容言的雅量和谦虚好学的品格,是很难进步的。

有句话说“医不自治”,再高明的医生得了病也要找医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别人的修改比自己的修改更重要。像人民日报“今日谈”这样三五百字的短论,有时要改掉一半,这不稀奇。当然如果时间允许,给作者提意见,请作者自己改更好。如何既保持作者原意,又符合发表要求,把握好修改的度同样重要。这个问题可以另当别论。

人民日报“任仲平”的文章,确有一套讨论和修改文章的工作机制。时任社长的张研农同志对这种机制概括为三句话:“七八条枪、七上八下、七嘴八舌”。

不少新闻界同行,有感于人民日报署名“任仲平”文章的高质量,问道:“可有金针度与人?”我认为,没有什么“金针”,但确有一套讨论和修改文章的工作机制。时任社长的张研农同志对这种机制概括为三句话:“七八条枪、七上八下、七嘴八舌”。时任评论部主任现任副总编辑卢新宁同志作了这样的解释——

七八条枪”,指的是一种组织架构。“任仲平”成员来自全报社,有社领导、有部主任、有资深记者、编辑,也有入社不久的年轻人。大家各有专长,平时各忙各的,有任务一召唤,便跨部门选人组合,项目负责制,任务完了就散。所以“任仲平”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产物,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像获得总书记批示的《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一稿,有来自6个部门9个同志参加。《论三贴近》有7个部门13个同志参加。

“七上八下”,指的是一种工作标准。大家精心、精致、精当创作,一稿、二稿、三稿,最终定稿,其间必经若干反复,以至推倒重来,直到所有人都觉得“还行”。成稿时,往往已脱胎换骨。比如,《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改了9稿,结构多次调整,段落再三修改,文字反复斟酌,题目是倒数第二稿才改定的。2008年获得中国新闻奖的《走好全国一盘棋》,写了近两年,初稿4万多字,改了14稿。2007年获中国新闻奖的《长征,迎着民族复兴的曙光》,改了11稿。

“七嘴八舌”,指的是一种民主风气。在“任仲平”内部,无论职务高低、资历深浅,都可以对社长、总编辑发表不同看法。这样做,有时是为了文章框架,有时是为了主要观点,有时只是为了一个字词或标点的用法,实在统一不了,甚至会通过“票决”的方法来定夺。

未经历“任仲平”创作过程的,可能觉得一个稿子写上两年,改个10多遍,是不是太夸张了?还真不是。一位年轻同志开玩笑说:“这种写法像是‘魔鬼式拉练’。”

当然,不是每天都磨稿子,也不是每个稿子都这样磨。有的课题,起草的时候主旨和重点并不清晰,需要调整;有的课题,写着写着对问题的认知发生较大改变,得重新梳理。这也是常有的事。特别是主题重大、结构复杂、文字较长的大型政论,的确需要反复斟酌。这种写作机制,与我们所了解传统的“主笔制”很不一样,更多的是借鉴了文件起草的工作方式。其最大好处是便于吸收各方面意见、集中各方面智慧,对于主流媒体,不仅是适用的,有时甚至是必须的。

也不是所有评论起草修改都应该都需要这种方式。观点见仁见智、文风有个性的署名文章,如时评、随感、杂文等等,应该更加多样化。评论的编者和终审领导也应该有更大的包容性,尊重作者的创作劳动,不要轻率地大删大改别人的稿子,更不要只按自己想法强求作者改稿子,或者自己动手代别人写稿子。

我当编辑的体会是:坚持把关原则,尊重作者个性。如果两者无法调和,就与作者直言出建议:要么改稿子,要么另投它处。没有大缺陷,只做技术性处理,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拿起笔就从头到尾删改稿子的做法未必可取,有时甚至可憎。作者和编辑最好的合作方式,是充分交流和互相尊重。

(作者系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本文原载自《新闻与写作》2017年第1期“写作讲坛”栏目,原标题为《言论写作的讨论与修改》,转载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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