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中——钱德洪序

传习录中——钱德洪序

【原文】

德洪曰：昔南元善①刻《传习录》于越，凡二册。下册摘录先师手书，凡八篇。其答徐成之②二书，吾师自谓“天下是朱非陆，论定既久，一旦反之为难，二书姑为调渟两可之说，便人自思得之。”③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欤！今朱、陆之辨明于天下久矣。洪刻先师《文录》，置二书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复录。

其余指知行之本体，莫详于答人论学④与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而谓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莫详于答罗整庵⑤一书。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譊譊终身，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以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弗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详于答聂文蔚⑥之第一书。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简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详于答文蔚之第二书，故增录之。

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无有纤芥忿郁不平之气。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功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虎时之甚艰也。今所去取，裁之时义则然，非忍有所加损于其间也。

【注释】

①南元善：名大吉，字元善，号瑞泉，陕西渭南人。官至户部郎中、知府，王守仁的学生，曾刊刻《传习录》。因支持王学被罢官后，归陕讲学，致力于王学的传播。②徐成之：人名，余不详。③“吾师自谓”两句：语出《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一《答徐成之》。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朱熹与陆九渊进行了一次学术辩论，陆讥朱为支离，朱讥陆为空渺。朱陆门户之争历数百年，阳明之前，朱派一直占上风。④答人论学：即《答顾东桥书》。顾东桥，字华玉，号东桥，江苏江宁人，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王阳明友人。少有才，功诗文。⑤罗整庵：名钦顺（公元1465~1547），字允升，号整庵，江西泰和人。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后辞官归家，潜心学问。早年笃信佛学，后崇举儒学，著有《困知记》等。⑥聂文蔚：名豹（公元1487~1563），字文蔚，号双江，江西永丰人。进士，官至太子太保，曾会晤王阳明，后以王门子弟自称，著有《困辩录》等。

【译文】

德洪说：从前南元善在浙江刻录《传习录》上、下两册，下册摘录了先生的八篇书信。其中在给徐成之的两封信中，先生自己说“世人肯定朱熹而否定陆九渊，这种定论已经存在这么久了，要一下子改变过来很难，这两封信姑且是为了调和两家学说，使人通过自己思考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元善把这两封信放在下册的开头，目的也是这样的！而今朱、陆两家的争辩已经大白于天下很长时间了。我刻先生的《文录》时，把这两封书信放在《外集》中，表明书信中的观点不完全，所以本次就没有再收录。

其余关于知行本体的论述，最详细的莫过于回答顾东桥与回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等人的四封书信。而论述学者日常用功学习的格物理论，最详细的莫过于答复罗整庵的书信。先生一生冒着被天下人诽谤诋毁和诬陷的危险，虽九死一生，也不忘到处传播自己的学说，只害怕我们不知道他的学说，而沦为追逐功名利禄和算计之中，以至于一天天堕落为野蛮之人和禽兽为伍，而不能领会他的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先生一生都在为此奔走呼号，直到他死去才停止。这也是孔、孟以来圣贤的良苦用心，即使是门人学生也不足以宽慰他的情怀。这种情怀，在回答聂文蔚的一封信中表现的最为详尽。这些信都是仍旧按照元善以前所刻而录的。而揭示孟子说的“必有事焉”就是“致良知”功夫的论述，简洁明白，使人一听就能入手，这一点讲得最明白的莫过于先生回答聂文蔚的第二封信，所以在此我也增录进来了。

元善在当时天下群起攻击先生的情况下，竟然还能奋不顾身地把先生的学说发扬广大，以至于遭到奸臣的排斥，但他还欣欣然的以今生得到了先生的学说而庆幸，心中没有丝毫愤怒和郁闷不平。他刻录《传习录》，世人只看见它对同学们的学习有很大帮助，却不知他当时的处境是多么的艰难。我现在对其版本所做的增删，是出于对于目前情况的考虑，而不是故意要这么做的。

【原文】

先生初归越时，朋友踪迹尚寥落，既后四方来游者日进。癸末年已后，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剎，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帟①，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寺剎，徒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所在。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每临别，先生常叹曰：“君等虽别，不出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跳跃称快。尝闻之同门先辈曰：“南都以前，朋友从游者虽众，末有如在越之盛者。”此虽讲学日久，信孚渐博，要亦先生之学日进，感召之机，申变无方，亦自有不同也。

【注释】

①帟（yi）：小帐幕。

【译文】

先生刚刚回到绍兴时，朋友前来拜见的非常少，后来各地前来拜访先生的人日益增多。嘉靖二年以后，环绕先生而住的学生比比皆是，例如天妃、光相等寺庙，每间屋子都是满堂济济，经常几十个人一起吃饭，晚上没有睡觉的地方，就轮流去小帐幕中休息，歌声通宵达旦。南镇、禹穴、阳明洞等山中的远近庙堂，大凡徒步能到达的，无不是志同道合的游学者的住所。先生每次登台讲学，前后左右坐着听的人，常常不下数百人，每天迎来送往，月月如此。甚至有的在旁边听讲了一年多，先生都不能完全记住他的姓名。每当分别的时候，先生都叹息着说：“你们虽然离开了，但是没有走出天地之间，若能志趣相投，即使我忘了你们的样子也无关紧要。”众学生每次听讲后出门，没有不是欢呼跳跃，口称“痛快”的。我曾经听同门的前辈说：“南京讲学前，向先生求教的朋友虽然很多，但是没有像绍兴这样兴盛的。”这虽然是先生讲学的日子久了，得到的信仰日渐广泛了，但也是先生的学问日益增进，感召学生的时机和方法灵活自如，其效果当然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