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 全面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过去单纯的数量增长转向数量和质量并重，从粗放式的扩张转向了内涵式的提升。为此，必须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切实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改善设施供给质量。

　　规划、选址不合理、设施简陋、种类单一等问题，直接造成了养老机构入住率低。对此，要着重做好“一减一增”文章。“减”就是要去库存化、去非标化、去大型化，即关停一批消防设施不合格的养老机构，主要是农村敬老院和小微型民办养老机构。调整一批选址、设计、建筑设计不理想的养老机构；同时，加快地方养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编制，杜绝新建床位上千张的郊区化、大型养老机构。“增”就是要增加标准化、小型化、专业化的设施，提升人性化程度。在农村重点建设一批标准化、能提供区域辐射服务的综合性养老服务设施；在城市建设一批家院互融或嵌入式的社区小型养老机构；加快发展特色明显的中小型专业化服务设施，如医养结合型机构、老年护理型机构、失智老人照护机构等。特别是要着眼老年宜居社区，在做好老城区、旧宅适老化改造的同时，引导老年地产项目建设。这些年，以房地产开发企业、保险公司、央企为代表的各路资本，开发了不少大型老年地产项目，但服务设施欠缺或考虑较少，如果给予适当的引导，配套好服务，兴建嵌入式老年公寓，成为持续照顾社区、养老养生基地，是十分有意义的。

　　调适机构服务功能。

　　机构服务功能直接影响老年人的获得感。现有养老机构随行政区划设置，国家规定为设市、县（市、区）、乡镇（街道）、社区四级，部省一级也可以建，但其间的服务功能不作区分。这一方面制约了养老机构专业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最需要机构照护的失能老人、失智老人、精神障碍老人入院困难。对此，可从“纵横”两个角度进行调适。一个“纵横”是公办机构功能的调整，专业化、个性化的服务往上升，基本性的服务向下沉，即省、市、县（市、区）级兴建或转型为护理型、特殊护理型机构，乡镇（街道）、村社级机构定位为综合性机构，并鼓励乡镇（街道）敬老院跨区域收养特困老人，其余敬老院即可实行公建民营，面向社会老人开放，这样归整分类发展，能盘活设施资源。另一个“纵横”是，鼓励民办机构沿综合性、连锁化方向发展。一是发展连锁型的专业化机构，实现标准化管理。二是发展综合型的集团化养老服务机构，在机构内部即能满足老年人不同年龄段的各类需求，增强老年人对机构的认同感，减少在不同机构间的迁移；发展老年医疗机构、旅居养生机构和护理人员培训学校等，实现机构内部资源共享，降低服务成本。

　　培育专业服务主体。

　　政府建公办机构，都是人随项目走，房子造好后，编制管理部门批准成立一个事业单位，就成了服务主体；民办机构的投资主体大多来自其他行业，也是先建机构再找人。居家养老服务领域更是如此，除一些家政企业参与外，多由社区工作人员兼职，不仅专业性弱，组织性更差。因此，要想提高养老服务供给效率，必须着力培育发展一批合格的专业化的养老服务主体。一是推进机构法人化建设。要积极采取措施，创造条件做好法人登记管理工作；对不符合法人条件的，要劝其解散，或代之以公建民营、租赁承包等方式，使其成为拥有合格法人的服务主体。二是着力培育一批合格的服务供应商。要研究出台养老服务专业组织的基本条件，包括运营养老机构、日间照料中心和居家上门提供服务所应具备的人员条件、资金、管理制度等准入资质。同时，通过健全完善养老服务补贴制度、护理补贴制度和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培育有效市场，促进社会服务机构的发展。三是增量提质强队伍。目前，养老护理职业认同度低，同其专业化程度不高密切关联。对此，要增总量和调结构并举，增加人力资源供给，改善养老服务队伍素质。

　　实施“互联网+”精准服务。

　　在大数据时代，通过运用现代科技，能使服务项目的设计、人力资源的组织、服务质量的监管等服务递送更具效率，从而实现精准服务，并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需平衡。一是全面实施服务需求评估。要根据我国老年人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巴氏量表或ADLS量表，建立老年人信息数据库，掌握老年人失能、失智状况以及患精神病等特殊病种数量及其服务需求情况，为精准服务提供科学依据。二是缩短供需服务的时空距离。引入“互联网+”，可以超越服务供给的地域限制，实行服务资源的超时空快速调剂，满足老年人即时所需，尤其是安全紧急服务。三是整合各类服务资源。利用“互联网+”的数据采集、分析和分类导向功能，实现各类养老服务资源的有效整合，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精准化服务。同时，要加快物联网技术的应用。

　　优化制度要素保障。

　　牢固树立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理念，改革现有的行政配置资源方式。在制度供给方面，一是要创新一批促进养老服务供给的新制度。抓紧制定社会养老服务基本法，明确养老服务作为社会性护理服务的性质，理清各个供给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及其职责；研究制定居家养老服务制度，厘清其与传统家庭养老的关系，明确服务提供主体、服务平台和方式等；研究制定家庭养老支持政策，从制度上为家庭成员提供养老服务、老年人自我服务等创造条件。二是完善已有养老服务制度。修订有关民办非企业性质养老机构的政策规定，明确其有适当回报的权利，允许设立连锁机构。调适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制度，对护理型、助养型、居养型等不同服务对象的养老机构设置不同的前置条件。制定养老机构公建民营意见，把“公”和“民”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实施轻资产战略，促使社会力量把注意力转向改善服务质量上。研究制定资金保障体系，在明确老年福利制度政策取向的同时，切实抓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建设。同时，抓紧健全完善养老服务补贴制度，使其成为保障困难老年人获得有效服务的主要制度形式，推动财政资金从“补砖头”逐步转向到“补人头”，实现财政资金供给的结构性调整。在要素保障方面，一是资金，既要增加供给总量，又要调整支出结构。二是融资，要降低养老服务机构融资门槛。三是土地保障，要根据各省市的老龄化程度，由国家单列养老机构用地指标，并将土地主要用于护理型机构、特殊为老服务机构上。

来源： 董红亚（养老产业周刊）【整理转载：时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