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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收藏》杂志2016年7期曾刊本人《赵孟頫“六体千字文”再考》一文，将该作的作伪者指向了明文征明弟子陆师道之子陆士仁。并曾在该文中指出：“倘用《六体千文》为一伪例，比鉴迄今流传的一些宋元书作，其结果会令人触目惊心。”对传世的一些“代表性”古代书法作品，除用比鉴基本鉴定方法之外，还应找出考据中的明显错讹，以作比鉴之外的重要依据。故本文择赵孟頫传世名作《小楷书道德经卷》再作考辨，以延伸陆士仁伪作名人书法的揭示。 （请横置手机欣赏） 赵孟頫《小楷书道德经卷》（局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对赵孟頫《六体千文》的质疑之一，即在“二十四、五日”内能够写完包括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的六千余字吗？蹊跷的是，他又同在“二十四、五日”的两天内，以小楷写完《道德经》五千言，是不是也需要质疑呢？又，延祐三年（1316年）在大都任职的赵孟頫，当然不可能在其家乡松雪斋写下一卷小楷《道德经》。这些故露破绽的作伪手法，是不是可以怀疑为同一人所伪呢？让我们先辨析作品本身。 赵孟頫《小楷书道德经卷》，著录于明陈继儒《妮古录·卷四》、汪珂玉《珊瑚网书跋·卷八》、清顾復《平生壮观·卷四》、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卷十六》等书，经明项元汴、清梁清标等人递藏，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一向被认定为是赵孟頫小楷书代表作的《道德经》卷前有白描画老子像，后小楷书老子“道德经”全文，款署：“延祐三年岁在丙辰三月二十四、五日，为进之高士书于松雪斋。”卷前隔水处有近人张大千二题，卷前后及本幅分钤项元汴、梁清标等藏印。对该卷，上述明清人著录书均未见异议。但近来经研究发现，该卷存在一些疑点，甚至考据上的“硬伤”。
该卷主要问题皆出在书后款识文字中。据款识中所言，此卷“道德经”全文达五千余字，在“二十四、五日”两天内写定。本人曾对北京故宫藏赵孟頫《六体千字文》作过再研究，其款识中也说是“二十四、五日”两天书定。这偶然的巧合，引起本人的疑惑。 赵孟頫书《道德经》（左）和《六体千字文》（右）落款都说是“二十四、五日”两天书定，他真的能在两日内完成五六千字的书写吗？ 《六体千字文》达六千余字，而此卷小楷书“道德经”五千余字，真能在两天内写完吗？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五》中记：“江浙平章子山公（康里巎巎），书法妙一时，自松雪翁之后便及之。尝问客：‘有人一日能写得几字？’客曰：‘闻赵学士言，一日可写万字。’公曰：‘余一日写三万字，未尝以力倦而辍笔。” 类似这种文人笔记中记载的传闻若果有其事，那也要看写何种书体，如是大篆、小篆、小楷书，也能日书万字吗？北京故宫藏赵孟頫《临黄庭经》一卷，卷后有元杨载跋，跋称：“松雪翁年老不复为人作小楷书。”该跋书在延祐七年（1320年），即书在赵氏生前，距书《道德经》的延祐三年（1316年）仅在四年之后，而延祐三年赵氏已六十三岁，应为晚年所书。 赵孟頫《临黄庭经》卷后杨载跋称：“松雪翁年老不复为人作小楷书。” 杨载曾“受业于公（赵孟頫）之门几廿年”，对赵孟頫生平之事及一言一行相当熟知，故杨载说赵氏晚年不给人写小楷，虽不能绝对认定，但有一定的根据。 我们再看赵孟頫书法创作的态度。《松雪斋集·卷五》有“即事三绝”三诗。第二首为：“古墨轻磨满几香，研池新浴粲生光。北窗时有凉风至，闲写《黄庭》一两章。”此所谓书以为乐。又，赵孟頫书《致中峰和上十一札》中的第七札《千江入城帖》，内云“顷时时有人持法语见过，每以人不识好恶，与孟頫求书者无异。是与不是，必要满幅盈卷，问其所以，莫知好处安在，徒使人终日应酬，体疲眼暗，无策可免。”（参见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徐邦达集·五》）此所谓书以为苦。因此，至晚年放出话，从此不写小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倘如此，如抄书般的两日内写完《道德经》已属可疑。
上述对此卷的质疑，还属于推论、分析，此卷考据硬伤仍在卷末的款识中，即“延祐三年岁在丙辰三月廿四、五日”及“书于松雪斋”的时间、地点之中。按杨载所撰《赵公行状》记赵孟頫：“延祐甲寅元年（1314）十二月升集贤学士、资德大夫，丙辰（延祐三年，1316）七月进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无论集贤学士、翰林学士，都是皇帝身边的词臣。所谓“承旨”、“知制诰”，即承皇帝旨意，撰写圣旨一类的文书，是皇帝亲信的大臣，也是不能随意外出的人。因此，那段时间赵孟頫应当在大都（今北京），而松雪斋则是赵孟頫在湖州德清县东衡村的一处别业。 《道德经》卷末赵孟頫自署“书于松雪斋”，但作为皇帝身边的词臣，他是不能随意离开大都的。 那么延祐三年赵孟頫是在家乡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楷书续千字文》一卷，款署：“延祐二年夏四月十一日为□□□□书于咸宜寓舍。”又，《松雪斋续集·定武兰亭跋》记，其友吴静心之子景良持《定武兰亭帖》“驰驿来京师，复出见示”，为之书跋，款署：“延祐三年丙午七月廿二日书于咸宜坊寓舍。”这都说明那段时间他在大都，他在大都的寓舍为“咸宜坊”。也就是说，身在大都为官的赵孟頫，怎可能在松雪斋为人书写《道德经》，此为考据上的“硬伤”，《道德经》必非真迹。 赵孟頫《楷书续千字文》落款显示“延祐二年夏四月十一日为□□□□书于咸宜寓舍”，而“咸宜坊”是其在大都的寓舍。也就是说，身在大都的赵孟頫怎么可能在松雪斋书写《道德经》？
徐邦达先生记：“赵氏所书《道德经》，所见不止一本。”（参见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徐邦达集·五》）但赵氏晚年又“不复为人作小楷书”，其间的矛盾我们应当怎样看？ 我们仅以上述明末清初的著录书所收赵氏小楷书作看，延祐三年三月为进之书此卷《道德经》、同年五月小楷书《高上大洞玉经》、延祐六年夏五日书又一卷《道德经》、延祐七年孟秋七日为崔汝晋书《道德经》、同年九月书《六体千字文》等。也许因人情关系，不得不如此，但所谓为“进之”、为“崔汝晋”所书《道德经》，他们却是同一人，是赵孟頫的亲戚。赵孟頫书《东衡帖》，即托崔汝晋代购赵家坟茔周边地事，是因为管夫人病重，预先准备后事，同年九月四日管夫人病卒下葬。如此，在延祐七年孟秋七日为崔氏所书《道德经》就有答谢之意了，而在此前赵氏应当没有为其写过此卷《道德经》。清顾复《平生壮观·书翰》中比较两卷，以为书于延祐七年的一卷“比前更佳”。那么，延祐三年这卷《道德经》的书法差在哪里呢？ 前面曾提到此卷与赵氏《六体千字文》，按各自款识都说是“二十四、五日”两天书完的蹊跷之处，如果我们将此二作的小楷书款识加以比鉴，不难看出其书法形体、笔法特点极为相似。又，徐邦达先生曾见赵孟頫的《九歌图》书画合册，辨《九歌图》应为张渥画，赵书《九歌》为伪书。并以赵书的款识：“大德九年八月廿五日，吴兴赵孟頫画并书”，与《六体千字文》卷后的小楷书款识加以比鉴，得出“出于一人之手”的结论。如此，我们将此三作的款识加以比鉴，当可得出同样是“出于一人之手”的印象。 徐邦达先生认为赵孟頫书《九歌》应为伪书，以赵书款识（右）与《六体千字文》卷后小楷书款识（左）加以比鉴，得出“出于一人之手”的结论 如果我们将《道德经》（左）和《六体千字文》（右）的小楷书款识加以比鉴，不难看出其书法形体、笔法特点极为相似。 注：本文作者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书画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 （本文有所删节，原文请见2017年1期《中国收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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