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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及其教育思想 生平与著述 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因而被日本称为 “日本近代教育之父”、 “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日本近代教育之父” ——福泽谕吉及其教育思想 1835年1月10日，福泽谕吉生于日本大阪一个下级武士家庭。父亲福泽百助是丰前中津藩的总管，被藩主派到大阪的“货栈”长期值勤。母亲是有教养的妇女。不幸的是，福泽不满两岁时，其父就抑郁而死。因家境贫寒，福泽入学很晚，13岁才入村塾。一边学习汉文，一边做些手工杂活以维持生计，饱尝了下级武士生活的艰辛与苦楚。这一切，在福泽幼小的心灵上种下了反封建的种子。年龄稍长，福泽在精通汉学的基础上，又到外地去探求新鲜知识。1854年，他在哥哥三之助的支持下，去长崎学习兰学一年，后又在大阪专心致志地阅读荷兰文的物理学和医学书籍，培植了无神论思想和憎恶儒学的感情。 1858年10月，福泽谕吉奉命赴江户，在筑地铁炮洲开设学塾，讲授兰学。这就是“庆应义塾”的起源。1860年，1862年，1867年，福泽曾三次游历欧美。回国后，他多次著书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及教育情况，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和民主，鼓吹“教育救国”，认为“要谋求东洋革新，必须首先输入西洋文化教育”。为此，他集中精力兴办私塾和著书立说，企图开辟一条拯救日本的新途径。 从1863年起，福泽愈益把自己的精力倾注到办学塾上。1868年，他在新线座新建了一座学塾，起名“庆应义塾”(“庆应”是当时年号，“义塾”含有英国Public School公学的意思，意在为国家的公共利益而设立)。后又将学塾搬到东京的三田。经过近30年的苦心经营，到1890年时，庆应义塾已设有大学部，开设了文学、财经、法律三科。它是日本近代第一所私立的综合大学。同时还设有小学部和中学部，建立了小学6年、中学5年、大学5年共16年的一贯教育体制，培养了大批学生。 福泽谕吉《劝学篇》 对明治维新运动，福泽谕吉予以积极支持。但他无心帮助新政府。因此，当明治政府起用洋学家，招聘福泽谕吉到新政府任职时，他拒不应聘。此后屡次辞退任职，不愿为官。然而他把自己的主要心思用于著书立说上，从1872年到70年代末撰写和发表了许多著名的文章和著作，从理论上回答了当时日本所面临的一系列紧迫课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这两本著作发表以后，福泽谕吉的名字在日本便家喻户晓。19世纪70年代是福泽一生中最光辉灿烂的时期，也是他作为近代日本伟大思想家而出名的时期。他这一时期的著作是他思想体系中最有进步意义的篇章。1898年9月26日，福泽因积劳成疾，脑溢血症发作，不久又逐渐康复。1901年1月25日，福泽的脑溢血病复发。2月3日，这位“日本的伏尔泰”逝世，享年66岁。 主要教育思想 （一）论教育的作用 福泽谕吉对遗传、环境和教育的关系及教育作用有明确认识。他根据进化论的原理，观察人的成长过程。他在《教育的力量》这篇论文中指出：“人的能力中，天赋遗传的因素是有限度的，绝不能超过其度。”身体的高低、强弱在少年时就可以看得出来，而人的智慧就不容易判断识别，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得到发展。他说：“人，学则智，不学则愚，人的智慧取决于教育如何。” 他把教育比喻为花匠的工作。花匠对待庭院里的松树和园庭中的牡丹，如果置之不理，任其自然成长，则逐渐枝枯叶落，有时甚至会遭虫害而枯萎，反之，如果花匠经常剪枝培土，一年四季精心侍弄，则枝繁叶茂，花色鲜艳，把它同其他的野生植物比较，甚至使人难以想象为同种类的植物。以此类推，对于人之子弟也是这样。如果任其自然发育，而不注意施以体育、智育，不论其天赋如何，都将会受周围的风气所感染，甚至会沾染上坏习惯，失掉身心的健康品格，难免成为粗野下等的平庸之辈。相反，如果不想让一个孩子的天赋白白丢掉，使其素质得到充分琢磨，放出光彩，就要靠教育。 福泽重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但对遗传和环境的因素也予以肯定。他认为，“人的德智虽说因教育而得以发展，但教育也只是助其发展，而不能造就生来没有的东西。”例如，人的记忆力有好坏之别，思维力有敏迟之异，但是如能正确分析、及时地了解，都可以在教育中得到弥补，其速度取决于受教育的多寡、方法的正误。当然，也有一些遗传素质“无论怎样强迫学问也不能改变的”。如先天失明、耳聋等就是这样。对于教育来说，必须适宜。福泽谕吉出：“对于在学问上理解迟钝的孩子，必须施以针对性的教育，而不能贪求过多，要发现他的兴趣，加以教导。”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功能就在于“促进这些先天具有的遗传素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如果不考虑遗传素质这一因素，教育必然走向盲区，事倍功半。在福泽谕吉看来，遗传素质是人接受教育的基础。 （二）论体育的意义与方式 福泽谕吉注意体育、智育、德育三个方面的均衡发展。他认为：“人生下来之后，必须体育、智育、德育同时加以注意。”这一认识高于他以前的教育家。纵观日本教育史，他的前人要么重视德育（古代），忽视智育；要么突出智育（明治的前期），削弱德育，轻视体育。福泽谕吉却是“明辩从前施行教育法之精粗长短”，主张三者同时发展的第一人。他指出：“人生的教育不能偏重于知识一个方面，使身体不断运动，能促使筋骨的发达。”特别是在学校里开设体育课，“经常锻炼，能使身体无病健壮，精神可以快乐充沛，这是自然规律。而身心健壮的人，能克服社会所有的困难。并能为独立生活创造有利条件。”他提倡：先成兽身，后养人心。他不同意从幼小时候就强令孩子们读书，这是天下父母都不能忘记的本旨。显然，在这里福泽谕吉是将体育作为人类获得独立不羁生活的一种手段。他理解的体育“不仅是著作，立身的手段，而且应理解为人生的目的。”强健的体魄是实现理想的基础。同时，他还认为，由于女子担负着养育子女的重任，故女子的体育不能轻视。只有身体健壮的女子，才会生下四肢发达的孩子。这也是在对国家负责。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身体象车夫、思想象哲学家，足能行千里，就可以明察秋毫地分析事物始末，初步成为一个文明的学者。” 在体育活动的方式上，他认为应根据各国的特有习俗选择合适的方法，日本应采取日本自己的方式，例如，柔道、游泳、打猎、赛马、划船、摔跤、赛跑等都是有益的体育活动。在学校教育中应该重视体育，把它列为必修课程。 （三）论德育的内容与方法 在阐述他的道德教育观点时，福泽谕吉指出：“不论东方或西方，都有道德方面的教育。”人心的善恶，在于每个人内心的努力，并不是他人可以任意左右的。在教化尚未普及的古代有善人，智力尚未发达的儿童，多半是诚实的，因此，不能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德教的最大目的在于“不妨碍这个善的发展。朋友间的劝过归善，并不是从外部灌输这个人天性中所无的东西，而是教给他怎样排除阻碍为善的方法。使他自己努力归到自己固有的善而已。所以，道德不是单纯地靠人为的教诲可以达成的，而是学者自身产生的”。道德教育的方法就在于个人的努力。教师只能说明道理。怎样努力呢?可以“阅读古人的书籍，或学习今人的言行而仿其德行，即道德教化”。一般是按照“先成为良家子女（家庭道德），然后推移到社会公德的要求（社会德）”的顺序。当然也可以借助民间的教材。同时，他还认为，社会风气影响着社会道德的发展，社会风气不正，必然使学生的品德下降，甚至败坏。如果每一所学校都能形成一种好的校风，并且教师品德高尚，适龄青年就会慕其名而入学，甚至会像从前私塾那样吸引更多的学生。这样，也有利于社会道德的进步。 在德育的内容方面，福泽谕吉始终站在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立场上。在明治中期的德育论战中，以元田永孚为首的儒学家抛出《幼学纲要》和《教学大旨》等保守的德育主张，吹“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应根据祖宗之训典，着眼于阐述仁义忠孝”。对于儒学家们的复古倒退见解，福泽谕吉在《何谓德育》、《德育余论》等论文中针锋相对地给予了反驳。他指出，道德观念和道德习惯的形成受多种因素所制约，而不能完全归结为教育本身的力量。它受上一代遗传因素、家庭环境、家庭风气、社会舆论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福泽谕吉认为，道德教育只靠学校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由家庭、社会、学校各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他强调地说：“想培养孩子们的道德观念只凭教师的讲授是不行的，父兄的训诫也很难奏效，最重要的是教育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只有教育者躬身实践，给孩子做出榜样，在潜移默化中使受教育者自然而然地受到教育，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 （四）论智育的涵义与目标 福泽谕吉对道德和智慧的涵义作了解释。他认为，道德“就是内心的准则，也就是指一个人内心真诚，不愧于屋漏的意思”。智慧是智慧，“就是指思考事物、分析事物、理解事物的能力。”在论述智慧与道德的区别及二者的关系上，他把道德分为私德与公德，把智慧分为私智（也叫做机灵的小智）和公智（也可以叫做聪明的大智）。他认为，“智慧和道德，恰像人的思想的两部分，各有各的作用，所以不能说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如果不是两者兼备，就不能算作完人。”“有智慧而缺乏道德之心的人，等于禽兽，非人也；只修养道德而没有智慧的人，等于石菩萨，也不能称其为人。”他针对封建社会儒学家只提倡道德，轻视智慧的错误论点，指出这是最令人忧虑的弊端。但在讨论这个弊端时，他认为也不应贬低道德的价值。为了社会的文明进步，为了人的发展，智德两者都是不可缺少的，犹如人身之需要营养，粮食蔬菜和肉鱼都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智育，福泽谕吉站在批判封建主义教育的立场上，反对封建时代的“空理虚谈”和脱离现实生活的儒学教育，提倡以西方文明为目标，向学生传授实际有用的知识。他在庆应义塾的教学改革计划方案中，大力提倡职业教育，主张培养资本主义近代化所需要的实业家。因此他认为教学科目应以“实学”为主，并强调在中学和职业学校开设英语和物理，学生入学后应首先学习外文，读“物理学入门书”。然后再学习数学、地理、历史、簿记学、商法和经济学。 福泽谕吉从开发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不是以单纯灌输知识为目的，而应以开发人的天赋能力为目标，即挖掘、培养人的身心中蕴藏的各种能力。因此，他认为把教育改称为“发育”更为恰当，以防止学校教育流向单纯地传授知识。基于上述教育目的观，福泽谕吉指出，要发展人的各种能力就应该从体育、智育、德育三个方面来进行。 （五）论家庭、学校与社会教育 福泽谕吉认为人的一生都要受教育。幼儿时期在家受父母的教诲，进入学校后接受教师的教导，走上社会后接受社会教育。他对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都作了专门的论述。 福泽谕吉非常重视家庭环境的影响及幼儿时期习惯的形成。他认为习惯的力量强于教育的力量。他又进一步说，幼儿出生后接触的第一个环境便是家庭，家风的好坏直接影响孩子各种习惯的形成。而一家的家风则主要由父母的品德行为构成。因此，他认为家庭是培养习惯的学校，父母是培养幼儿习惯的教师。这种家庭教育比就学后的学校教育更加有力和见效。 福泽谕吉主张在幼儿时期，父母不要给孩子规定特定的课程，而应让孩子在自然的气氛中，通过良好的家风影响和熏陶他们。他说，教育孩子的方法不能只靠家长枯燥的说教，更重要的是以家庭的和睦来感化、熏陶儿童的心灵，父母还应时时注意孩子的心理变化，这就是福泽谕吉主张家庭和睦的意义所在。他还主张孩子出生后，父母要用饲养动物的办法养育孩子，就是说不问孩子的智力如何，首先应重视幼儿身体的发育、温饱、空气、阳光和运动等。当身体发育到类似兽身那样健壮时，再进行智力教育。也就是说，到七八岁时再以智力教育为主要内容，而不要提前进行智育。当然，这种观点在现在看来是不完整、不科学的。 总之，在家庭教育方面，福泽谕吉重点地强调了锻炼儿童的体质和家庭环境的影响。 福泽谕吉对普及教育非常重视。他所说的普及教育主要是指普及学校教育。他站在“四民平等”的立场上，积极主张教育机会均等。他说，“凡是日本国内的学子，无士农工商之差别，均应入学校学习。”在他看来，无论是发展人的天赋能力，还是使日本达到文明开化的地步，普及学校教育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他在明治初期就积极提倡实施强迫义务教育，赞成日本政府用政府的权威推行“强迫教育法”。应该说，在日本颁布《学制令》的前前后后，福泽谕吉是“强迫教育”的赞成者。但是在明治初期日本由于经济落后，财政困难，不具备实施强迫义务教育的经济条件，因而《学制令》所规定的强迫义务教育目标没有实现。此后，从1879年到1886年间，四次修改义务教育制度。这说明在当时普及义务教育制度难以实施，强制地推行义务教育制是行不通的。对此，福泽谕吉很快就有了认识，因此，他在1886年以后，则由赞成强迫义务教育改变为反对强迫教育。他说：“人民的教育是立国之本这一观点不是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国民的教育是衣食足之后的事情。”他看到日本经济面临的危机和国家财政上的困难，指出普及学校教育不能操之过急，当务之急是要发展生产的；为了节约国家的财政支出和减轻国民的负担，只能把普及学校教育放在第二位。基于这种认识，他在明治中期虽然没有放弃教育机会均等的主张，但却认为每个儿童可根据自己的家庭社会经济条件来决定受教育的机会。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产业革命的兴起，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给普及义务教育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福泽谕吉对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欣喜若狂，对振兴产业的政策积极拥护，对发展学校教育和进一步普及义务教育更是赞成。 福泽谕吉十分重视私立学校的教育。在他的学校教育论中，私立学校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他认为，私立学校的存在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私立学校的经费虽然不是由国家支付，而是由私人捐赠或赞助，但是它却可以为国家培养中坚人才，为国家的富强作出贡献。他反对大力发展官立学校，主张发展私立中学和私立高等学校。其论据之一是官立学校的经费花销大，私立学校的开支比较节省。 人经过家庭教育及学校教育后，便开始步入社会这个大课堂。福泽谕吉认为社会是增长知识、培养道德的大学校，较学校教育更为重要。他说，无论什么样的学制，无论采用哪种教学原则都会使学生片面发展。因此，他很重视社会教育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 他说，社会教育的内容千差万别，无限繁杂，它包括家政学、社会关系学、育儿学、商学、工业学和政治学等等。社会教育的方式灵活多样，没有固定的教师和教科书，主要靠自己的观察和探索来掌握各种知识。譬如，听百姓之言以察一年之丰歉，闻车夫之叹息，可观商界的景况。 （六）论女子教育 明治时期，日本男尊女卑的思想十分严重，妇女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对此，福泽谕吉十分愤怒。他在《女大学评论》和《新女性大学》等论著中，批判了社会上流行的男尊女卑现象和上层社会纳妾的坏习俗，着重强调了女子教育问题。 他认为，在教育上男女不应该有差别，更不能受到身份的限制。即“不能以贫富贵贱作为女子教育的通则，特别是学问的教育，男女没有什么不同”。女子不应该和男子一样去养成“有健壮体力和丰富的气力的女性。”不过在教育内容上、方法上，福泽谕吉并不主张与男子一概而论，要体现出“男强女弱”的特点，即“方法可不同，内容允许异。”在实施女子教育时，以习字为主，先学习假名，再读一些浅显易读的书，最后扩展到学习多种学科，如修身、作文、历史、地理。教科书主要有：《女大学》、《女修身读本》、《女庭训读本》、《女孝经》等，并附加一些算术知识。同时，开设裁缝课和一些“与养育女子教育最有密切关系”的妇产科、医科等。随着“文明开化”政策的实施，福译谕吉又提出了新的课程体系，开始“学习以物理学为基础的各科专门学问，”但是不讲授兵学。总之，不论讲授何种课程，福泽谕吉认为，在培养目标上应该使女子养成强健的体魄、柔顺的品格、治家的本领。这些抨击当时日本积习的新颖而独特的观点，对矫正当时的淫侈风尚，有其积极意义，为日本近代女子教育的实施提出了具体的方案。但是，他还没有完全摆脱日本传统的陋习，依然将女子教育作为男子教育的陪衬，即使属于他自己的庆应义塾也只招男生而拒收女生（明治四年）。实际上，女子和男子具有同样的秉赋，她们和男子一样有智力，一样能胜任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学术的艰巨任务；在社会上应有同样的人格，只是由于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制度，才把女子压制在男权、夫权之下，随之产生男尊女卑的思想。福泽谕吉主张人人平等，却承认由于性别不同而存在着学问与贫富的差别，表现出不应有的矛盾。如所周知，任何时代的进步程度，均可以女子解放的程度为衡量之标准。这样，福泽谕吉女子教育思想则恰好反映出他世界观中存在的矛盾与缺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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