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泽谕吉为啥不赞成孔孟等道德教化

福泽谕吉即福沢谕吉（ふくざわゆきち，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大阪人。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的创立者。

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教育思想，对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对日本近现代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

谕吉主张义塾[由公义人士赞助的学校]的教育方针应有两方面：有形方面，以“数”“理”为基础；无形方面，以培养“独立心”为旨趣。简言之，论事以合理为准绳，言道德则以独立自尊为立身行事的基本。欲使日本能够迎头赶上欧美各强国，除鼓吹独立精神及提倡实学之外，别无他途。

在谕吉的教科书目中，大都是从美国买回来的西学书刊。除各种辞典、地理、历史等书以外，还有法律、经济、数学等书，分发给学生研读。这是日本其他学塾望尘莫及的举措。

福泽谕吉思想的出发点是所谓的“脱亚”，意即日本要脱离亚洲[人文]。1885年，福泽发表《脱亚论》一文，这是一篇极有影响的文章。他认为亚洲人文具有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小农思维特点，不如欧美的“开放自由包容”精神更利于日本的发展。

福泽对孔孟学说持批评态度。为什么要批判孔孟？美国打开日本通商口岸后，面对西方先进文明，日本陷入恐慌。福泽是立足促进日本进步的立场，发此议论的。面对落后的现实，人们极易病急乱投医。有的建议设计一种全新的文明蓝图，有的建议学习西方的枪炮、铁路、洋房，有的建议改革政治制度，更有甚者，呼吁精神复古，道德内省。

福泽谕吉批判了以上说法。倡导学习看不见的文明精神。他尤其痛恨精神上的复古，也就是把做圣人、提高个人道德作为复兴的方法。文明的精神是群体决定的，提高群体的德智水平是关键，而非个别英雄人物。他说，自古以来的英雄豪杰，得志的极少，多数以唏嘘叹息，牢骚不平了此一生。

古来英雄成大事者，并不是用他们的智术提高了人民的智德，而是没有阻碍他们的智德而已；也即民众的智慧和道德是可以自行提升的，有影响的大人物只需放开对民众的控制即可。

道德在未开化的人类社会，对秩序有作用。随着民智逐渐开化，必然丧失作用。不仅在周朝末期，孔孟之道不适合，以后也不适合。后世学者，切莫根据孔孟之道寻求政治进步途径。

福泽谕吉提出“群体精神文明论”。重火力批判了“道德能够推进文明”的复古迷昧。进步是群体智德的进步。尤其是智力的进步，而非固守私德。道德分私德和公德。私德是个人内心活动的纯洁、严肃，公德是社交行为的廉耻、公正、勇敢。弘扬公德和构建文明制度是振兴社会整体文明的关键。

福泽严厉指出，国家的进步不能依靠私德，因为道德不可测量，不可学习，不可控制。国家的进步也不能依靠宗教的推行，因为神佛两教讲的修德，与孔孟私德非常接近。因此，学者不能把私德和私智，作为国家进步的关键。国家的进步要务实，需要智教的兴旺，借鉴高级文明成果；而不是自我满足或向古人找出路。

为什么福泽认为日本的进步需要开智？道德驯化在人类未开化时期，效果最好。但人际复杂、民智开化之后，道德驯化的效果逐渐衰退，甚至不起作用。

对国人刺激最大的是这点：私德对于集体进步无益，孔孟之道对政治进步无益。孔孟之道，是万万不可用于政治进步的，它们只会令社会文明停止甚至退化。

目下大陆国学兴起，民间的宗教隆盛，群体陷入恐慌，福泽的批判给人一定的启发。福泽很像东方的尼采，不过尼采是个人权力意志的，他是国家实用主义的。两者都强调实力，否定传统个人道德的重要性。

务实进取，搁置道德和宗教。在图谋进步的过程中，克制私德的崇拜。道德不是奋发图强时候的第一要务。在社会变革期，也不要陷入道德的争论，社会事务多关注行为层面，少讨论道德内容。至于引进宗教的力量，只能纯洁个人内心，对于群体进步，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