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读书摘抄

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以前就看到，最近看到有人再谈其文明导入的路径：人心、制度、器物，与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文明的路径大相径庭，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人学习西方是沿着器物、制度、思想的顺序来的。觉得福泽谕吉的路子很有意思，于是把书找来，想看看他本人是怎么说的。

对了，福泽谕吉曾印在日本面额最大的万元纸币上。拿出一万元，就看到一个福泽谕吉，即使在死后多年，人民依然如此“热爱”他，他值了！

言归正传。

以下基本上抄书上的原话，偶尔用自己的语言过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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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精神，也可以称为一国的“人情风俗”。由此可见，有人说要汲取西洋文明，必须首先研究本国的人情风俗这句话，意思就是：不应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须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我所主张的以欧洲文明为目标，意思是为了具有这种文明的精神，必须从它那里寻求，所以这两种意见是不谋而合的。不过，某人主张寻求文明应先取其外形，但一旦遇到障碍，则又束手无策；我的主张是先求其精神，排除障碍，为汲取外形文明开辟道路。

文明的外形易取而文明的精神难求。

福泽谕吉认为，衣食居室、政令法律的改变都不难，关键是人心观念的改变。他说：

人心有了改变，政令法律也有了改革，文明的基础才能建立起来。

所以说，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可以顺利到达目的。倘若次序颠倒，看来似乎容易，实际上此路不通。

看完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的文风，感觉梁启超应该是学他的。只不过细读下来，福泽还是要被梁启超高明太多。

《文明论概略》的章节安排

第一章 确定议论的标准

第二章 以西洋文明为目标

第三章 论文明的涵义

第四章 论一国人民的智德

第五章 续前论

第六章 智德的区别

第七章 论智德的时间性和空间性

第八章 西洋文明的来源

第九章 日本文明的来源

第十章 论我国的独立

从行文逻辑上来说，福泽谕吉讨论的主题是文明，先分析了为什么要以西方文明为目标，文明的涵义；然后将文明的发展程度用一国人民的智德标准来区分，进而讨论了私德、公德、私智、公智；最后从文明来源探讨了文明的发展进路，落脚到了“我国的独立”——当前的文明发展目标。

以欧洲文明为目标

福泽谕吉在一开始，就提到：“自古以来一切文明的进步，最初无一不是从所谓异端邪说开始。昔日的异端邪说已成为现代的通论，昨日的怪论已成为今日的常谈。那么，今天的异端邪说，一定会成为后日的通论常谈。”他认为，社会分为三个阶段，文明、半开化和野蛮。“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他说：本书的志趣：以欧洲文明为目标，而讨论对这种文明的利害得失的。

福泽谕吉花了很大篇幅拿中国做参照。他说，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的同质问题，是专制政府或神权政府。所谓纯粹的专制政府或神权政府，是把君主尊贵的道理完全归之于天，把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权力合二为一，以统治人民，并且深入人心，左右着人心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趋向必然偏执，胸怀狭窄，头脑简单（思想不复杂）。

然而，日本和中国还是有区别。日本武人政治后，至尊和至强分离，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尊崇神政的思想、武力压制的思想和两者夹杂着的道理，三种思想虽有强弱之分，但是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就自然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这与中国人拥戴绝对的专制君主，深信君主为至尊至强的传统观念相比，是迥然不同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思想是贫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中国人是单纯的，日本人是复杂的。思想复杂丰富的人，迷信就会消除。

“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是不是又被福泽说中了？

福泽谕吉对于传统的批评不留情面。他说：“不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民，凡是迷惑于旧习的，一定喜欢夸耀他们的历史如何古老悠久，历史越久，就越加珍视，恰如故玩家珍爱古董一般。”他举了个印度的例子：在印度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传说：印度的第一个国王叫普拉萨麻·拉加，国王即位时已经二百万岁了，在位六百三十万年后传位于王子，又经过十万年他才逝世。

文明就是人类智德的进步

福泽认为，文明就是指人的安乐和精神的进步。如果不能使人的身心各得其所，就不能谓之文明。但是，人的安乐和精神进步是依靠人的智德而取得的。因此，归根结底，文明可以说是人类智德的进步。

文明和政治的关系是，文明前进一步，政治也随着前进一步，使文明和政治步调一致。评论政治的好坏，应从衡量它的国民所能达到的文明程度来决定。世界上既然没有达到文明顶峰的国家，也就没有尽善尽美的政治。如果文明真的达到了顶峰，那时不论什么样的政府，都等于无用的废物。这段论述，与密尔对于好政府的评判有异曲同工之妙，密尔认为，好政府的第一要素是组成政府的人们的美德和智慧，“所以任何政府形式所能具有的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促进人们本身的美德和智慧。”看看，连用词都很像。

福泽和后来的芥川龙之介一样，又要讽刺中国的礼义之邦了。他说：“中国自古以来称为礼仪之邦，这句话好像是中国人的自夸，但如无其实，也不会有其名。确有礼义君子。不过从全国的情况看来，杀人盗窃案件层出不穷，刑法虽极严厉，但犯罪人数并未减少。其人情风俗的卑鄙低贱，可以说彻底暴露了亚洲国家的原型。所以，中国不能叫做礼义之邦，而只能说是礼义人士所居住的国家。”对了，大家可能注意到，我用的是礼义而不是礼仪，礼义者，礼义廉耻的礼义，伦理的，正义的；礼仪者，则是一套规范，虚头八脑的陈设而已。

福泽谕吉将文明理解为国民的智德水平，提到：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也是和国民的智德有关联的，不是区区两三人所能为力的。”时势“，即当时人民的“风气”，也就是当时人民普遍赋有的“智德”水平。如想改变大势，仅由二三个执掌国政的人来支配全国人心的趋向，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说：古来英雄豪杰成大事业的，并不是用他的智术提高了人民的智德，只不过是没有阻碍人民智德的进步罢了。舆论是某一时代人民普遍具有的智德的体现。从舆论可以看出人民的思想动向。明治维新后，正是由于“开国”，全国的智力水平发展，形成了舆论，舆论之所归，促进了政府的改革，废除了封建制度。

福泽很看不上孔孟儒学，他说：“尊奉孔孟的人，即使是读书万卷，如果不从政，就丝毫没有别的用处，只好私下鸣不平而已。这能说不是卑劣吗？如果这种学说普遍盛行于天下的话，人们都要参加政府成为统治者，那么，在政府下面就没有被统治的人了。他们把人划分为贤愚上下，而以智者自居。亟亟于统治愚民，所以参与政治的念头非常急切。终因求之不得，反而招来丧家之犬的讥诮，我真为圣人感到可耻！孔孟的学说，是讲正心修身的伦常道理的，毕竟是讨论抽象的仁义道德的，所以可以称为伦理学。道德只存在于个人的内部。

事实证明数千年来一直到今天，从没有过由于遵行孔孟之道而天下大治的事例。”

孔孟门徒也多伪君子，“试看世上的隐君子，平素虽然牢骚满腹，一旦踏上宦途，骤然变节，再也听不到牢骚不平的声音了。”

福泽谕吉特别推崇智力，在他看来，智力也就是理智，理性。“事情的成败，不是由于人数多寡，而是由于智力的高下。”不能以民众喜欢不喜欢来判断人心。“不能因为看到这些人民欣悦，就推断这一地方的人心。尤其是现今日臻文明的人类世界上，接受别人的惠赐酒食而欣悦的人，如果不是饥饿者就是愚民。看见这些愚民的欣悦而欣悦的人，也无非是和愚民差不多的愚民而已。”

福泽认同集体讨论和沟通协商的积极功能。他说：“人的议论，有时由于聚集而有所改变。日本人在共同办事时，总是表现得很笨拙，同每个人所具有的智力相比极不相称。现今的政府官员，也都是国内的人才，可以说日本全国的智慧大半都集中于政府。但是，他们的措施，并不见得真正英明。”“一般来说，西洋各国的舆论，比其国内每个人的才智更为高超，他们每个人的主张和行动，是和他本人的才智不相称的。”

然而，历史上，暴虐的政府还特别制订了禁止结社的法律，阻止人民聚议，人民也只抱着但求平安无事的心情，没有勇气争辩结社聚议的区别，一切只知听从政府，不关心国事。结果，一百万人怀着一百万颗心，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对一切公共的事漠不关心，连淘水井彼此都不能进行商量，兴修道路更不必说了。“他很惊讶于日本人不问国事的习惯，不该忍受的忍受、应开口的不开口、应发议论的不发议论。他说：“要知道，争利就是争理。”

福泽谕吉将智德分为私德、公德、私智、公智

私德，凡属于内心活动的，如笃实、纯洁、谦逊、严肃等叫做私德。与外界接触而表现于社交行为的，如廉耻、公平、正直、勇敢等叫做公德。探索事物的道理，而能顺应这个道理的才能，叫做私智；分别事物的轻重缓急，观察其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才能，叫做公智。私智也可以叫做机灵的小智，公智也可以叫做聪明的大智。这四者当中，最关重要的是第四种的大智。如果没有聪明睿智的才能，就不可能把私德私智发展位公德公智。

私德的功能是狭窄的，智慧的作用是广大的，道德是依靠智慧的作用，而扩大其领域和发扬光大的。道德需要内心觉悟，一念之间。智慧需要学习。人心的善恶，在于每个人内心的努力，并不是他人可以任意左右的。

道德难以测量，可以伪装。智慧是不可能伪装而欺骗世人的。不道德者虽然能伪装为有道德者，但是愚者却不能伪装成智者，这就是世上为什么伪君子多而伪智者少的缘故。私德须依靠智慧才能发扬广大，有了智慧的指导，私德才能卓有成效。如果智德不能兼备，则社会文明就无从设想了。智慧不仅能增加道德的光辉，而且还能保护道德，消灭罪恶。很多大恶（宗教迫害）是缺乏冷静的理智。如果把权柄授给愚人，那么不论多大的坏事，都会做出来。这一论述，前有柏拉图的“无知即邪恶；后有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他还说：人民不遵守法律，并非不守法，而是因为没有相当的智慧来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

总括以上所论，道德只是个人行为，其功能涉及的范围是狭窄的，而智慧则传播迅速，涉及的范围广泛。

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智德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自古以来，历史上的失败者，都是弄错了时间和空间；所谓成大功立大业的，都是善于适应时间和空间的。

制定法律保护好人

在未开化的野蛮时代，支配人间关系的，唯有道德。人类智力逐渐提高，对人与人的关系，也开始探索它的作用及其根源。古人是在古代作古代事的人，我们是在现代作现代事的人。何必学习古代而施用于现代呢？人民的智德普遍提高，君主失去了炫耀仁德的场所。所谓仁政，如果不再野蛮不开化的时代，是不会起作用的；所谓仁君，若不面对着野蛮不开化的

对法律的推崇。因为善恶混淆不清，才制定法律以保护好人。

就目前的情况而论，促进世界文明的工具，除了法律以外并无其他更好的办法。举例来说，在从前，由政府制定法律以保护人民；而在今天，则是人民制定法律防止政府的专制，以保护自己。

对于日本“权力社会”的批评

日本文明和西洋文明相比，一个突出的区别就在于权力偏重（权力失衡）这一点。权力偏重，是否可以理解为“偏重权力”，即社会过分强调权力，在乎权力，人民有权力欲。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爱弄权柄和由此造成的权力偏重，决不限于政府，而应当说这是全国人民的风气。这种风气（官本位，权力）就是西洋各国和日本之间的最明显的差别。武人集团所谓的秩序，就是指他们集团之内上下之间，人人都表现出卑屈的丑态，但是他们硬是把整体的光荣，作为自己的光荣，反而抛弃了个人的地位，忘却了卑屈的丑态，由此另外制造一种秩序。

武人社会的治乱兴衰，对人民来说，无异于天时气候的变化，只从旁观其演变而已。官本位社会和权力社会。日本武人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

然而日本，自古以来政府与国民的关系，不仅是主客关系，也可以说是敌对关系。

在人的关系上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而在经济上则有生产者和不生产者之别。一种可以叫做积累的阶层，另一种可以叫做消费的阶层。

对于统治者，财富集中在他们中间，才智集中在他们中间，荣辱和廉耻也集中在他们中间。他们高高在上统治着人民，治乱兴衰，文明的进退，完全属于这群统治者，至于被统治者则从来不关心这些问题，只是冷眼旁观而已。

日本只有政府，没有国民。

对佛教的讽刺

佛法只是文盲世界里的一种工具，只能用于安慰最愚昧的人们的心而已。

如同日本的学者被关在叫做政府的牢笼里，他们把这个牢笼当作自己的天地，而在这个小天地里苦闷折腾。

对儒学的批判

政府的专制是怎样来的呢？即使在政府的本质里本来就存在着专制的因素，但促进这个因素的发展，并加以粉饰的，难道不是儒者的学术吗？自古以来，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干的人物，就是最巧于玩弄权柄和最为政府所重用的人物。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汉儒是老师，而政府是门人，真是可悲，今天的日本人民，有谁不是此类人的子孙呢？在今天的社会上，一方面实行专制，一方面受到专制的压迫，这不能完全归咎于现代人，而是从由于多少代祖先传留下来的遗毒。助长这种遗毒传播的，又是谁呢？汉儒先生们的确起了很大作用。

儒家对于古代的向往，这就好比没有出息的孩子，从老师那里领来字帖，拼命临摹一样。因为从一开始就认为不如老师，写得再好，也不过是摹仿老师的笔法而已，绝不会超过老师。所以儒教在后世越传越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也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要变成了禽兽世界，这是和用算盘计算数字一样准确。生在今天的世界而甘受古人的支配，并且还迭相传衍，使今天的社会也受到这种支配，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这可以说是儒学的罪过。

文明是国家独立的手段（这个弯转得有点大）

福泽谕吉最后的落脚点是“论我国之独立”。他说，在目前的文明情况下，战争也是势非得已，为了国家的荣辱。战争是伸张独立国家的权利的手段，而贸易是发扬国家光辉的表现。在地球分为不同区域的情况下，爱国精神与自私心是名异而实同。只要世界上有国家有政府存在，就无法消除各个国民的私情，即爱国主义。

要实现国富民强，皇学家主张国体论，洋学家则主张推行耶稣教，汉学家主张实行尧舜之道，莫不致力于人心统一思想趋向，以保卫我国的独立。日本现今的苦难是对外关系。对外关系一是经济上的得失，以及对外关系对于日本人的品德的影响问题，在洋人所到之处，发洋财，人情浇薄；二是权利上的不平等。日人与外国人不能平等。日本国内严重的不平等，包括外国人对待日本人日本的对外关系问题，不管从经济上说，或者从权利上说，都是极其艰巨的，可以说是危害国家命脉的重病。如果全国人民没有真正的独立思想，文明也不能对日本起什么作用。在地理上，虽以土地山川称为国家，而我则认为领土和人民的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国家。所谓国家的独立，所谓国家的文明，是指一国的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国家独立，维护国家权利和尊严而言。如果谈国家的独立只联系领土而不联系人民的话，荒谬绝伦的。

攘夷家要暗杀，军备家要扩张军备。但军备家见识也短了。要加强军备，则学者也要多，商人也要多，法律要完备，商业要发达，举凡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一切事物都完全具备，恰好能够适应千艘军舰的需要。

暗杀攘夷，不足挂齿；扩张军备，也不起作用。国体论之类，也不足以维系人心。唯一办法只有确定目标，向文明前进。保卫国家独立的办法，除争取文明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国家的独立就是目的，国民的文明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首先要确保日本的国家和人民的生存，然后才能谈到文明（世界文明）的问题；没有国家，没有人民，就谈不到日本的文明。本国的独立作为文明的目的的缘故。人类智德达到的最高境界，当然应该是崇高的，但在目前世界的情况下，目标过于高远。最后方向是“我国独立”（包括经济上的独立。一文不名的投机者利用外国人的资金，在国内广泛兜揽生意，最后将所得利润全部交还给外国东家，却伪装着生意兴隆；又有人向外国借款，用该款购买外国东西，把它运到国内陈列起来，以显耀文明的景象。其他如洋楼、铁桥、舰船、枪炮之类也是如此。我们日本并不是文明的诞生地，只能说是文明的侨居地。总之，这种商业的繁荣和文明的外观，只能招致国家的贫困，长久下去，必然要危及我国的独立）。用独立维系目前日本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