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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冬君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启蒙之父，是日本近代化的思想先驱，他以自己的方式学习消化西方文化并将之传递介绍给日本国民，他的思想和启蒙精神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日本人。1910年，福泽谕吉因脑溢血与世长辞，日本举国上下都在哀悼这颗思想巨星的陨落。众议院破例对他发布悼词，使他备享哀荣。至少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他的思想对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了影响，其启蒙著作《文明论概略》、《劝学篇》也跻身于中国的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书列中。 自我启蒙到启蒙运动 福泽谕吉出身下级武士，两岁失父，家境悲苦不堪，直到十四五岁，他才开始汉文素读(“素读”就是光读不讲)。21岁如愿以偿学习荷兰人带来的兰学，后在自己的邸宅开设向弟子传授兰学的小家塾，这就是庆应私塾的起源。 当他游历横滨时，发现英语正代表着新时代，正如英国已在全世界取代荷兰势力一样，英语势必取代荷兰语。他便毫不犹豫地舍兰学，转向英学。这年冬天，日本要派遣使团赴美，交换上一年签订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协定书，他请求以随从身份同行获准。美国之行，成为他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机。 在美国时，他问美国人，华盛顿的子孙现在都怎样了？回答令他颇感意外，因为有人告诉他，华盛顿的子孙中，有个女儿好像作了谁的夫人，不知现在怎样。他原本以为在美国一提起华盛顿，就会像当时在日本谈到源赖朝、德川家康一样，人们都会肃然起敬，一谈到他的子孙，自然也会听到很多了不起之类的谀词，而回答却恰恰相反。所以他说自己的美国之行，关于自然科学，一点也不惊奇，然而对于社会上的事情，却完全抓不住方向。 其实，福泽志于洋学，起初并无特别目的。据他自己所说，选择洋学是出于向困难挑战的武士精神。与异质文化的接触，能给他的学问和思想带来新的刺激，他可以从中获得观察问题的新视角。回国后，他翻译了一部中国清朝人的著作《增订华英通语》，这是他在圣弗兰西斯科时搞到的，也是他出版的第一部译著。他在凡例中提到：“宜译此书，以应国家之急。”他想通过此书，回答开港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从此，他的治学道路有了自觉的目标。从美国回来后的第二年，他再次远涉欧洲学习。这一次，对于充满生气的近代社会，他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解。访欧期间，他感兴趣的是医院、银行、邮电以及征兵制等，尤其令他迷惑不解的是议会制度。 他在自传中，把自己的迷茫写了出来：保守党和自由党，双方不分上下、势均力敌地进行激烈的辩争，在太平无事的天下，作政治上的吵架，那样狂热而剧烈的事变，究竟是为什么？简直不可想象。说彼此为敌吧，又在同一桌上喝酒吃饭，真不明白。他问人家，所谓选举法是什么法律？所谓议院又是怎样的衙门？对方只一笑，似乎问什么都是极明白自然的事情，可在我们却实在看不明白。 近代议会政治原则，除了承认每个人的意见不同具有合理性以外，还要让人们自由地表述不同的意见，通过各种不同意见的冲突、竞争，得出能为多数人所接受的共同结论。而日本，当时还处在将对立意见的共存和竞争视为扰乱颠覆权威秩序等同起来的时代。福泽颇费时日，才理解了议会政治的原则。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就是以这两次域外游历的经验为基础，全面介绍了欧美的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本书出版，一时洛阳纸贵，他的大名也随着书中的思想传播开来。明治维新以后，他紧接着又发表了《劝学篇》、《文明论概略》两部著作，书中的新思想令读者为之倾倒，成为新时代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他也作为亚洲社会向近代转型的思想引导者，其影响经久不衰，终致于被人类收藏到精神进化的历史档案之中。 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877年日本自由民权运动，这十年是日本近代化的启蒙时代。当时日本政府大倡文明开化政策，西洋新事风行一时，洋风所过，一扫江户时代民众死气沉沉、社会软弱无力的状况。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培养国民活力，使民众自觉地成为有新精神的国民。因此，以启蒙民众为己任的启蒙运动以及启蒙思想，便应时而起，以启蒙为标志的新文化(300336,股吧)也随之脱颖而出。 最早以启蒙面目出现的知名团体有“明六社”学会，这是一个由森有礼发起的知识分子团体，其中有西村茂树、中村正直、加藤弘之、西周、津田真道、箕作麟祥、杉亨二等大名鼎鼎的人物，福泽谕吉便与他们为伍，成为第一代启蒙之脊梁。社刊《明六杂志》，对舆论有很大影响，为新思想赢得了很多读者。这时的福泽不愿再为“训诂诗文”浪费口唇了，他主张接近人们普通日用的实学，以自由实验为可操作性。将预定的事物，试验性地运用于具体的现实，并根据试验的结果，对事物的价值做出判断。因此他认为，事物的价值，并非事物本身自存，而是与事物被应用的状况、以及为何被应用这一现实的目的相关。那么，判断一个事物的长短是非，主要看事物在现实中所发挥的功能以及是否达到了该事物的目的。这就是福泽谕吉的功利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思考方法，也是他的思想特色。他在《文明论概略》中说到：在论事物之得失、便与不便之时，不可不考虑它的时代和场所。在陆地上便利的车，在海里就不便利。过去便利的事物，今天已不便利。如果把时代和场所置于考虑之外，任何事物都无所谓便与不便。所以，论事物之得失、便与不便，就不能不观察事物发生作用的适当的时代和场所。对任何时代和场所都适用的道理，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恐怕就真没有什么得失或便与不便的问题了，因为它空而无用。 也许福泽的思想有机会主义之嫌，他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议论，常常会呈现复杂的多样性，甚至如果把他的主张同当时的状况分离开来，都会发生冲突、自相矛盾等。德富苏峰曾以“临机应变”和“对症下药”来评价他的言论。但是，在日本社会转型期，作为思想家面对启蒙的课题，他究竟提出了什么的样思想对策，这是为我所特别关注的。 启蒙思想的历史作用，在于否定为传统权威和习惯所桎梏的思维方式，促使人们从既定的价值观念中解放出来，确立自由的、理性的思考方法。 文明首先是精神问题 福泽谕吉提出要让“文明主义”或“文明精神”在日本自由生长，使之与自立的个人相适应，他认为，文明首先是精神问题。 有趣的是，这个被同时代人看作是典型的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的人，被批评为“拜金宗的开山”之人，居然会把精神置于“首先”。的确，他一贯强调“钱”的重要性，力主“殖产”。十六七岁时，当坚信“孝悌忠信”的哥哥问他理想时，他回答说：“首先要成为日本的第一大富翁，尝尝花钱的滋味”，当即被哥哥痛心地训斥一番。在他成为大思想家以后，又将这少年时代的想法，作了升华。他说；“当今立国，不能只靠武力，钱也非常重要。钱为武之本，当此之时，应大力崇尚金钱，把日本变成金钱国家，迫在眉睫。” 其实，这是针对蔑视金钱的旧士族风气，以及当时过分倾向于政治和军事提出的批评。他在谈到文明时，总是把精神需要放在首位。他说：“所谓文明，就是要使人身体安乐，心灵高尚；使人衣食丰饶，人品高贵。”在这里，他虽然从物质（身体安乐和衣食丰饶）和精神（心灵高尚和人品高贵）两方面来论述文明，但他相信，促使文明发达的基础就是人的精神。他在不同场合反复论证：“所谓文明，就是人类精神的发展。”或“所谓文明，归根结底，就是人的智慧和道德的进步。”所以，他认为“文明的精神”，不是具有特定的理论和体系的思想信条，而是像“智力”那样的精神活动和内在信念。他因此提出“文明精神”必须突破“对古习的迷恋”或“古风的束缚”。因为自由是“文明精神”的本质，而自由就是从否定既存的价值观念和习惯中产生的，是从旧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总之，“自由”就是用最合适的手段，去追求自己的目的，而且要不断地追求，它是一种“多欲多忙”的自觉性和自动化的状态。他同时还认为，文明还要追求衣食住行，找到改良生活的手段，这也是文明的实质，所以，文明的精神常常应该与身体安乐和衣食丰足的物质文明的进步结合在一起。 他强调，为了实现预定目标，需要对手段进行探求。这种探求，属于精神活动范围，是精神对手段的选择和占有。因此，无论是集权还是民主，都要有探求的自由，它们都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若无探求，精神活动也没必要，文明也会就从此衰竭。 他认为，文明还必须是方法，“欧洲近世文明皆从物理学出”，物理学的方法应该成为文明的基础。对于文明来说，物理学的方法之所以具有普遍意义，是因为它与直接的、感性的思考相反，是分析的、理性的思考。以水为例，我们只要停留在直接的、感性的认识水平上，就不能获得利用水的知识，水依然是水。然而，采取理性的分析的方法，就会懂得水是由氢元素和氧元素构成的。用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自由地造水，利用水的性质为生活服务。福泽认为，文明的本质，同样也包含在这一有效的思考方法中。 文明终极于国家主义 福泽在论述了文明是必须的，文明是精神的之后，他还赋予了文明终极的意义。以文明的发展为人类的根本课题，人类所有得失，都要放在文明的目标下来考虑。 人类万事无不以文明为目的，无论制度、文学、商业，还是政治和战争，都应该从文明的观点来评价其利害得失。对于政府的评判标准，也要看它是否有利于文明的进步。因为，世上的政府都是为便利而设的，若便利于一国的文明，那么国家的体制，君主制也好，共和制也好，都可以不问其名而取其实。本来以此逻辑推论下去，文明应该只以自身为目的,具有无与伦比的最高价值。但福泽未做这种判断，因为他不擅长形而上学的思辩，只是个面对现实问题的思想家，更由于整个明治时代面临作为国民奋斗目标的国家独立问题，他必须在他的文明论中作出回答。正是他的回答，使我们看到，在国家独立面前，他让文明退避三舍。 限于明治初年的日本的状况，福泽认为，“国家独立”是日本国民应该最先考虑的目标，也就是以“国家独立为目的”。他说：“如果特别观察日本眼下的状况，就会感到国事日益危急，无暇他顾。首先，只有使日本国和日本人民生存下去，然后方可言文明之事。若无国家和人民，就不可言我日本之文明。这就是我辈使理论之域变窄，仅以倡导我国独立为文明之目的的原因。”此语不无犀利。 他明确表示，当下日本人最要紧的义务，唯保国体而已。所谓保国体，就是不丧失本国的政权，欲使本国政权不失，则不可不推进人民的智力。对于开发智力，就要一扫对古习的迷恋，取西洋文明精神而行之，此为迫在眉睫、不可须臾而缓之的任务。 就此而言，文明已非目的，而是作为“不丧失本国政权”，即确保国家对外独立的手段。他在《文明论概略》中，明确表态“为了保卫国家的独立，唯有使今日日本人进入文明而已。所以，国家独立是目的，而国民的文明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这时，文明宛如一个大剧场，制度、文学、商业及其他之物则犹如演员，都是为了演一出国家独立的戏。对此，福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国家独立是目的，而今日我所谓的文明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文明至大，人类万事无不以此为目的，我虽然以实现人类目的这一文明的宗旨作为我的目的来立论，但我辈之地位限于今日之日本，议论也处于自我的狭隘区域。我之所以还要来论文明的宗旨，是出于盼望我国得以独立自主的迫切心情，不过暂借文明之名而已。故今日我所言之文明，非文明之宗旨，而是作为谋求我国独立的第一步，其他都留作第二步，待他日才能有所作为。 本来，以维持和发展社会生活为目的，包括全部社会生活在内的有关社会生活理想状态的观念文明，在明治初年日本的特定的时间和场所，被限制在“改善人们之间的交际秩序，并使之趋于良好状况的形容语”上，因为国家独立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所以文明的观念让位于国家观念，而福泽所说的“以国家独立为目的”，就是把以“国家独立”为标志的国家主义当作了文明的终极。福泽谕吉是个启蒙主义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实际上他正是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来理解和强调启蒙的重要性。正如他在《劝学篇》中所言：“一身独立，一国独立”。为了“一国独立”，每一个国民都应该承担起“独立自尊”的精神，因为“一身独立”是“一国独立”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就这样，福泽谕吉从文明论出发走向了国家主义。 （责任编辑：HN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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