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启蒙者「雁奴」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是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面额最大的万元日币上，印的就是他的头像。 福泽对日本文化的贡献，要者有四：以著述教导社会；创设学塾，造就人才；创刊新报，普及新知；提倡演说和辩论，巩固民/权/政/治。 他的苦心孤诣，就是令近代日本国民由“人身依附之心”集体转向“独/立/之/心”。 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一杯水，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日本政/治/家改变的是杯子的形状，而福泽改变的，就是水质。 “独立之父”福泽早年是“儒家信徒”，而立之年已是著名汉学家。 他的思想巨变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三次赴欧美考察，受到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曾经主张“和魂汉才”的福泽，开始投向“和魂洋才”。 在《劝学篇》里，福泽认为，学问是个人及国家/独/立的工具。 他反对脱离实际的学问，排斥孔子、摒弃儒学及汉学。因为他判定儒学及汉学是近代社会“脱离实际的学问”。 人人想做/官的思想是孔子儒学教育的遗害。所谓“青云之志”，乃是祖先遗传下来的“官/场迷信”。 “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 福泽认为，发展能力比传授知识更为重要。所谓能力，即研究和处理事物的能力。这是独立的人与独立的国家最需要的有用东西，而落伍的儒学是提供不了的，因此也是无用的。 他主张，应重视实用知识即西方自然科学和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 福泽的“弃/汉/从/洋”和“独立”思想在近代日本影响巨大。在他创办的庆应大学和《时事新报》影响下，一批独/立知/识/精/英“新日本人”脱颖而出。 《劝学篇》出版同年，福泽发表《文明论概略》，试图回答“日本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 福泽认为，西洋文明为当时的最高文明，日本落后于西方，所以极力主张日本挣脱儒佛教主导的东亚文明的束缚，努力学习西洋文明。 “干脆趁势打开更大的窗户，让西方文明诸国的空气吹袭日本，将全国的人心彻底推翻，在远东建立一个新文明国，使日本与英国并驾齐驱，东西遥相呼应。” 福泽这种被讥讽为“全盘西化”的决绝的思想，在当年日本极端保守的思想环境下，的确起到了打破思想束缚、引入现代文明的作用。 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至少在策略上是成功的。时至今日，日本应算是融入世界文明、又保存文化传统最好的东亚国家。 1885年，福泽发表“脱亚论”，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 他呼吁：“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这篇文章被认为是日本思想界对亚洲的“绝交书”。学界多倾向于认为“脱亚论”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的滥觞。 从当时语境看，福泽看不起的是清国与朝鲜的不思进取、抱残守缺，希望“这两个国家出现有识志士，首先带头推进国事的进步，就像我国的维新一样，对其政府实行重大改革，筹划举国大计，率先进行政治变革，同时使人心焕然一新”。 在福泽看来，“清国是个拙于改革的国家，一千年来，两千年来，始终守着古人说的话，丝毫不懂临机应变。他们患了自大症，以为自己的国家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国家，因此从不向他国虚心学习，也不力图改革。” 至于清国的未来：“只要满清政/府存在一天，中国就无法迈向文明开化的大道”，“不管满清政府出现多少伟大的人才，或是出现一百个李鸿章，都无法进入文明开化之国”。 推翻满清政府，中国能否像明治维新那么成功呢？ 福泽的回答是：“谁也不能保证。不过，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无论如何一定要打倒满清政府。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我想中国人自己也很清楚。” 福泽和中国近代多位著名知识分子十分相像：第一个睁眼看世界，他像中国的魏源；翻译西方经典引进西方文明，他像中国的严复；办报纸开启民智，他像中国的梁启超；办大学培育人才，他像中国的蔡元培。 福泽与他们的区别在于，他不是革/命/家，也拒绝政府任职。 他认为一个校长的影响力未必不如一个首相。他的宏愿就是“要靠三寸不烂之舌和一介文人之笔来推动社会启蒙”，终生不失学者和教育家的本色。 群雁夜宿于江湖沙渚时，动辄有千百只聚集在一起。其中较大的安居中/央，较小的在外围司掌警戒的工作，防御狐或人类前来捕获它们。 这些警备者，称为「雁奴」。他认为自己就是一只忠心耿耿的“雁奴”并引以为荣。 正是福泽为代表的雁奴们的孜孜不倦，使日本国民思想发生根本性现代转变。 也许这可以解释，近代中国的现代文明化脚步那么迟缓，而日本的现代文明化脚步如此快捷。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