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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慕槐先生 1899年10月4日晚，天津，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的内藤湖南与两位年轻的中国学者陈锦涛、蒋国亮有一夕之笔谈。陈锦涛，1871年生，广东南海人，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此时任教于天津北洋大学。1901年赴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06年成为首位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蒋国亮，生于1866年（与湖南同庚），浙江诸暨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举人，授曲阜知县，未赴任，长于诗文，梁启超赞为“近世诗界三杰”之一。湖南回国后出版了这次访问期间日记与札记的结集《燕山楚水》（吴卫峰译，中华书局2007），其中收入了这份笔谈的部分内容。
故乡的内藤湖南塑像，秋田县鹿角市（本文作者摄） 令爱好湖南的读者欣慰的是，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王勇教授主持整理“东亚笔谈文献研究丛书”，第一辑便是《内藤湖南笔谈文献研究》（周妍、张新朋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我们得以读到湖南更多的笔谈文献，包括上述笔谈的手迹完整版和两位编者费心搜集的笔谈参与者生平等资料。此外，将原始手迹与后来的刊本比较，还可以看出湖南对文字的修订情况（绝大多数情况是，为日本读者阅读便利，将原始笔谈的文言改为语体文）。 三位均系二三十岁年轻学人的笔谈，中心话题是中国的时局与未来，何以日本明治维新能够成功，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头一年刚刚经历的惨痛事件——却以失败而告终。宾主讨论了颇多有深度之话题，例如湖南对中国政治制度积弊根源之分析，对南北方中国人差异的强调，甚至讨论到北方王气已尽，真有王者起，则不宜再以北京为都城的见解。此外，湖南并不讳言中国民族隔阂给变革带来的困局，指出大清君主最初设计满汉相持之格局，自以为得计，但是，“至今为不可自拔之深患。虽有英主，一下手则有若昨年之政变耳。”他甚至直率地鼓励中国的改革者不能只是坐而论道，必须有类似日本那种草莽崛起式的行动：“敝邦维新之前，杀身赴义，实有数十百辈盖尝当霸府盛时，且有攘臂图之者。贵国人士若欲坐谈维新，以口舌成之，则误甚。”
内藤湖南笔谈手迹 此外，湖南很注重通过思想启蒙和培养人才的价值。这一节笔谈未收入《燕山楚水》： 湖南：“有一不愿做官之士，以为百世开太平为念，愈于百科场名士。敝邦福泽谕吉（庆应义塾主）三十年来，专以精英自任，百口苦劝，门下数千人，其有効于敝邦文运大矣。若其持论，则与仆辈甚异，然兴国之时，不可少此等人。” 陈锦涛：“其持论，可得闻一二否？” 这里，湖南对于福泽谕吉这位风云人物的评价颇堪玩味。虽然谕吉对于日本近代思想启蒙和人才造就贡献巨大，但湖南却坦率地表示不能接受谕吉的基本论点，反而指出谕吉应当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激进思潮承担一定责任。在后来湖南的一系列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与谕吉学说之分歧。举其荦荦大端，例如按谕吉的主张，东方国家要实现近代化，必须走西方国家的道路，即“脱亚”；但湖南却认为西方模式不过是各种近代化类型中的一种而已，东亚国家的近代化别有路径，而且其过程是内发的，而非外部因素影响的结果。这可以说是比柯文（Paul A. Cohen）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早过八十年以上的“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 其次，与谕吉以及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对于中国历史的观察不同，湖南认为中国历史绝非是一种停滞不前的存在，而是不断地发生着新的进展，按照西方对于进步的界定，中国历史也是在随着朝代和社会的变化而进步的，特别重要的是，后来成为湖南标志性的学说“唐宋变革论”，直接认定中国自宋朝开始已经进入到了近代型国家。类似的，湖南对日本的近代化起点，也不同于那些认定自明治维新或黑船事件打开国门开始，而是追溯到“应仁之乱”（1467-77），即足利末期或镰仓时代，即距离他所处时代的五百年前。 第三，谕吉对于日本接受中国文明影响的评价是极其负面的，认为阻碍日本国民个人独立乃至国家独立的幕藩体制之所以长久维系，正是统治者所倡导的儒学。“政府之专制，能教唆此理者谁？即使政府本来之性质即带有专制之元素，然助此元素之发生并为之润色者，非汉儒者流之学问乎？”（《文明论概略》）这种极端排斥儒学的态度，否定儒学对于日本文明推进作用的观点，乃是湖南所完全不能接受的。以湖南为代表的京都学派的论者坚持认为，亚洲尤其是中国文明之于日本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元素，例如儒学（宋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对于平民地位的提升就颇多贡献，这甚至是促成明治维新得以成功的重要历史条件。（参看葭森健介：“内藤湖南与京都文化史学”，张学锋译，载《内藤湖南的世界》，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
内藤湖南 第四，关于日本在东亚所担负的使命（流行说法所谓“日本的天职”），湖南明确地否定那种以为日本可以扮演西方与中国之间的文明桥梁以帮助中国实现西方化的角色，他明确地表达，中国接受西方影响的时间早于日本，而且在他所处的时代，中国已经直接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不需要日本这个桥梁。 写到这里，我回忆起2019年走访日本，那次的行程名为“沿着内藤湖南的足迹”，从东京到仙台，北向到湖南故乡秋田，再南下到京都以及湖南退休后栖居之地恭仁山庄。在京都，一行人与山田伸吾先生主持的内藤湖南研究会所邀几位专家（包括前面引用其观点的葭森健介教授）举行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在会上发言的京都大学松尾洋二教授提出一个让我们意外的判断，他认为梁启超乃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年东亚国家思想界最了不起的人物，福泽谕吉与之相比，深度与格局都相距甚远，能够与梁启超媲美的日本思想家正是内藤湖南。但是，梁启超是朝向西方的，湖南则是寻求东方内生和自主的模式，是最大的东洋派代表性思想家。当天的晚宴上，我曾跟松尾教授提出一个调侃式的假设：日元万元纸币上的头像如果由福泽谕吉换成内藤湖南，是否可能？  松尾洋二教授（作者摄） 听罢此言，松尾以及座中其他日本学者都显得很意外，笑而不答，但表情里可以明显看出答案：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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