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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散文选刊》原创版线上平台：初语阅读 初语阅读——西散原创高端平台 初语阅读——中国原创精品散文基地 初语排行榜——中国原创精品散文风向标 一万次的灌输不如一次真正的唤醒。一一苏格拉底 一 1862年伦敦上空是弥漫着层层不屑一顾气息的，在西方列强的首府，近三万宾客汇集于世界博览会现场，故而，大不列颠人是昂着头走路的。 这是一家三流的宾馆，两个来自世界东方的年轻人正相谈甚欢，时而家国，时而天下，最多的是对欧洲文明的见解。 虽然当时满清的国门已经打开，并有许多中国平民出洋，但知识分子却对西洋文明表现了极度的漠视和厌恶。而他则通过伦敦大学的审核并在大学中开课讲授中文,已经足以说明其学贯中西且超前拔萃。 另一位则是来自日本中津市的福泽谕吉，作为随员同日本幕府的访欧使节团到英国朝拜的。同为东亚人的唐景埙自然引起了日本使节团一行极大的兴趣。唐景埙清晰的大局观和对西洋社会的丰富知识使福泽感到了无知和匮乏，深感日本的落后而对前途感到渺茫。临别时沮丧地问唐景埙：在中国像你这样精通中西学问的人有多少？原本意气风发的唐景埙突然一脸窘态，他仔细想了想说：“不过十来个人吧……”听到这儿，福泽喻吉的沮丧之情一扫而光，他暗暗在想：现在日本是兰学的天下，虽然大多数人还不懂英文，但在日本讲解洋文、热心了解西洋事物的学者却数以千计。如果将广东通商视为中国开国的起点，当时已经“开国”若许年的国度，西洋学问竟仍然无法扎根。 从个人造诣上说，福泽自知远不如唐景埙；但就国家而言，日本对西洋文化的兴趣、了解远在中国之上。 对日本文明前途的自信由此而生。 1862年，来自中国南皮县的“神童”张之洞终于顺利参加会试，考官范鹤生对其答卷文章赞赏，拿到主考官处推荐无果，仍然会试落选。但次年，考官还是范鹤生，他再次举荐张之洞考卷，才得列两榜。二十七岁的的张之洞迎来他辉煌人生的真正开端。殿试策论时，“伏望陛下本至诚之德，奋独断之明，破除常格，集思广听，以成中兴之业。慺慺愚忠，不胜大愿……”这篇三千字左右的策论，深获慈禧之赏识，慈禧亲将张之洞从一百多名拔置一甲第三，中探花，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这也是慈禧刚刚掌权急需士林支持之时，张之洞恰逢其时，成一段士林佳话。 “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远比政治家重要得多，因为比起政治来，思想更持久，更有历史穿透力。”一位日本教授对《财经》记者说，“福泽谕吉因是这个国家的启蒙老师，他的思想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走向。” 中津是一个边远小镇，地处日本西南地区，远离京都和东京，闭塞沉闷，局促狭隘。 年少的福泽谕吉继承了父亲武士的性格，不甘蜗居于民间平庸生活，怀揣一腔热血、一腔抱负，毅然走出家乡。 长崎由半岛、海岬、海湾、湖岔构成，横跨九州岛，因港口而繁华开风气之先，沐浴着西方文明的和风，胸中燃起追求的激情。这里成了他增长见识的起点。人分五种肤有六色，交汇的前提是懂得。一个乡下来的孩子埋头于荷兰文、德文、英文，他相信顽强的毅力能够敲开不同语言的大门，三年后，大阪、江户、横滨，走到哪里都游刃有余了。 对于明治维新，福泽谕吉一开始持怀疑态度。后来当他看到政府渐渐走向文明开化的康庄大道，才改变了认识，更加致力于启蒙思想的传播。 维新政府不断推出新的改革措施是激励更是鼓舞。他发起一大宏愿，“要靠三寸不烂之舌和一介文人之笔来推动社会启蒙。”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在一篇文章里福泽谕吉这样写道。这篇写于1872年的文章名为《论人与人平等》，风行天下。此后的四年里，福泽谕吉先后写下17篇文章，抨击封建社会的身份制度，提倡自由平等、婚姻自由等先进思想。这些文章结集为《劝学篇》出版，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人手一本，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在出版《劝学篇》的同一年，福泽谕吉也出版了对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产生深远影响的《文明论概略》，回答了“日本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福泽谕吉认为，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用人民的德智水准来衡量，并且深入比较了日本文明、中国文明和西洋文明。福泽谕吉断定，西洋文明为当时的最高文明，日本落后于西方，所以极力主张日本挣脱儒佛教主导的东亚文明的束缚，努力学习西洋文明。“干脆趁势打开更大的窗户，让西方文明诸国的空气吹袭日本，将全国的人心彻底推翻，在远东建立一个新文明国，使日本与英国并驾齐驱，东西遥相呼应。” “人人独立则国家独立”的宣言，对于当时饱受外辱的日本人来说，救国图存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句话上。《劝学篇》以“老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为开篇，指出人生来平等、享有同样的自由。他进而指出，个人的自由与国家的自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个人与政府在维护国家自由的关系上是平等的，这就是劝学的目的所在：“人们如果想要远离暴政，就必须用心向学，提高才德，才能够和政府有平等的地位。”而旧日本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却是不平等的：数千百年来，全国的权力都由政府一手掌握，从武备文学到工业商业，到社会生活中与政府无甚关系的小事，人民只是听从政府的命令而到处奔走，这国家是政府的私有物，人民只是国家的食客。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虽然在西化上实现了跨越，但学校军备是政府的学校军备，铁路电报设施也是政府的设施，石室铁桥也是政府的石室铁桥，“忧国之事只要交给上面就行了，实在和下民们没有关系。”政府垄断权力，让平民对国家失去了认同，也失去了独立思考，只会跟着政府的号令行事，一旦政府犯错，整个国家都将陷入灾难。以批判此社会思潮为前提，在福泽谕吉的推动下，日本从上至下的开放，让平民也有了广泛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他们也可以开办工厂，兴建学校，建设桥梁……从过去政府主导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此前的平民与贵族的关系也向平等的公民关系过渡。而同时代的中国则始终陷在低效率的官僚主导的经济、社会等级分明的体系下走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尽管如此，尼采所预言的“落后民族一旦获得独立，其必将兴起政治狂热”在日本也获得验证，福泽谕吉的启蒙让日本强大并摆脱外辱，随之而来的政治狂热造就的军国主义很快让福泽谕吉“人人独立”的愿望击得粉碎，日本二战前后的可悲命运也就此铸就。所以当二战后日本人在扫清大街上的瓦砾，开始进行历史的反思之时，他们再次想起了福泽谕吉的教诲，想起了他在《劝学篇》上的每一句话，使他再次获得了非常的荣耀。 作为“学者雁奴论”首倡者，他认为学者应该做“雁奴”。所谓“雁奴”，就是群雁夜宿于江湖沙渚中，千百只聚集在一起。其中较大的安居中央，较小的在外围司掌警戒的工作，防御狐或人类前来捕获它们。这些从事警备的，称为“雁奴”。福泽谕吉终生以一只雁奴自省自任、自居并以此为荣。 第一个睁眼看世界，他像中国的魏源；翻译西方经典引进西方文明，他像中国的严复；办报纸开启民智，他像中国的梁启超；办大学培育人才，他像中国的蔡元培。可是，这些中国的“雁奴”没有一位像福泽谕吉一生完成那么多事业，也没有人像福泽谕吉那样在生前看到自己国家的光明。 三 马可波罗这位传奇式的人物让世界了解了美丽的中国，也为西方列强的觊觎之心埋下了伏笔。一度人均GDP领先于世界的大清帝国的外交被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挤满，在屈辱和剧痛中的国人，跃跃欲试变革图强。 在清末改革史上，有位堪称“设计师”式的人物，便是张之洞。张久任封疆，位高权重，在枢臣督抚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可以从从容容地按着自己的思路在辖地搞改革，自下而上地推动变法运动。他出生于三代仕宦之家，以光绪七年为界，张之洞的宦历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段18年，主要任学官(十年)与翰院谏官，在此期间，他与张佩伦一起被称为“清流角”，虽是士子瞻仰的清流名士，因官微势薄，除了上疏言事，纠弹大臣，在政治上并无建树。他的才干是从光绪七年十二月出任山西巡抚之后才显露出来的。那一年，他45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他兴革除弊，头把火烧得轰轰烈烈。如果说抚晋三年另有所获的话，那就是结识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思想上经历“西化”的转变，走上了他的前辈督抚们开辟的洋务运动之路。他在衙门旧档里发现了李提摩太给前任巡抚曾国荃提的一些关于修筑铁路、开挖矿藏、开办工业和制造厂方面的建议，便派人去请李提摩太，想让他放弃传教，参与中国政务。李提摩太回答道：“尽管我理解改革的价值，但我不是个专家。中国的改革要想顺利进行，引进大量各个领域的外国专家，是十分必要的。”后来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他建立了一座钢铁厂，开始修筑铁路，开办各种工厂和学校，这些都是我在山西时向他提议的。” 张之洞初任两广总督时提出的治理方针与治晋略同，没有太多的洋务色彩，虽然思想上曾受那位传教士的影响，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有所了解，但山西是内陆省份，人才缺乏，经济落后，不具备兴办洋务的条件。两广则不同，广州是最早开埠的口岸，邻近港澳，是中西通商的窗口和洋人来华的跳板，华洋杂处四十余年，西方文化浸润既久，其开放的程度远非闭塞的山西可比。中法战争后，张之洞对清军“器不如人”深有感触，“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利，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他痛定思痛，立志改革，在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连上《筹议海防要策折》《试造浅水轮船折》《创造炮划设立广安水军折》，提出“储人才”、“设水陆学堂”、“制造枪炮”“开煤铁矿炼钢铁”、“西法练兵”、“雇德国教习”、“架设电线”、“造轮船”、“组建炮艇水军”等一系列兴办洋务的举措(并在原“洋务局”的基础上，改设“办理洋务处”，督饬各衙门讲求洋务，培养人才。在督粤的后几年，建成铸钱厂，创设枪弹厂，创办水陆师学堂，建立练习洋操的广胜军，筹办枪炮厂、织布官局，成效卓著，为他日后督鄂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 张之洞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是主战派健将，赢得“天下之望”；而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实绩更使他声名大振，被舆论界推重为“朝廷柱石”。 四 惟教育可以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一颗心灵感召另一颗心灵，一个生命点燃另一个生命，这种力量是人类集体心灵神秘参与的智慧结晶。 在晚清，很难找到一位像张之洞这样经历全面的人，学政、翰院、部郎、抚晋、督粤、督鄂、督江(署理)，治理过八个省。若论政绩，当属总督江、鄂这12年，但若与政绩相比，更大的成就则是，经过20年督抚八省的磨砺，他已经成为一位具有世界眼光，融会中西，精通吏治、教育、实业、军事、外交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对变法维新有着深刻见解的思想家。他的变法思想集中体现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春所著的《劝学篇》一书中。 《劝学篇》分为序、内篇、外篇三部分，四万余字。全书共24篇，其中“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包括了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九篇；而“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包括了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十五篇。因为张之洞洞察了“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故曰《劝学篇》，实对为政之人的规劝。这位抱冰老人对于自己的二十四篇内容总结了“知耻、知惧、知变、知要、知本”这“五知”的要点，以期敲醒国人蒙昧之心，使众人能“惟知亡，则知强矣”。 站在历史拐角处对传统与先进的挣扎心态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意识到中西之间的差距，以及追赶的急迫，但有碍于时势背景，他又不得不高呼：“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以彰显其改革之心、稳进之行。他主张，变法不是君主朝臣之事，而是需要让民众充分了解、认识、支持的。故而他书写了《变法》篇，其中：法之变与不变，操于国家之权，而实成于士民之心志议论。仅就这一点就能看出与传统社会中的变法的大相迥异之处。古之变法者，往往是上令下从、自上而下的一种改革，远有商鞅、近有王安石。他们的都是一代改革者，但他们都未深刻了解到变法的前提与动力所在，而是一味地劝导君主，忽视民众的选择。虽然得一时之成事，却莫不遭受了身死法丧的悲剧。因而，张之洞的“与士民言”确有着他所处时代的鲜明烙印，民众的声音渐渐浮现出来，成为变法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了。从“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趣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等正统儒家经典叙述中，寻找了变法的伦理支持；从历代各种制度大部分非“三代之旧”的史实出发，论证了变法自古以有之；从本朝经验中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政策也非一成不变中得到启发，说明并非祖宗之法不可变。有理有据地用传统的中国人思维来论述变法的合理性，这种以正统传承、以史为鉴的传统论证模式是最易为国人所接受的，也是张之洞的传统思维作用的结果，可见，他至少是一个保守的激进变法者。以对过去进行总结反思，归因“人顾其私”、“爱惜经费”、“朝无定论”、“有器无人”而非法之病。也就是说张之洞认同西法本身的先进优秀之处，而是对当时当政者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而民众未对变法普及、甚至是误读，才是变法失败的原因。因此当务之急是使所有人对变法有正确的认识。 有清一代，文网严密，著书立说是件风险很大的事，士绅学子可以为之，枢臣督抚绝不敢轻率为之，戊戌乃多事之春，张之洞甘冒风险作《劝学篇》，而且恭呈御览，足见其有“弄潮儿”向涛头立的豪迈情怀。 五 十年磨剑。黑船事件于日本是去击掌更是鞭策。 1867年，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奉还大政，16岁的明治天皇即位，幕府体制彻底瓦解。机会是日本人给自己创造的，手握大权的明治天皇在一众开明大臣的拥护下颁布了《五条誓文》，进一步明确了日本未来的道路是西方化和现代化。这就是著名的“明治维新”。 鉴于国内的封建割据势力，明治天皇颁布“奉还版籍”政策，废藩设县，将全国划为3个府72个县，终于建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天皇始终以身作则。为向国民显示其全盘西化的决心，天皇本人带头“改头换面”，剪掉长发，穿起西装，发式和服饰一律改成西式。天皇还大胆废除旧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和原来的封建俸禄制度。将旧的公卿诸侯等贵族改称“华族”，将大名以下的武士改为“士族”。在天皇和维新大臣们的带动下大臣们纷纷剪去了长发，穿起西装。一股强劲的西化风潮开始席卷整个朝野。天皇还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实施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在全国改革军警制度，建立新式军队，创办军工产业；学习西方文明，引进西方科技与管理；发展现代教育，培养现代人才，整体提高国民素质。明治以后，新招迭出：不间断派遣日本使团出访欧美列国，“求知识于世界”；内政则成立了司法部，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离；实行新的兵役制度，在全国征召义务兵；改革农业税，统一货币；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宪法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但必须在法律范围内；从小学开始全面实行义务教育和公民教育，以“权利”和“义务”树立“公民意识”。颁布“教育诏书”，告诫学生“要勇敢地献身于国家”。 政通催生百业之兴旺。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也飞速发展。铁路、新式银行、工商业如雨后春笋蓬勃而起。重大变革的持续推开，使日本岛国迅猛崛起。32年之后，日本经济繁荣，工厂遍布，制定宪法，开设国会，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法国家，真正实现了“脱亚入欧”，将他一直学习的中国远远甩在了身后。 这一年，福泽谕吉完成了回忆录《富翁自传》。回顾一生，66岁的老人颇感欣慰，并无遗憾，这个一生以启蒙为己任、“希望能将我国国民引导向文明之国迈进”的思想家坦言？，他的一大理想就是“全国男女的气质日益高尚，不忝成为真正文明进步国家的国民”。 然而，此时，中国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正在如火如荼。中国“爱国者”们像当年的日本浪人一样，仇视外国人，把怒火撒向本国同胞。或许正是有鉴于此，福泽谕吉在《富翁自传》里特意提到了中国的未来：纵观今日中国的情势，我认为只要满清政府存在一天，中国就无法迈向文明开化的大道。换言之，必须彻底推翻这个老朽的政府，重新建立新的国家，人心才能焕然一新。不管满清政府出现多少伟大的人才，或是出现一百个李鸿章，都无法进入文明开化之国。要使人心焕然一新，将中国导向文明之国，唯有推翻满清政府，此外别无他途。 六 “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这是福泽谕吉《劝学篇》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福泽发表劝学篇时的日本虽处维新之中，但依然存有东方传统，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做个一官半职。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会做大官的福泽却不愿做官，就是要给年轻人打个样，“做独立的榜样”。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种情况犹如苍蝇麇集在腐食上一样，人人都认为不依赖政府就没有发迹的机会，因而就毫无自身独立的想法。福泽谕吉认定：一个国家的强盛之道，首先在于强民，而强民的标志，是国民具有独立之心。于是，人人想作官的思想归结为孔子儒学教育的遗害。所谓“青云之志”乃是祖先遗传下来的“官场迷信”，他希望能从这种迷惑中把人们唤醒，使之懂得文明独立的本义。 崇尚实际、排斥儒学。他判定儒学是近代社会“脱离实际的学问”。世上的事物千千万万，教师不可能将它们全部传授给学生，因此，发展能力比传授知识更为重要。所谓能力，即研究和处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单一的，它包括记忆能力、推理能力、想象能力。这些是独立的人与独立的国家最需要的有用东西，而落伍的儒学是提供不了的、无用的。他眼中的实用知识就是指洋学，即西方科学。所以他大力提倡学习西洋科学，他不仅重视数学等自然科学，对法学、社会学等西方社会科学也更为推崇。 之所以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在近代日本影响巨大，受他影响，明治政府维新过程中明确提出“和魂洋才”的标志性口号。他创办的庆应大学和《时事新报》，也催生了一批“近飞日本”的青年精英。他与日本政治家一道改变了日本。如果把国家比喻成一杯水，政治家改变的是杯子的形状，而他改变的，则是水质。如果说近代日本，宗教信仰有神道，领袖是天皇；那么，福泽谕吉当为普世信仰有独立说、自由论的首席教主。 七 历经中法之战的硝烟和镇南关大捷之后的屈辱，张之洞在阵痛中猛醒，遂与刘坤一合谋策划“东南互保”，合奏“变法三疏”，都是《劝学篇》阐明的路线的延伸。尤其是“变法三疏”中提出的“变法”主张，如“兴学育才”四“大端”以及“整顿中法十二条”、“采用西法十一条”等，基本上是《劝学篇》的具体化。张之洞从“器可变”观念出发，导演出颇有声色的早期现代化建设一幕：近代工业、近代教育、近代军事，一度达到东亚先进水平，使继续从事这些现代事业的人感受其赐，如毛泽东在论及中国现代工业建设时曾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诏变法，试图挽救局势。张之洞积极响应，湖北逐渐成为后期洋务新政的中心地区。他意识到救国于危难，非人才可行，引进“西学”为当务之急。因此，湖北派遣了大量留学生。仅1904年4月底，留日学生达289人，列全国首位。此外，张之洞还积极开办各类书院和学堂，为武汉培养了大量具有新思想的人才。这些接触了新思潮的学生后来成为辛亥首义的领导力量。 在戊戌年变法的政治大地震中，有人说，《劝学篇》为张之洞撑起了一把遮风挡雨的保护伞。先是光绪皇帝“详加披览”，认为“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传旨总理衙门排印300册，作为维新教科书，甚至要求各省督抚人手一册认真学习领会。慈禧太后也大为赞赏。而戊戌政变后，“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其中甚至有张的门生杨锐。张之洞却“以先著《劝学篇》得免议”，《劝学篇》继续成为官方力挺的畅销书，据说前后发行量高达200万册。 当然，一面高调地待在风口浪尖，做时代弄潮儿搏风冲浪，另一方面却是封建帝国的不二忠臣，这需要眼光、魄力和胸怀。张之洞能将复杂的改革目标，简洁地归结为一句政治口号“保名教”,身兼改革者与卫道士两个身份，其一生的改革功业，莫不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当然是时代之悲？是一代相国的愚忠之悲！ “抱冰”是张之洞晚年的雅号，取越王勾践“冬常抱冰、夏还握火”以自勉。作为新政的设计师，可以说，除了政治体制改革在当时的形势下不能提，几乎所有能够提出“采用西法”的措施，均已提出，而且不再抨击“民权”学说，卫道的彩色也要淡得多，在揭露官场腐败的同时也提出了切实的整治办法。他对清朝的命运有清醒的认识，只是恪尽职守竭力挽救而已，他已愈花甲，自叹风烛残年，新政能否按照他的设计方案如期如意地进行，只好听天由命。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当人们期待一轮红日喷薄而起的那一刻，总是对漫长的孕育进行追溯，给那些曾经长途跋涉的先驱者以慰籍。历史又是这般吊诡，张之洞不会想到，他开办的新式学堂成了民主思想的摇篮，他训练的湖北新军成了武昌起义的民军，他建的枪炮厂为民军制造军火，他曾经居住十多年的官衙成了辛亥年被义军攻占的第一个总督衙门，他督鄂十八的湖北打响了民国革命第一枪，他成了大清王朝真正的掘墓人。难怪孙中山先生称他为：以南皮(指张之洞)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福泽谕吉无疑是一位幸运者，以其“泥腿子”精神在呐喊中前行，从最穷的武士走上了神坛：1984年日本为了彰显文化大国形象，将旧钞上的政治人物换上了文化名人，福泽谕吉成了万元大钞上的新贵。 据传，留洋回归的唐景埙，先是投在李鸿章门下鼓吹西学推行变革，后辞官讲“兰学”，也曾著述弘文设计中国之未来，竟无人识，难于日同…… 作者简介：张春景，笔名南冰、雪莹等，河北省南皮县人。系中国散文家学会会员，中国网络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南皮县作协名誉主席，南皮县国学研修会执行会长，现为《古城文化》报主编。先后在《长城》《文学报》《鸭绿江》《中国西部散文选刊》等报刊发表作品15万字。正式出版文学专著六部。2014年散文集《远行的目光》获河北省新世纪散文创新奖；2016散文集《镜未磨》入选《河北散文家作品选》并获河北省散文名作奖二等奖；2015年散文《给大洼起个鲜亮的名字》获第二届全国旅游征文三等奖；2016年散文《醉听梨花雨》获中国作协博圈执委会举办的第三届龙魂杯全国网络文学大赛三等奖、散文《正月十五雪打灯》获孔子文学奖、散文《长岛记忆》获得中国香港作家联盟“玉润散文奖”；2017年散文《漂泊记沧州》先后获得河北省“彩凤杯”一等奖、“金恩杯纪念沧州建州1500周年散文大赛二等奖。2017年获河北省委“燕赵文化之星”称号。2018年散文《张之洞的目光》获书城杯全国散文大赛二等奖，书评《湘江风水里流淌出的<水墨村庄>》获河北省文联“歌唱祖国，礼赞英雄”征文三等奖等多个奖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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