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是兴化绚烂悠长的历史画卷中最点睛的一笔。古人一般认为，多水的地域有裨于人文的昌盛。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兴化知县张可立在《浚市河记》一文中说道：“水经久塞，则文脉亦涸。”如此，水的通塞竟冥冥中主宰着一座城池的千秋文运。 明清两代，“投溷”（污秽物）与“弃灰”致兴化城中部分市河“断河绝港”，数番整治而无果；加之“夹市河以居者，多作楼于河上，舟行其下，如穿穴焉”（清．梁园棣《重修兴化县志》），到民国时，兴化县浚塞委员会已有“主塞”之论。从20世纪50年代起，填河造路之风盛行一时，东西向市河、南北向市河、龙津河、玉带河、米市河等城区河流相继消失，使旧时兴化城中“小桥流水人家”的风貌不复再现。 兴化旧城内目前仅存古有河流两条，即城北海池河与城南沧浪河。海池河又称“海子池”，“海子”作蒙古语“湖泊”之意；这条河流旧在兴化古城的北城之内，直抵北宋县衙之后，盈盈碧水间尚有一岛，被“道教东派”始祖明代兴化人陆西星冠以“方壶”之名。所以照那时的规模来看，实有小湖之状。沧浪河环抱于兴化南城之外，北宋天圣四年（公元1023年），时任兴化知县的范仲淹极爱这片“濯缨涤尘”之地，在河畔建筑了兴化最早的园林建筑——“沧浪亭馆”。由于全国仅有的4座“三闾大夫庙”（为纪念屈原而设）之一曾坐落于沧浪河西岸，这条河流的得名便与楚人《孺子歌》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千古名句结下难解之缘。 消失已久的东西向、南北向市河即深埋在车水马龙的城区牌楼路与长安路之下。2011年夏，牌楼路开挖修整时，曾于东西向市河的旧河床上发现了历代遗留的瓷器碎片，其中不乏唐宋以来的名窑所产，足令人遥想当年市人“操舟楫、载刍粟”“鼓棹而行”（清．张可立《浚市河记》）的赶集盛况。此外，诸如龙津河、米市河舟楫往来的场景，还依然鲜活在耄耋老人最美好的童年记忆里。 在乡间，兴化素有“五湖十八荡”、“莲花六十四荡”之说。“莲花六十四荡”以“十里红莲”著称，与“三十六垛”、“七十二舍”一般，同在兴化城东的垛田地貌区内。2014年，垛田地貌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一荣誉实在名副其实。 大约八九百年前，兴化先民为抵御洪灾侵袭，于茫茫水乡求一线生机，不断垒土造田、挖淤筑岸，于是便形成了大大小小形状不一高于水面的独立“垛”子；垛子四围环水，人可撑船穿梭其间，随时上岸种植，且便于灌溉。在古代，邻近城厢的垛上人以种植蔬果与靛蓝为主，从不以种稻谷为生的“乡下人”自称。在明嘉靖《兴化县志》记载的“昭阳十二景”之中，有以垛田瓜果园地命名的“两厢瓜圃”一景；而民国《续修兴化县志》则记载：“近城圃岸多植大、小蓝，为染色之原料。”这里所说的大、小蓝可以“浸汁为靛”，“远近数百里皆赴兴采买”（清．梁园棣《重修兴化县志》），又可供城东门外各家染坊染布之用。 “五湖十八荡”之说由来已久，但很多湖泊与河荡早已难以访踪。今天我们知道的兴化湖泊有“大纵湖”、“吴公（蜈蚣）湖”、“平望湖”及“得胜湖”等。大纵湖心是古时兴化与盐城的分界线，这格局至今依然如此；“吴公湖”在古镇中堡，是传说中隐士吴公退隐之处；“平望湖”又称“黑高荡”，明代李承勋《名剑记》载：“扬州兴化平望湖中一剑，屈之首尾相就，识者曰即‘绕指柔’也”；得胜湖现已实施退渔还湖工程，它本名“缩头湖”，《宋史》中的“缩头湖大捷”即发生于此。南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梁山泊义军首领张荣、贾虎、孟威、郑握四人率领队伍南下抗击金兵，在得胜湖内驻扎水寨，大破金兵三百余众于水荡草泽之中。 此外，兴化历史上还有“岸多白沙”（清．梁园棣《重修兴化县志》）的“白沙湖”；“隋末有千余人避难”（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的“千人湖”；“湖多产鲫鱼”（明．胡顺华《兴化县志》）的“鲫鱼湖”等。 “十八荡”之说或远不止此数，兴化乡间以“荡”命名的水域不胜枚举。林湖乡戴家舍的南荡有一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曾一度将兴化已知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两千余年。城北“乌巾荡”最负盛名，相传为岳飞射落金兀术乌色头巾处，古时的乌巾荡“风浪极险”，“夜行，船莫知所向”，于是有好义之人于北门窑尾大王庙前设立“灯竿”，指引风波失途之船民。其它如大南门内“升仙荡”，城西门外“西荡”，垛田镇“绰口荡”、“高家荡”、“周家荡”、“杨家荡”、“旗杆荡”、“癞子荡”等等，共同构成了兴化版图上浩大的水面面积。 平均海拔不足2米的“锅底洼”兴化是水网织就的“世外桃源”。当我们乘车驶过兴化乡野时，尤其是西北片的最低洼乡镇，差不多每隔4、5分钟就能看得见一条在阳光下闪着点点金光的河流。它们的名字形形色色，与它们有着等同地位，带有兴化水乡鲜明地域色彩的，还有被称作港、湾、汊、津、浦、泓、沟、泊、潭等带着湿漉漉水气的有趣地名。在“无舟不行”的时代，兴化人的出行全凭水运，在茫茫水域行驶的，有一种被称作“帮船”的主流交通工具，帮派的名称亦沾染水气，如“沙沟帮”、“临泽帮”（今高邮市临泽镇）等称谓。 水给兴化带来了千秋文运，也带来无数次的苦难。兴化民间有“文峰塔顶荡水草”（1946年拆毁前的文峰塔高五层）的传说，相传一次巨大的洪水袭来，连文峰塔的宝塔顶子都淹掉了。或许传说自有其夸张的成分，但“形如釜底”的兴化每当运河决堤或淫雨不绝之时，就有“四水投塘”的骇人危险。 民国《续修兴化县志》记有“二十年……全境陆沉、乘舟入市”的大洪灾情形，那是公元1931年，在此之前或之后，关于水灾的记载往往是兴化县志“灾异”篇中内容最多的成分。仅1840至1940年百年间，兴化就发生过水灾30次，“1949-1990年，遇涝15次，平均2.7年一遇”（《兴化市志》），这些数目都是触目惊心、饱含辛酸往事的。 在旧时，洪水来临后，乡村人的茅草屋顿时化为乌有，辛苦种植的田地颗粒无收，更有势利的财主催逼压迫，于是不少人撑船往江南逃荒，在现代不少上海人的印象里，兴化人还只是逃难南来的“江北乡下佬”。大部分逃荒人怀着“故土难离”的情思回到洪水退去后的兴化，继续垒土加高岸基，在埋有先人骸骨的土地上播下来年的粮食。这里顺便要说到兴化葬俗方面的一个现象，民国人李谦秋所著的《扬州风土记略》说：“兴化以无葬地，往往堂积数柩，久而不葬；直择高阜为公墓，以补救之”，其实这也反映了兴化人畏惧洪水的心理；兴化地下多水不宜深葬，而洪水来时，可造成棺木破土浮出的窘境，于是官宦人家多择高阜葬埋先人，如“状元宰相”李春芳远葬于扬州西山，这都是洪水影响了兴化一方的习俗文化。 治水是历官兴化者最为重视的政事之一，兴化有很多古代官员治水防洪留下的遗迹，兴化城有很好的一套排水系统，当时的西水关设有石闸，是城内泄水的主要渠道。乡村有所谓“圩”、“堤”的建构，最著名者如宋代建炎年间兴化县令黄万顷所创的“绍兴堰”（《宋史》所载名称，即刘堤），它“南接高邮，北抵盐城，南北亘一百五里，县治当其中。（明代）成化间，知县刘廷瓒甫下车，即修治，三载俱稔，因名‘刘堤’”，起到了“下河免垫溺之患”的作用（以上俱引文自明．胡顺华《兴化县志》）。清代作宰兴化的魏源为救万民于运河开坝泻洪之祸，亲赴高邮跪请上司，兴化百姓对之感恩戴德，以当年获丰之稻命名为“魏公稻”。 丰富的水源滋养了一代代水乡儿女，他们靠水吃水，多种多样的鱼类常是兴化人餐桌上最常见的美味佳肴。现今河蟹养殖是兴化最富生机的产业之一，体大肥壮的兴化河蟹堪与阳澄湖大闸蟹一比高下，而久负盛名的昔日进京贡品“中庄醉蟹”又是地域特色鲜明的土特产之一。 曾经畏水、敬水、爱水的兴化人创造了形式多样的与水有关的历史文化，在每年的农历五月里，兴化城有规模浩大的“龙珠盛会”（办会点在东门外龙珠桥），届时将抬出被敕封为“利泽龙王”的龙王塑像巡视民间，又言此日天气必阴，龙王乘舟从乡间小庙回归故地（东门龙王庙，已不存），眼角常常带有泪痕。而从东门泊水系进城河一路向东进入得胜湖，那里则盛传为“白龙王”的领地，咸丰《重修兴化县志》载得胜湖“湖心有潭，白龙居之。龙归则湖水澄澈，龙去则浮苴满湖。亢旱祷之，立降澍雨”。在这里，笔者窃以为兴化明代“状元宰相”李春芳创作《西游记》的观点颇有几分可信，《西游记》中的“东胜神洲”当指李春芳旧居之“胜湖里”或“得胜湖”，而猴王借宝的龙宫也许即以得胜湖白龙王的传说为原型，至今兴化的下（夏）甸村一带仍流传着大禹治水去往东海安放神针留下脚印形成村庄的传说，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 正如之前所说，由于“投溷”与“弃灰”造成兴化市河“断河绝港”，以至不存。兴化的“水”环境现今十分令人堪忧，城市化的进程填没了大量河流，而穿越乡村的小河也正复蹈着昔日市河的命运。兴化为政在于“治水”，在洪水不再泛滥的今天，或者怎样保护好我们的“水”资源，做好水文化的锦绣篇章，才是一座“以水为魂”的城市亟需考虑的问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