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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范 勇 1．北宋官窑窑址 既然汴京没有设置官窑，那朝廷设置的官窑又在哪里？真正的北宋官窑，很可能与同在汝州的另一青瓷窑口有关。宣和年间出使高丽的北宋官员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一书中，提到所带的珍贵瓷器有“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能够在宣和年间被称为“汝州新窑器”，说明这是一种最近才出现的新产品。据前述“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记载，政和年间才设立的官窑，距宣和年间，不过数年之间，其生产出来的新产品又与汝窑产品不同，故被徐兢称之为“汝州新窑器”。其窑口当在汝州境内。2000年河南汝州张公巷窑的发现和试掘，为解开北宋官窑窑址之谜提供了资料。张公窑窑址发现水井和澄泥池等制瓷遗迹，出土了一批全新的青釉瓷器、素烧器和窑具，并发现具有官窑典型特征的瓷片埋藏坑。
2．汝窑与北宋官窑的关系 前面论述了汝窑是贡窑—御窑性质。但为什么北宋朝廷不径直将汝窑列为“官窑”，而只以汝窑之名称呼？汝窑与北宋官窑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疑问，遗憾的是文献记载阙如，至今未有释疑。姑妄论之。
（1）北宋时期，宫中所用瓷器，基本上是由贡瓷构成。如定窑、耀州窑、建窑（兔毫盏，斗茶用）等，都曾经作过贡瓷。汝瓷也是因成为贡瓷而显赫。在北宋之前，历代都无设立官窑的情况，既无前例可循，自然朝廷也想不到将贡窑由民窑改为官窑。 （2）汝窑是比较特殊的贡窑。由于它所处的地区有玛瑙矿，在所烧造的天青釉中加入玛瑙屑，使釉色温润如玉，光泽美丽，深得宫中喜欢；其摸索烧造天青釉又有较长的实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造工艺和烧造经验。这些都是其他窑口所不具备的，那汝窑的较长时间存在也就是必然的了。这也是汝窑为什么能由民窑发展成为贡窑，而后又成为御窑的主要原因。
北宋官窑的设置，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它的设置要有几个前提：首先要有皇室的需求，其次要有新窑器的出现，再就是要受到皇室的喜爱。当时社会摹古之风盛行，金石学出现，也影响到皇室的审美趣味，北宋后期的几位皇帝，只有宋徽宗酷爱艺术，雅好古物，设立官窑的政和年间和流行“汝州新窑器”的宣和年间，正是他当政时期，别具一格的、带有浓郁的古器和金石感觉的“紫口铁足”、“开片”的“汝州新窑器”，自然成为宋徽宗的最爱。由于官窑器烧造技术成熟需要摸索一段时间，极有可能崇宁、大观年间是“汝州新窑器”的试烧阶段，到政和初年烧造成功，并于当年设置官窑。因此才致宣和时人有“汝州新窑器”之谓。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北宋晚期金人南侵，强敌压境，边境屡屡告急，病急乱投医的宋徽宗企图依靠道士作法与祭祀祖先来挽救颓势，由此需要的祭祀用瓷数量大增。作为宫廷常用瓷的汝瓷，就不足敷用，而且汝窑也难以烧造祭祀用的大器；况且，汝窑还有瓷器流落民间，用其做祭祀用瓷，对祖先鬼神都不够尊重。因此，专门设立烧造祭祀用瓷的官窑，就很有必要。 可能是出于烧造瓷器的自然条件如煤、柴、瓷土等方面的考虑，也有出于安全的考虑，将专烧此类祭祀用瓷的官窑设在相对偏僻的汝州境内，与汝瓷相邻，既能充分利用这里的技术力量，又便于集中管理，也能避开金人的威胁，以此保障宫廷用瓷，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由于北宋官窑与汝窑距离相近，自然和技术条件也相类，故受汝窑的影响是必然的。明人曹昭《格古要论》中提到“宋官窑器，宋修内司烧者……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张公巷窑与汝窑距离不远，都在宋代汝州境内，它们所用的胎料也相似，二者都烧青瓷，颜色相类自在情理之中。南宋“修内司窑”应是直接师承北宋官窑，自然也与汝窑相类。当然，也不排除曹昭将他所见到的北宋官窑瓷误为“修内司官窑瓷”的可能性。 上述推论，或可得到相关窑口发掘者的证实。河南考古所的郭木森先生参加了清凉寺窑址和张公巷窑址的发掘，他对于汝窑和北宋官窑之间的看法是：“汝窑与张公巷窑是承前启后的关系”。很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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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汝州张公巷窑为北宋官窑的说法，也相继得到一些研究者的赞同。汪庆正先生认为，窑址所出青瓷与宝丰清凉寺汝窑所出青瓷在胎、釉特点及烧造工艺上都有不同，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出自开封地区、推测为北宋官窑瓷器的四片青瓷片则完全一致，其鱼鳞状开片与南宋修内司官窑瓷器相似，具有承上启下的关系，因此认为张公巷窑就是寻觅已久的北宋官窑。陈宏焱认为张公巷窑址所出施釉、涂化妆土的匣钵“应是为烧制御用品所专用”，并分析了窑址地处明清时汝州城内的“察院”，传说为宋代城池的“子城”之东南，应该是受官方控制的窑口，因而认为是北宋官窑。郭木森也认为，张公巷窑瓷器的胎、釉及窑具反映了该窑“极有可能就是北宋官窑的所在地”。因此，张公巷窑址是北宋官窑的概率很大。不过，为了稳妥起见，还需作进一步的考古发掘。
汝窑存在的时间，肯定早于北宋官窑，其所烧瓷器皆是用于宫廷，却不被北宋朝廷称为官窑，估计有下列原因。
3）汝窑虽是贡窑—御窑，但不被称为官窑，也与皇室一切都至高无上的地位有关。所有贡物，都是当地物产中的极品，才可以供皇室享用。不过，这些贡物是要随着皇室的喜爱不同而变换，如果皇帝或后妃的口味变了，那些失宠的原贡品就会被抛弃。由于烧造贡瓷的窑口不是官府专营，这样必然有大量的相类瓷器流落在民间。如果民间与皇室都在使用相类的瓷器，这就会造成尊卑无序的局面，有违皇室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皇室绝不愿意见到的。汝窑所生产的瓷器，除贡瓷和以后的专烧御用瓷外，肯定会有一些通过多种途径流落到民间。北宋僧人惠洪的茶具中也有汝器，就说明了这一点。从担心民间也使用汝瓷从而扰乱社会尊卑等级次序出发，从皇室高贵心理出发，北宋皇室都不会将汝窑称为官窑，哪怕汝窑已经实际上已具有官窑的性质了。
另一方面，北宋晚期正是处于宋、金对峙期间，由于战争消耗和战事烦扰，朝廷对民间的控制力被削弱，民间有违政令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的现象不断出现。北宋朝廷在政和年间“自置窑”设立官窑，表明了朝廷要对宫廷使用瓷器实行专营和垄断的决心，这也说明当时民间窑口竟相仿烧贡瓷的情况比较严重，就连宫廷御用的天青釉汝瓷都在模仿，以至朝廷无法令其他窑口禁烧与汝瓷相近的瓷器。为了防止出现至关重要的宫廷祭祀用瓷器再被民间模仿的情况，设立官窑，专烧祭祀用瓷器，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北宋官窑的设立，首开中国制瓷史上的先例。以后明清各朝所设官窑，皆不从贡窑中产生，都是独立设置，由皇室或官府全力控制。
综上所述，汝窑由宝丰清凉寺民窑发展而来，成为贡窑—御窑性质的窑口，虽然是官窑性质，但无官窑之名，主要生产北宋宫廷生活用瓷。宋徽宗政和年间，朝廷在汝州设置官窑，专烧宫廷祭祀礼器。“汝州新窑器”即指北宋官窑瓷的出现。汝窑与北宋官窑同处汝州，环境相类，工艺上官窑借鉴较早的汝窑，因此在釉色和烧制工艺上有相似之处，且两者的烧造并行不悖。汝窑烧制的大致时代为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至宋钦宗靖康年间（1068——1126年）。直至金人南侵，汝窑、北宋官窑同时停烧。汝窑历时近50年，但其作为御窑烧造的时间较短，或许只有二十余年；北宋官窑烧造时间更短，大概在十来年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