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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部分章节2008年发表于《收藏快报》，并收入《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续集》 摘要： 汝窑作为宋瓷艺术的代表，古今中外赞不绝耳。关于其造型简约，釉色玉润，胎质香灰等艺术特色、工艺要求等，已有众多研究成果涌现。本文主要针对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或研究中出现的观点偏误，进行必要的研讨考证。 8、“汝官窑”年代考 关于汝窑的始烧和终结，可分为两个不同时期的观点，以及关于汝窑和“北宋官窑”（新窑）的年代来理解。在清凉寺汝窑未发现前的主要观点有以下诸说：郭葆昌曰：“汝窑建于宋徽宗大观元年，在今河南临汝县，创立之人为萧服……监窑专官之可考者，太平兴国中则有监越州瓷务之殿前承旨赵仁济，大观元年则有监设汝州瓷窑务之将作少监萧服。”[195]。权伯华曰：“汝窑胎骨有厚薄之分，釉色近于雨过天青，而釉质中不免有棕眼、有铜骨，无纹及鱼子纹两种，惟真宗所用御瓷最佳，其底有景德年制四字。此项御瓷，在宋瓷中颇罕见也。”[196] 50年代陈万里推断为：宋哲宗元祐元年至徽宗崇宁五年（1086～1106年）的20年间，大观和宣和之间正式烧造官窑瓷器[197]分别指明了汝窑与官窑的烧造时间，从者甚众[198]；60年代张万里推测：始于大观元年以前[199]，比较含糊；80年代叶哲民认为：元祐元年至宣和末年（1086～1125年）[200]；90年代李辉柄认为：政和元年至北宋亡，仅14年历史[201]；21世纪之初李广宁等人认为：政和年间至靖康年间，最多只有16年光景[202]。
宝丰清凉寺窑址发掘后，郭木森等认为神宗（1068～1085年）后期至徽宗（1101～1125年）初期[203]。 陈万里将宫中命汝州造青窑器的年代推测元祐元年至崇宁五年，大观和宣和之间正式烧造官窑瓷器。依据仅是北宋人徐兢《奉使高丽图经》（1124年成书）中的“新窑器”而推断。并未见令人信服之理由。
图14汝州市汝瓷博物馆藏“北宋早中期”汝瓷小板沿盘 至于郭葆昌曰：“汝窑建于宋徽宗大观元年，在今河南临汝县，创立之人为萧服……”其依据是大维德所藏的一件汝窑圆环形火照，该火照满釉，制作规整，一面刻有“大观元年岁次丁亥年三月望日将作少监监设汝州瓷窑务萧服视合青泑初试火照”，另一面有三个小支钉痕[204]。笔者却认为该火照是伪品，火照是测试窑温用的一次性用品，笔者曾有文[205]论及。一次性用品无须如此精致，满釉支烧何以验火、验胎等。
图15汝州市汝瓷博物馆藏“北宋早中晚期”汝瓷大板沿盘 权伯华曰：“汝窑……惟真宗所用御瓷最佳，其底有景德年制四字。此项御瓷，在宋瓷中颇罕见也。”将汝官窑年代推至景德年间（1004～1007年）。由“景德年制”款，自然联想到“显德年制”款。1930年前后，北京故宫武英殿清宫遗物展中有一种“显德年制”款尊；1965年北京历史博物馆的一次捐赠品研讨会上，又一次出现“显德年制”款罐；民国初，北京东郊六里屯盆窑和河北唐山的启新瓷厂还臆造了不少“显德年制”款碗[206]。均毫无根据的伪品无疑。郭葆昌可谓古玩大家，他1935年以田百亩、宅一处买了传说出自山东黄县蔡氏墓的柴窑天青小尊，及“显德年制”款碗底皆系伪造[207]。那么“景德年制”款亦属臆造无疑。据清乾隆四十八年《浮梁县志·述旧》转录吴极《昌南历记》曰：“宋真宗遣官制瓷，贡于京师。应宫府之需，命陶工书建年景德于器底，天下于是知有景德器矣。”已有人论证，书景德年制于器底之事不是史实[208]。
图16A唐代银扣平脫漆瓷碗 考古的终极目标是证史和补史，以便更好地为其他学科史提供参考资料。考古学虽有太多的优点，却也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史籍记载应成为文物考古必不可少的依据。欧阳修（1007～1072年）《归田集》提到：北宋汝窑与柴窑颇相似，汝窑器属官局造，民间不敢私造。如该文献真实无误，那么天青汝瓷即北宋官窑的烧造年代应在1072年以前，因为这是欧阳修生前所见。谈汝窑年代，这是无法遗漏的重要文献。如上述众言之年代观，并非出自最早的北宋文献，而是引用自晚于《归田集》的文献记载，均将汝窑瓷的烧造年代定在1072年以后，那么他们就应该论证该文献的真实性，或证伪。但研究者们都回避，或未知有此文献，或未认真研读。愚以为北宋欧阳修怎么知道大宋将会有北宋和南宋之分吗？虽说200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四库未收书辑刊》收入了明刻本欧阳修《归田集》，但该集亦属伪书, 不可盲目引用。汝窑（原汝州辖地以内）始烧“天青汝官窑”年代应早于1086年，晚于元至元可暂信之。
图16B唐代银扣平脫漆瓷碗底面 “天青汝官窑”的始烧年代早于1086年，具体是什么时期呢？在历次窑址调查和发掘中，目前未发现早于1072年的“天青汝官窑”瓷器。赵青云等曰：宝丰窖藏汝瓷中，部分颇具五代或北宋早期特点，为此将汝官窑创烧年代提前至北宋初年[209]。后又在鲁山段店窑发现了大量晚唐五代的茶叶末釉和青釉器瓷片，支钉烧造的有：龙把杯、盘两种，当属汝瓷的先驱[210]。朱文立等发现了五代时期的豆青偏天青柳絮状开片纹带芝麻支钉的青瓷标本，认为这些器物可与传世汝官瓷相媲美[211]。经笔者比对研究，宝丰窖藏汝瓷中，被赵氏定为北宋早期的是“汝瓷牡丹龙纹钵”和“汝瓷莲花龙纹钵”[212]，但所定时代尚缺少考古依据。且窖藏同出器，有的定为北宋早期，有的定为北宋晚期，跨度达一个半世纪。赵氏所言：“这批窖藏当属清凉寺所烧无疑……汝官窑从北宋初年创烧一直发展到北宋晚期。”后又将“汝瓷牡丹龙纹钵”和“汝瓷莲花龙纹钵”改为“北宋中前期”或不说时代[213]。又其最新著作[214]却又有：清凉寺“汝官窑的烧造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宋神宗年间”的矛盾之说？清凉寺汝窑址出土物中，这种钵是较多的器物，时代为北宋晚期[215]。北宋所谓龙把杯亦即是龙首八角杯，该杯种曾被定为北宋中晚期“汝瓷椭圆形八角带把杯”[216]。耀州窑发掘出土的金代龙首八角杯[217]与之造型相同。据此可确信鲁山段店窑支钉烧造龙把杯、盘为金代物，不可能是晚唐五代制品。因此，可知赵青云等人将汝瓷时代均有自觉不自觉和主观地向前提进的嫌疑。而朱文立等人将不知器型的“豆青偏天青柳絮状开片纹带芝麻支钉的青瓷标本”说成五代，的确可说是学风不够严谨。
图17A河北定州北宋塔基出土金装白釉花口碗 汝窑受越窑影响，或可说有密切的关联，这是学术界公认的。那么汝窑的创烧之时亦可能是越窑的衰败期。吴越国亡，越窑产、质渐趋下降，贡瓷也由特贡转变为土贡，至熙宁元年（1068年）每次贡瓷仅数十件而已[218]，此后不见越瓷进供的记载。北宋中期以后，因政治[219]和当地农业经济高度发展[220]的关系而迅速衰微，质量大不如前。这是朝廷命汝州窑造青窑器的原因之一。从文献看，在此之前吴越国曾向中原大量进贡越窑[221]，据《册府元龟》、《吴越备史补遗》、《宋两朝贡奉录》等载，从宋开宝到太平兴国十年间越窑贡奉青瓷竟达17万之多[222]。从考古资料看，河南出土的越窑青瓷的年代多集中在北宋中前期，如宋太宗元德李后陵（1000年）[223]、冯京夫妇合葬墓（1063年前）[224]等。此时越窑青瓷在中原也渐趋稀少，民众已不敢侈求。余姚知县谢景初作于仁宗庆历六～八年（1046～1048年）的《观上林垍器》诗中下半部有：“持归示北人，难得曾罔念。贱用或弃扑，争乞宁有厌。”[225]其意为将越窑青瓷带给北方人看，因越器珍贵难得，意无人敢求。一旦将越器用作常物或弃置不用，他们则争相乞讨，无有厌足。足可见越窑瓷在北方的珍贵层度。故推测，北宋早期至中期，至迟11世纪中叶，地方官府也开始生产天青釉瓷，即命叶寘所言之“遂命汝州造青窑器”。与之相对的“新窑”则是徐兢“汝州新窑器”，亦即叶寘所言的“政和间京师自置窑”，也亦今人所谓的“北宋官窑”。这一推论目前虽然还缺乏足够考古方面的证据，相信这一问题迟早会得到考古材料证实。洛阳安乐乡窖藏的意义即在于此，该窖藏出土的45件瓷器中有一件汝窑碗[226]，口微外侈，下腹圆鼓，小圈足，胎呈香灰色，外底有三个细小支钉痕。同时出土还有定窑白瓷、江西青白瓷和耀州窑青瓷等[227]。这些器物具有北宋早、中期器物类型特征。如：陕西耀州窑北宋早期（960-1022年）与中期（1023-1085年）之间的青瓷盖碗（但耀州窑的盖碗均非芒口）[228]、吉林库伦辽大康六年（1080年）墓的青白瓷瓜棱罐[229]、内蒙古敖汉辽大康七年（1081年）墓的青白瓷盂[230]等，与安乐窖藏瓷器相同。据此，安乐窖藏汝窑碗的年代可大致可推断为北宋中期即11世纪中叶或稍偏晚。它的年代也与叶寘所言之“遂命汝州造青窑器”[231记载大致相吻合。
图17B河北定州北宋塔基出土金装白釉花口碗底足 汪庆正认为：临汝地区满釉支烧的天蓝釉制品，很可能是“汝官窑”的前身[232]。故今后的调查发掘重点将放在鲁山段店窑以及临汝（现称汝州）文庙窑、大峪店窑、张公巷窑等窑址及不断发现的原汝州辖地瓷窑中。
图18河北定州北宋塔基出土金装白釉长颈瓶 9、汝窑性质考 汝窑属官窑，并非御窑。文献中最早出现“官窑”一词是南宋叶寘《垣斋笔衡》。稍晚的顾文荐《负喧杂录》是抄袭叶寘《垣斋笔衡》的，对原文文字作了有意改动[233]。而此前均不见人言及北宋官窑？如上述徐兢宣和六年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只言有“汝州新窑器”，难道会不提份量十足的“北宋官窑”？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记录了高宗时的汝窑器，亦未言及如此贵重的“北宋官窑”。虽也提到“官窑、定窑之类”，但亦属南宋时之物。由此不由得对所谓“北宋官窑”（即“汴京官窑”）产生了疑问。徐兢、周密二人也与朝廷关系密切，时代也较近，资料的可信度相对要高。周密（1232～1298年）为南宋遗臣，“宋亡不仕，终于家”。《四库总目提要》云：“记宋南渡都城杂事……目睹耳闻，最为真切。”[234]
图19A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汝窑出戟尊 北宋虽有官窑之传说，但制度怎样？不得其详。所谓“汝官窑”也仅说“萧服监汝州窑务”。所谓“监”、所谓“置”，是管辖、是监督？还是实行烧造？都含糊不清。而北宋官窑和南宋郊坛下新官窑，更没有记载其制度[235]。其实，“萧服监汝州窑务”，说明窑场群中设立了“监瓷窑务官”，目的是负责税务[236]。仁宗时就设有“监窑官”之职，因“监窑官”仅负责税务，对窑业并不精，被京西转运使提问而愕然[237]。所以“萧服监汝州窑务”并非指官营窑业。
图19B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汝窑出戟尊底足 汝窑属产品可流通的官窑（官营窑业），并不是专供皇上御用之窑。汝窑只见文人小说笔记有载，而不见于正史之中。何也？不具备御窑的生产格局和制度。从文人笔记小说记载看，汝窑是可以流通的。如：南宋周辉《清波杂志》：“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供御之物，业已经过严格把关，可谓精品中之精品也。拣退后的精品是可以出卖的。有人强调：“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就说它是民窑，因为晚到清代乾隆年间，官窑的次品都是可以拣退出卖的……确定了汝官窑是皇家御用的官窑性质。”[238]这完全属概念问题，我们承认汝窑是官窑但并不等同明清之御窑。另外汝窑是供御拣退后的精品可以出卖，并不同于乾隆御窑的次品出卖。乾隆御窑次品出卖是个较特殊的例子，这与乾隆厚古薄今[239]和厌恶脚货[240]的习性有关。乾隆七年曾谕令唐英“脚货器皿，不必送京，即在本处变价。”[241]翌年，因脚货中有五爪龙纹器，唐英上奏，乾隆硃批：“仍照原议行”[242]。
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臣张俊进奉……汝窑酒瓶一对、洗一、香炉一、香合一、香球一、盏四只、盂子二、出香一对、大奁一、小奁一。”如汝窑器不流通，作为臣子的张俊从何购得如此之多的汝瓷？高宗皇帝还需臣子进奉？
北宋僧人惠洪：《无学点茶乞诗》：“点茶三昧须饶汝，鹧鸪斑中吸春露。”诗中言斗茶所用的陶瓷器皿中，有饶州（景德镇）瓷和汝州瓷，也有建州瓷（鹧鸪斑）[243]。它们都是时人所好的茶盏，建窑也有供御茶盏，性质却非御窑，庶人士大夫均能在市场流通中获得。饶州瓷更是无处不在，宋时亦曾生产贡瓷[244]。因此，汝窑器也与饶州瓷、建州瓷等一样是市场中流通的商品，非皇帝独享的御用品。 从考古材料看，汝器并不见于皇陵，却出自普通窖藏。如洛阳窖藏瓷器中，一件支烧侈口青瓷碗[245]，天青釉，釉色清淡，为汝窑瓷碗[246]，与之同出的还有普通白瓷（定窑、当阳峪窑）、青瓷（耀州窑、临汝窑）、影青瓷（景德镇窑或其他南方窑口）等物。据此亦可说它是可流通商品。 宝丰窖藏瓷器47件，均为汝窑器，器型有笔洗、板沿洗、盘、碗、钵、盂、瓶等，属清凉寺窑所造无疑[247]。民间能有如此之多汝官窑瓷器，可见其属商品之实。 汝州市窖藏也出土2件汝窑洗[248]等。众多资料证实，汝窑产品除贡御外，市场上也多见之。而且辽墓中也见汝窑盏托出土[249]。辽地的宋瓷虽有一部分来自与宋廷的朝贡贸易，但参酌文献记载，可以肯定其绝大多数应是得自以牙侩为媒介的榷场交易，其主要交易则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等大榷场[250]。从《宋会要稿》：“瓷器库除拣封桩供进外，余者令本库将样赴三司行人估价出卖，其漆器架阁收管品配，供应，准备供进及榷场博易之用”，可知进入榷场交易的瓷器有的甚至来自朝廷瓷器库[251]。综之，可信汝窑属性为官营手工业产品，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的商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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