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名史话》：三秦汉时期的地名

老刘tdrhg 2017-01-29

展开全文

作者：徐兆奎韩光辉

1 秦郡、长城与驰道等地名

秦始皇灭掉六国，都于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强大国家。他将三皇五帝的名号合而为一，自称为“始皇帝”，希望以后千秋万代一直延续下去。

　　在行政区划方面则在全国推行郡县二级制。命定并出现了一批重要的郡县地名，形成了全国性的地名网络。先是灭六国后，分全国为36郡，以后又增加闽中、桂林、南海、象郡等，凡40郡，这是《晋书·地理志》的说法。后来许多学者加以考证，又有46、48、49或51郡等说。郡下设县，凡800余县。郡、县名称在我国延续时间很长，直到今天，县作为政区名称仍在沿用，可见其源远流长。

　　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曾说：“以为废封建、立郡县皆始皇之所为也，以余观之则不然。”(《日知录》卷二十二“郡县”)他列举出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郡和县的名称。所以我们说秦始皇不过是推行郡县，而不是创建郡县。先秦时期各国实行的仍然是分封制，但已有了郡县制的萌芽。那时郡与县的范围各国大小不一，县的地位甚至比郡还高。即前述《左传·哀公二年》引赵简子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秦统一后则以郡统县，废除了过去的分封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

秦郡分布图
　　秦郡可以分三类，一部分是承袭统一前已有未变的，如上谷、渔阳、右北平等郡；一部分是新析置的各郡，如分琅邪郡置胶东郡，分薛郡置东海郡等；三是随领土扩展而新置的郡，如闽中、桂林、南海等郡。秦郡名称一部分沿用过去国名、族名等，例如：齐、陈、代以及巴、蜀等等，一部分则与自然实体有关，例如与水有关的三川、九江、泗水等，与山有关的会稽、衡山、陇西等，与海有关的东海、南海等。汉代所记秦郡也有缺略，今北京在秦时属于广阳郡则见于其他书的记载，才补上这一缺略。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秦王朝确立郡县二级政区制，出现了郡县衙署同治一城的现象。这种城市一般以一级政区即郡名为地名，而县被视为附设于郡治城市中的下属行政单位，因而被称作附郭县。附郭县随着郡县同治情形的增加不断增加，秦代出现了40余个，西汉则增加到100余个。后来还在国都城市或某些地势要冲、规模较大的一级政区治所城市出现了双附郭县甚至三附郭县(见后)，即在州郡或路府治所附设了二或三个县治。

　　秦始皇不仅在全国推行郡县制，而且为了加强集权统治，还大搞交通、水利与防务等等巨大工程，在我国历史上出现了驰道、直道、郑国渠、灵渠和后来所称的万里长城等一些新的地名。

　　《汉书》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这是专供皇帝出巡时所用的道路，汉代也曾继续沿用。直道则是为了边防，由首都咸阳通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劈山填谷，长1800里。以道路较直而命名。至于长城则如《史记·蒙恬传》所言：“起临洮(今甘肃岷县)，至辽东，延袤〔mao冒〕万余里”，这里辽东是泛指。实际不仅过了辽河，并且还到了鸭绿江边，比明长城偏北偏东，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程。

　　郑国渠在咸阳北面，凿于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灌田四万顷，“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史记·河渠》)。后进军岭南，又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开凿了灵渠以运粮、械。灵渠沟通湘、漓二水，联系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它和郑国渠以及较早的在秦昭王时由李冰兴修的都江堰，合称为秦的三大水利工程，都为兼并六国、建立统一王朝，提供了物质基础。

2 西汉的王国、侯国、州、道与西域

汉代统治者以为秦的速亡是由于废分封改郡县，使王室形单影只，以孤立无援而告终。所以立国以后，在继承郡县制外，又设立了一些与郡平行的王国，当然有些王受封后并不安分守己，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就一度危及朝廷的安全。所以在平乱以后，对诸侯王权作了很多限制，后来王国的实权抓在由中央委派的相的手里，所以郡与国所差不多，使中央集权制得以巩固。根据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统计有郡83，国20，即所谓“百三郡国”。与县级平行的依《汉书·百官表》的记载还有侯国，为列侯的封地。侯只食租税，不治民事，其长官为侯相，也由朝廷任命。所以和县也相差不大。

　　此外，县有“蛮夷”的则称为“道”，多分布在西北与西南地区。如陇西郡的氐道(今甘肃礼县北)、羌道(今甘肃舟曲附近)、安定郡的月氏〔zhi之〕道(今甘肃固原西南)、北地郡的义渠道(今甘肃合水西)、广汉郡的刚氐道(今四川平武县)、甸氐道(今甘肃文县西)以及犍为郡的僰〔bo伯〕道(今四川宜宾县)等。也有不带族名的，如广汉郡的阴平道(今甘肃文县)，上郡的雕阴道(今陕西甘泉)以及越嶲〔xi西〕郡的灵关道(今四川峨边彝族自治县南)等。

　　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使天山以南一些绿洲(水草田)上的城郭居民和附近牧民，加强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并成为汉王朝臣民的组成部分。由西域都护府管辖，治所在乌垒城(位于今轮台东)，这一地区为当时世界丝绸之路的干道所经，许多农副及手工业产品在此交流，丰富了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有不少用今已失传的古代语言所命名的地名却一直保存至今，为我们探索新疆地名带来一些困难。

　　西汉时郡上又有了州的名称，《汉书·地理志》说：“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13部即13州，州名则采自《禹贡》和《职方》，仅改了两个州名，即司隶部外的豫、冀兖、徐、青、扬、荆、益、凉、并、幽11州，加上汉代所增的朔方与交趾。这13州并不是郡上的政区，而是郡上的监察区，刺史奉汉王之命，各自按期巡察若干个郡，回京汇报结果，由汉王决定如何处理。刺史的俸禄比郡长官太守还低。州作为郡上一级政区则是后来的事。

3 新莽时期地名的混乱

公元8年，王莽称帝，改国号为“新”。他仍都长安，改名常安，称西都京兆尹，又拟迁都洛阳，改河南郡为保忠信乡。在这里周围设左、右、前、后、祈、北六个尉郡，西都周围则设立京、师、列、扶、翊〔yi义〕、光六个尉郡，不过未到迁都时，新朝即被推翻。

　　新莽的地方政区仍采用郡县二级制，不过改变极大，并且一地又常有多次变换。顾颉刚先生等编的《中国疆域沿革史》一书中说：“诸郡县罢置更易，靡有定规，即当时之吏民已痛感其繁琐，不能复记其名称。《莽传》(按即《汉书·王莽传》)中言其时郡之改易，岁有更变，一郡且有五易其名而还复其故者，可谓极复杂之能事矣；……往往有诸郡属县互易，县已尽，郡已废尚不知……诚滑稽之事也。”

　　有些郡名虽然仍在沿用，但却不是原来地方，例如新莽时期的常山郡是西汉时的中山国(今河北定县一带)，而汉代的常山郡，在新莽时已经改称为井关郡(今河北元氏县一带)。又如新莽时的九江郡为西汉时豫章郡(今江西省地)，而西汉时的九江郡则是新莽时延平郡地(今安徽寿县与合肥市一带)。

　　县名改变的频率也很高，西汉朔方郡(辖10个县)在新莽改称为沟搜郡后，有七个县改了名称。西汉的雁门郡在新莽时改为填狄郡，所辖14个县中有12个改了县名，从中可以看出其更改的幅度之大。

　　在王莽所更改的地名中，对边疆地区居民使用很多不友好的用词，例如厌戎(西汉陇西，以下括弧内皆西汉郡名)，威戎(北地)、填戎(天水)、填夷(琅玡)、填蛮(长沙国)、获降(五原)、受降(云中)、得降(定襄)、填狄(雁门)、厌狄(代郡)，这里的填字即是镇字，厌字即是压字，都是一些不友好的用词，当然会引起边地居民的憎恨与反抗。王莽在即帝位以前认为中国既有东海、北海、南海，也还应有西海，所以使人多持金币诱惑今青海湖附近羌酋献地内属，设置了西海郡，但不久又失去，反而使临近郡县也不得安宁。新莽政权仅维持10多年，就在绿林、赤眉等农民大起义的浪涛中被推翻，但大起义的果实却又落入汉高祖后裔刘秀手中，刘秀以洛阳为首都，历史上称为东汉或后汉。

4 东汉的州与属国

东汉郡国名称大体恢复西汉旧制，不过也有一些变动与增减。开国初期，由于战乱以后人口锐减，所以并减较大，后来又逐渐增置，与西汉相比，值得重视的有以下各点：

　　西汉的13个刺史州仅是监察区，不是郡上的一级政区。后汉，特别是在黄巾起义阶段，朝廷不派刺史而派权位很高的人去坐镇某地，主管并处理州内的政务，称为州牧，而不称刺史，这样牧即成了郡上一级的行政长官，从而形成了州、郡、县的三级政区体系。

　　东汉朔方刺史部并入并州刺史部，可是又让首都所在的司隶校尉部与州平行，所以西汉、东汉都保持有13部的名称。

　　东汉建都于洛阳，以长安为西都，刘秀兴起于南阳郡宛县，以南阳作为南都，因而又有了三都的称号。

　　前后汉时王国、侯国变动较大，撤建有所不同，有的名称改变，有的境域调整，值得注意的东汉还有公国的设置，例如汝南郡有宋公国(在今安徽界首县东北)，东郡有卫公国(在今河南清丰县东南)，实际它们都和侯国辖境相似。

　　西汉时在边疆地区设有属国都尉，大体与郡同级。东汉安帝时在边境地区设立了犍为、广汉、蜀郡、张掖、居延及辽东六个属国，其下大都领有县或城，地位与郡相似，则和西汉不同。

　　西域与中原的联系在王莽时一度中断，东汉时经过班超、班勇父子的锐意经营，联系得以恢复。班勇还写了《西域传》一文。当时取道于今吐鲁番盆地的北线日趋重要，比西出阳关沙害较少，班勇曾任西域长史，有可能那时西域都护府已易名为西域长史府。

5 汉代地图与汉简上的地名

秦兼并六国建立统一政权以后，把“书同文”作为一个要项来抓，一方面淘汰掉一些与秦文不合的文字，另一方面又将大篆改为小篆加以推广。但篆文毕竟书写麻烦，于是又采用了易写易认的隶书，在社会上广为流行。秦汉隶书已接近简化前的楷书，所以识别秦汉地名已无大困难。

　　秦汉人所写的地名除见之于一些罕见的碑碣外，近世又发现了大量的汉简，为探索汉代地名提供了丰富资料。那时虽然已经有了纸，不过是指缣帛而言。今天所说的纸则是公元2世纪初东汉后期蔡伦才试制成功并逐步推广的。

　　中国古代地图编制，不仅起源早，而且历代相承，不断发展。1973年冬在长沙郊区马王堆的汉墓中发现了三张绘在缣帛上的地图，整理小组定名为地形图(又称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地图)、驻军图和城邑图。这是西汉王朝为了讨伐拥兵独立的南越国而制作的军用地图。地形图长宽均约96厘米，包括今湖南、广西及广东三省区的边境一带。图中地名达90个，字体介于篆隶之间，大部分可以识别。不过方位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与今图相反。图中八个小方框内注记都是县名。一些小圆圈内则是一般聚落。九嶷山更用九个柱状形而突出其地位。这几幅图绘制于2000多年以前，是我国而且也是全世界所保存下来最古老的地图之一。

汉简上的地名

　　这些图是画在古人所说的“帛纸”上，才得以幸存于今，如画在草制的纸上，则无法保存下来。写在竹板、木片上的文字则保存更为久远，如天水秦简和木板图就保存至今。本世纪初在西北的一些地区有大量汉代简牍出土，这是继甲骨文之后的又一次大的发现。1949年以后，除西北各处陆续有新的发现外，在内陆临沂银雀山与云梦睡虎地等地也发现了一些汉简与秦简。在出土的简牍中，很多都记有地名，不但为探索历史地名提供丰富资料，并且从中还可获得一些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资料。汉简上的伊循(今新疆且末东)、龟兹〔qiuci秋词，今新疆轮台拜城一带〕、交河壁(已残缺，在今吐鲁番西)、居庐訾仓等都是地名。黄文弼(1893—1966年，著名考古学家)认为居庐訾为匈奴语的译名，汉籍中常略去“訾”字。丁谦(1843—1919年，地理学家)认为地在玉门关西，王国维(1877—1927年，著名学者)则认为在罗布泊西的楼兰，黄文弼则认为居庐仓不在楼兰而在楼兰的东南。

6 《汉书.地理志》地名特点与地名研究

秦汉时期最重要的地名书籍当首推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地理志》，谭其骧先生称它为“我国地理学史中一部划时代的代表作”。把地理学换成为地名学，也是如此。《汉书·地理志》中不仅叙述了公元2年西汉王朝的103郡国及其下辖的1587个县级单位，还介绍了175座山名与361个陂、泽、湖、池等名称，以及其他地名2200余个，各类地名合计达4500余个。很多汉代以前古籍里所记载的地名由于《汉书·地理志》用汉地解释，使后来人才得知其所在。

　　人事的变动，郡县的置废，地名的更易取舍，推动了我国古代对地名来源与地名沿革研究的重视与加强。在我国，对地名来源和地名沿革的研究最迟开始于公元1世纪初，其代表著作也是《汉书·地理志》。自那时开始，着重于地名渊源和地名沿革的地名研究就延续了下来。直到今天，这些研究还是地名研究的重要内容。所以自《汉书·地理志》开始的地名来源和地名沿革的研究在中国源远流长，已延续了大约20个世纪。其延续时间之长，涉及地名数量之多，均是举世无双的。实际上，有关地名的总结探讨还可以上溯到更早的时期。概括所有地物与地域名称总体特征的术语“地名”的出现便是证明。

　　《汉书·地理志》对古代地名作渊源和沿革解释的达40余个。举例如下：

　　京兆尹华阴，太华山在南。

　　会稽郡山阴，会稽山在南。

　　益州郡叶榆，叶榆泽在东。

　　敦煌郡瓜州，地生美瓜。

　　汝南郡上蔡，故蔡国。

　　霸水，古曰兹水，秦穆公更名以彰霸功，视子孙。

　　这种地名来源和地名沿革变化的研究，显然是很有社会意义的，也是饶有趣味的。

7 几部有关地名的字书

东汉时期还有几本与地名有关的字书：

　　(1)《尔雅》为先秦的作品，前面已经提到。在《尔雅》序中说：“尔雅者，盖兴于中古，隆于汉代。”有人解释说：“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隆于汉氏者，以(孔)夫子没后，书纪散亡，战国陵迟，嬴秦燔灭，则此书亦从而坠矣。洎乎汉氏御宇，旁求典籍，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此书亦从而隆矣。”(《尔雅疏》卷一)《四库全书总目》在介绍《尔雅》时说：“尔雅毛公以前，其文犹略，至郑康成时则加详。”毛公指战国时毛亨，郑康成即汉末郑玄，说明《尔雅》这本书早就有了，不过在先秦时期内容还不丰富，又遭受许多损失，直到汉代才充实定型。后来经过晋代郭璞的注和宋代邢昺〔bing丙〕的疏，又被作为经书之一流传下来。所释内容分为19项，与地名关系较密切的有释地、释丘、释山、释水等卷。

　　(2)许慎的《说文解字》作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之间，经过数百年的辗转传写，直到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才由徐铉等校定后付国子监雕版印刷并流传于世。徐铉的弟弟徐锴也曾作《说文系传》，徐铉的校定本被称为“大徐本”、徐锴的系传则被称为“小徐本”。徐铉本除纠正脱误外又略加增改，如改原书15卷为30卷，增加标目、注释和反切法的注音。全书中解释地名条目很多，例如在山字部(共53条)、水字部(共468条)、土字部(共131条)中，都有大量地名，其中既有通名也有专名。当然在这三个部首中并非全是地名，有的地名也散见于其他各部首之中。

　　(3)刘熙的《释名》。除刘熙的书外，还有另一本《释名》，其作者为刘珍，其书已失传。刘珍是东汉学者，《后汉书》中有传，但刘熙则无记载，有人怀疑他可能是汉末甚至是魏初时人，在刘珍之后。所以有人认为大概《释名》这本书是“兆于刘珍，踵成于熙”(清人毕沅的《释名疏证》序)。《释名》的体例和《尔雅》相似，分为八卷，所释27项，其中与地名关系较多的有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释州等项。

　　《尔雅》、《说文解字》、《释名》三书对地名的解释很多相同或相似，现于49页列表加以比较。通过比较可知，三本书所述的一些通名概念很多相同。当然也有一些不同，例如《尔雅》说，“平土有丛木曰林”，而《释名》则说：“山中丛木曰林”。又如《说文》叙述了郡的演变，解释：“从邑君声”，而《释名》则说：“郡，群也，人所群聚也。”确切与否，还可斟酌，但提出毕竟都是可贵的。

说文解字	尔雅	释名
阜，大陆山无石者	大陆曰阜	土山曰阜，阜厚也，言高厚也
冈，山骨也	山脊冈	山脊曰冈，冈亢也，在上之言也
岑，山小而高	山小而高，岑	山小而高曰岑，岑崭也，崭崭然也
峤，山锐而高也	山锐而高，峤	山锐而高曰乔，形似桥也
涧，山夹水涧也	山夹水，涧	山夹水曰涧，涧间也，在两水之间也
州，水中可居曰州	水中可居者曰洲	水中可居者曰洲，洲聚也，人及鸟兽所聚息之处也

8 《公羊传》与《毂梁传》等书对地名命名的探讨

随着地名数量的增加和地名知识的积累，出现了对地名命名规律的研究。这首先是汉初成书的《公羊传》。《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或《公羊春秋》，是专门阐释《春秋》的儒家经典之一，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成书于西汉的《穀梁传》又称《春秋穀梁传》或《穀梁春秋》，也是专门阐释《春秋》的儒家经典之一及研究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典籍。当时，人们在总结某些地名来源及地名地域分布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水北为阳、山南为阳”，以及“名从主人”和“上平曰原，下平曰隰”〔xi习〕的地名命名规律。此外《公羊传》还客观地解释了京师地名的渊源：

　　“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犬之辞言之。”

　　东汉末年的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应劭〔shao绍〕对古代地名渊源与沿革进行研究的著作有《汉书集解音义》、《十三州志》和《地理风俗记》等。在《汉书集解音义》中，他对《汉书·地理志》所载地名中的近160个作了渊源解释。仅据《水经注》的引述，《地理风俗记》对27个古代地名作了渊源解释。除相互重复者外，应劭解释了来源和沿革的地名达180个左右。应劭注释《汉书》地名，大部分遵循《汉书·地理志》的方法，亦有创新。如《汉书·地理志》所载京兆尹新丰，应劭释为：“太上皇(指汉高祖刘邦的父亲)思东归，于是高祖改筑城市街里以象丰，徙丰民实之，故号新丰。”这一解释合理地揭示了新丰城市创立和新丰地名出现的历史过程。应劭对《汉书·地理志》的很多地名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如：

　　涿郡高阳，“在高河之阳”；

　　饶阳，“在饶河之阳”；

　　中水，“在易、滱〔kou寇〕二水之间，故曰中水”。

　　总之，应劭对我国古代地名渊源的解释作出了重要贡献。

　　东汉学者袁康所撰《越绝书》，是一部含有区域性地名研究内容的著作。该书不仅记载了古代吴越地区的许多地名，而且解释地名渊源达30余处；同时还探讨了地名的命名规律。如卷八《地传》释地名“朱余”说：

　　“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

　　袁康从语音学角度解释了“朱余”地名的来源。同时，该书还指出了练塘、锡山、炭聚、炭渎等地名“各因事名之”的命名规律。“因事名之”，是我国古代地名命名广泛使用的原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