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闽南方言地名词汇演变与功利文化关系

老刘tdrhg 2017-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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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厦门六中高一语文组

【摘要】闽南方言的演变反映闽南地区地域文化的变迁与发展。一方面从方言词汇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功利文化的特征，另一方面促成这种演变的，功利文化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选取闽南方言的一类特定词汇——地名词汇所蕴含的功利文化积淀，探讨其与词汇演变的关系。从地名方言词汇的消退、衍生、流变的结果反观功利文化的作用。

【关键词】闽南方言演变地名消退衍生流变功利文化

The summary of the evolution of Southern Min dialect reflect the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On the one hand, from the evolution in a dialect glossary reflects utilitarian culture features, on the other hand to this evolution, utilitarian culture is undoubtedly an important factor. The selection of specific category from Southern Min dialect vocabulary – place-names which contain material cultural history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vocabulary. From the faded place-names dialect vocabulary, derivative, the evolution of the role of other utilitarian culture.

【keywords】 Southern Min dialect evolution place-name recession derivation differentiation utilitarian culture

一、引言

闽南方言是现代汉语七大方言中闽方言的次方言。其中闽南方言以厦门话为代表，包括23个县市：厦门、金门、同安、泉州、晋江、惠安、南安、永春、安溪、德化、大田、龙岩、漳平、漳州、龙海、长泰、华安、南靖、平和、漳浦、云霄、诏安、东山。其中龙岩、诏安、平和及南靖有客家方言，大田县内有“后路话”小区，属于闽南方言和闽中方言的混合体[2]。本文对其它方言概不赘述，就以笔者的家乡——漳厦的中间地带的闽南方言为语料基准，主要融合了漳州话与厦门话的词汇，其中以漳州话为主。[3]漳州话和厦门话主要差异在个别语音上，词汇方面则不显著，故对本文论述影响不大。

方言词汇从广义上分为三类：①是指一种方言系统中全部的词，②一种方言独有的，共同语和其他方言中没有的词；③普通话中从各种方言系统中吸收来的词（方源词）。[4]本文所引的方言词汇均属第一类，即以闽南地区共同使用的地域方言词汇。

关于功利文化观，也可归纳为三种观点：①中国传统功利文化观，即以儒家、墨家思想为基础的义利融合观。《说文解字》：“功，以劳定国也。利，铦也，从刀和，然后利从和省，易曰利者义之和也。”这分明是对传统功利文化观的恰到好处的阐释。②西方功利观，即以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为核心的功利文化观，从个人主义价值观出发，由理性主义发展而来，强调行为动机和行为目的的功利性。此观点后来引用到中国常常带有贬义色彩。③融合的功利文化观，即结合社会、文化、心理、经济等多方面内容，并由此引申的，指社会现象中不变的实在的关系，在一定地域范围被普遍认同和追求的价值文化。该文化强调实用性，不但具有功利价值，还兼容了人道价值，即包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以及人的尊严、自由、权利等，它是主体自身的内在价值[5]。本文所阐述的功利文化观正是引用“融合”的观点，并非中国传统的功利观也不是价值主义的急功近利。

文化世界本是词汇演变中非常重要的方面，文化的深层是相对稳固的，文化的表层却处在不断地变动之中。文化的深层和表层的每一个变动都可能引起词汇的相应变化。当然功利文化既是深层的因素同时也具有表层的特征[6]。深层的从社会心理的探究，表层的则是从词汇所反映的演变方式。方言词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不断演变的，方言词汇的演变有三个途径：消退、衍生和流变。词汇的消退即词汇在发展中由有到无的消失过程；词汇的衍生即词汇在发展中有无到有的新生过程；词汇的流变即词汇在流传过程中产生变异的过程。闽南方言在这三种演变的途径中与功利文化的关系则得意彰显。本文将从闽南方言词汇的地名词汇的演变来探讨其与功利文化的关系。

二、地名词汇的演变与功利文化的关系

词汇是语言要素中最敏感的因素，它记述社会发展变化所出现的情况。方言词汇正是记录地域文化变迁与发展的语言要素系统。闽南方言特有的文化景观从词汇体系中一览无遗地展现出来。而词汇体系中相对稳定的地名词汇的演变则更有功利文化的代表意义。

地名词汇是词汇中的专门用语，地名也可以视为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交往和生产斗争的产物，是人们根据自己的观察、认识和需要，对具有特定方位、范围及形态特征的地理实体给以共同约定的语言文字的代号[7]。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如闽南地区特有的石厝、高崎、溪墘、石塘、鼓浪屿。其中的“石”、“高”、“溪”“鼓浪”分别是专名，而“厝”、“崎”、“墘”、塘”、“屿”等是通名。不管是专名与通名都与文化水乳交融在一起，尤其是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词所构成的地名群，更能集中地反映出某民族、某地域或某个时代所具有的文化景观、民族心态。

地名虽然相对比较稳定，但该词汇系统的形成不是一次命定的，而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分期产生的，因而每个时代的命名词汇自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再者，有少量已命定的地名跟某个时代的政治、思想、民族心理鲜明冲突时也有改名的情况，这改名也无疑留下某时代的痕迹，这种改名正是词汇演变的体现。

下面以闽南方言的地名为例，从其演变的三种途径：消退、衍生和流变探究其与功利文化之关系。

1．地名的消退与功利文化的关系

闽南地区是包括泉州地区、漳州地区和厦门市，三者俗称闽南“金三角”。闽南濒临东海，海岸线曲折，港湾交错，沿海平原地平土肥，西北面是连绵的戴云山脉。因地理特征、社会文化、经济等多种因素综合形成现在闽南地区地名体系。其中不少地名由于时代的变迁导致原有地名的消失或者被取代。究其根源，人为因素是主要的，因为地名本是精神文化活动的成果，既是认知的产物，又寄托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同时也表现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这些内在和外在的因素本来就与功利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地名用词的消退也是源于此的，例如，原本常用的一些专名，如“岐、碕”两个专名的消退。在闽南已经没有岐和碕的地名了，取而代之的是崎（厦门音[kia]），如厦门的高崎、漳州的崎巷等。本来“崎”和“岐、碕”三个是同源异体字，其中“碕”是古字，“岐”则是“碕”字在闽东地名的变体，闽南则用“崎”。《集韵》：“碕，曲岸，或作埼”，《广韵》：“碕，同崎，曲岸”。这就有根有迹可寻。但缘何闽东从碕演变为岐，而闽南从碕演变为崎呢？且不说闽东，就闽南而言，恐怕与日久弥深的文化传统有关。闽南文化素以崇尚实用主义著称，该文化兼容了海洋与商儒文化的内涵，故其显出较为独特的功利特征，重视本身价值、人道价值是闽南地区的地域文化特性。故而在地名用字方面突出了该文化的作用，即趋简性和人文性并行。多数生僻、难字、繁字都逐渐的简约化了，以及同音的替换。例如厦门的高崎，是近海岸之崎，而漳州的崎巷是岿崎山貌之崎（从《集韵》：“崎，岿崎。山貌。”）。这两个地方的“崎”本来都是繁难字，从社会实用性以及经济原则出发，碕与崎统一，既是文化相容的作用，也是开放型地域特征的反映，同时也是约定俗成的结果，这个“俗”就是文化之俗，“约”就是文化之约。只是在这种影响词汇的“俗”与“约”中总是有那种潜层文在起着作用，这样的演变恰是印证了功利文化的融合内涵的作用。然而，消退的地名的地域特性并不十分明显。

2．地名的衍生与功利文化的关系

随着闽南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发展，闽南地区地名的数量是越来越多，类别越来越繁，含义越来丰富，结构越来越复杂，当然使用也越来越科学化，从而形成了区划体系。厦门、漳州、泉州原来地名没有今天如此浩繁的局面，今天一个小区就有无数个地名，例如厦门市原是一个小渔村现在发展为思明、开元、、湖里、集美、杏林、同安七个区，每个区有不少街名、景区名等，如禾东路、仙岳路、嘉禾路、禾祥西路、虎园路、……以及后埭溪路、塔厝社路等带有闽南方言色彩的街道名，还有鼓浪屿的叔庄公园、郑成功纪念馆、日光岩以及市区内的福海宫、大厝山、虎仔（音zǎi）山等。这些地名从表面上看不出它们与功利文化的关系，但究其根源，地名的命定也是认知活动的产物，一些原有的如鼓浪屿、杏林等一些描述性的地名是以前就有的，虽为原生地名，但仍然与闽南地域风貌及命名之初当地人的思维方式有关。而街道之名则是后来政府以及民间根据地区环境、地区特点以及人们的文化心理加以命名，如道路名中以仙、祥、明为命名词，景区以福、安、芳、文反映该区人们希求祥和、康乐之意愿，以及表达喜好之情感，又有反映政治、道德观念的命名词，以英雄人物命名地，还有以传说命名的漳州地区的圆山，据当地人传说应是“丸山”，根据古老传说加上本地语言演化，漳州话“圆”与“丸”发音不分，于是相应的反馈在地名的命定上了。显然，功利文化内涵的一方面——被普遍认同的价值追求与之形成了内在的联系，并且十分适时地作用于该方言地区的特殊词汇。具体而言，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功利文化本质上是为社会服务的，科技的发展导致信息的高速膨胀，功利文化自然也避免不了信息爆炸时代的印记。这就要求语言使用方面规范性、趋简性以及普遍性，反映于地名词汇的流变即新的命名用词多用常用词，以及笔画或读音较为简易的也是词语。这也是汉语地名流变的普遍特征。对于闽南地区来说，突出地域特色与功利关系的命名方面，在于地名词汇中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词汇，有反映闽南地域风貌的地名如厦门的东渡路、环岛路、澳头、下墩、蔡浦、西滨，漳州的礁美、白礁、山坂、后崎、尾涡屿、下寮等等；有反映闽南人民心理特性的地名如前面所举的一些后命名的地名，多为求雅避俗。其中突出闽南地域特色的有“兴、祥、和、美、明”等等，这些用在表面看不出有什么方言特色，事实上，在语音方面就能体现该词汇的闽南方言特色了，这类汉字在闽南语中多是发音较为简便，新近衍生的地名则少用或不用鼻化元音或入声字。这就突出了地域的功利文化的特色以及反映在地名衍生方面的独特性了。

3．地名的流变与功利文化的关系

地名的流变是地名演变中最为明显也是功利文化对方言词汇作用的最特殊的外在表现。闽南地名由俗变雅反映了人民的求雅心理，这种求雅心理也是功利文化的一种现象。正名是官方颁布的标准地名，俗名则是民间通行的口语说法，这有点像人名中的“官名、大名”和“小名、乳名”也像一般词语中的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正名用与正式场合，用于书面，用于与外人交流；俗名则用于本地人的日常口语交际之中。例如厦门市文化区、陈嘉庚先生的家乡和他所建设起来的集美学村，是官名、正名、大名，而本地人则称自己的家为“尽尾”。但是近些年，由于整个闽南地区的人民的素质提高，对很多此类的原本“俗”的俗名，渐渐改为“雅”的正名的，口语里也开始逐渐使用正名了。这不能不说是功利文化的作用。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8]：

俗名雅名俗名雅名

塔河福河塘北长福

壁炉碧湖南坪兰田

角尾角美上村常春

斗米岛美林尾龙美

下尾华美山尾山美

潘垅康龙坑尾康美

尽尾集美刘坂莲坂

马栏马銮庵兜安兜

圹里孔里九斗锦斗

牛林边儒林大坪大鹏

牛坪玉屏荒村阳春

草坑早兴洋尾仁美

上述例子中有很多地名原是“尾”后改成“美”，因为“尾”在闽南方言中带有粗俗的内涵，故而改成“美”以求雅。至于一些看似没有规律可循的变化，如“壁炉”为何改成“碧湖”、“斗米”变为“岛美”、“潘垅”改为“康龙”实际上是从语音方面的求雅上考量的，原来的这些地名在闽南语的发音方面有“俗气”的意味，再则语义方面就更为低俗，普通，已经不符合闽南人的审美观了。还有一些是地名的生僻字改成较为简单的汉字，体现了语言学中的经济原则，这种由土变文，由俗变雅的地名流变不仅是功利文化的表现，同时也对地名的统一规范起了很大的作用。这种由俗变雅也是有历史依托的，中原文化在其传播过程中也受到异质文化的侵蚀，或在传播过程中因地理、人文环境的变化而产生某种程度的变异，从而形成区域特色文化，其区别有如“雅文化”与“俗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司马迁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耕鱼，或火耕而水缛，果隋嬴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致偷生，无积聚而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少人众，数被水灾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是蚕丸。”求功和利本为一体，共同的价值追求，形成了统一的文化观，这也是与闽南海洋文化融合商儒文化的功利性的表现。

因而，总结上述例证，不难得出，闽南地名词汇的演变与功利文化的特殊关系：

一方面功利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地名词汇不断丰富，另一方面，地名词汇的演变反映着功利文化发展的轨迹，词汇标记着文化的内涵，闽南地名词汇的演变也反映了地域功利文化的丰富内涵。

三、结语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对语言的地域变异的影响是文化与语言特殊关系的表现。词汇本身具有人文性和词汇的文化义是相伴而生，不可分割的。词的人文性是对词具有什么样的属性而言的，而词的文化意义则是直接揭示着这种文化属性所拥有的文化内涵，这些文化内涵的语言存在形式和特点。二者各有不同的指称对象，但又是密切相关的。正是因为语言具有人文属性这一本质特点，才使得语言的结构体中无所不在地蕴伏着文化意义。

闽南文化的功利内涵由内部、外部影响了闽南方言词汇的演变，同时词汇的演变也反映了闽南功利文化的特性。闽南方言词汇的演变从文化环境、文化习俗、文化传统、文化观念的方面兼容了功利文化的特质；同时，功利文化也对词汇的发展有了促变的作用。二者是从反映与影响、形式与内容、表现与实质的关系展开阐述的。由于笔者写作本篇论文的时间有限，对闽南方言语料的收集有限，故论述不尽完善、缜密，仅对二者的关系启开端探讨，至于观点是否有价值、理据是否充分，有待进一步深入对该方言词汇与文化的考察与思考！

参考文献：

著作部分：

1．刑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0年

2．李如龙著《汉语地名学论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3．申小龙著《语言与文化的现代思考》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4．詹伯慧主编《汉语方言与方言调查》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

5．李如龙著《汉语方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6．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教研室编《汉语方言词汇》（第二版）语文出版社，2005年

7．张振兴著《台湾闽南方言记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8．常敬宇编著《汉语词汇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论文部分：

1．李如龙《汉语词汇衍生方式及其流变》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9月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