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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4期：中华文化背景中的审辩式思维
谢小庆 （北京语言大学） 按：此文以《中华文化背景中的审辩式思维能力测量》为题发表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的《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集刊第11辑。全文包含7个部分： 一 发展审辩式思维是教育的重要任务 二 审辩式思维能力测验的开发 三 审辩式思维与分析性推理 四 审辩式思维不是“大批判思维” 五 审辩式思维植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 六 审辩式思维与中国的教育改革 七 审辩式思维的再发现将拓宽人类的未来道路 这里是其中的第五、第七部分：
五、审辩式思维植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
确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所说，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人类历史上曾有过一个东西方思想家相映成辉的“轴心时代（axial age）”。“轴心文明”中凝聚着人类的核心价值与精神面貌，凝聚着人类最重要的宗教与哲学思想，是人类文明的“内核”，是人类文明最深层、最根本的部分(雅斯贝尔斯，1989)。 在这个人类思想爆发式增长的时代，东西方又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西方长于形式逻辑（formal logic）和分析性推理，而东方则长于非形式逻辑（informallogic）和审辩式思维。两千年后，东方人才逐渐地学习了西方人的分析性推理，而西方人也逐渐悟出东方人的审辩式思维。 古代东方的审辩式思维主张“博学、审问、明辨、慎思、笃行”，主张“中庸之为德至矣”，主张“过犹不及”。 古代东方的审辩式思维表现在对语言和形式逻辑局限性的认识。其典型代表是《道德经》开篇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认识后来与来自印度的佛教相融合，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支系禅宗。在禅宗的“开口错”、“本来无一物”等思想中，也体现了对语言局限性的认识。 哈耶克是20世纪最杰出的学者之一。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负》是哈耶克的终结 作品 ，出版时他已经89岁，反映了他一生思考的结果。这本书第七章的标题是“我们毒化的语言（OUR POISONED LANGUAGE）”，集中讨论语言对思想的扭曲。作者将孔子的“言不顺，……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作为这一章的题头语。可以猜想，作者不熟悉《道德经》。其实，作为这一章的题头语，更合适的是《道德经》开篇的第一句话。 古代东方的审辩式思维还表现在多进程、多元、非线性的思维方式。在老庄的“弃智”、“绝圣”中，实际上包含了价值多元的思想，包含了后来康德思想中所包含的非独断论的思维方式，包含了后来哥德尔在“不完全性定理”和海森堡在“测不准原理”中所体现的非独断论的思维方式。事实上，这种“一元独断”的思维方式至今在西方主导的全球文化领域中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至今支撑着西方的文化霸权倾向。
七、审辩式思维的再发现将拓宽人类的未来道路
对“轴心时代”东方文化中审辩式思维的在发现，意义不仅局限于中国创新性人才的培养，不仅局限于中华文化的重建，而且可能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 1922年，英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罗素在对中国进行了大半年的实地考察之后，以“北京大学罗素”的署名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罗素在这本书中对中华文化有一些非常精辟的评论： “孔子的门徒们发展了他的学说，这是一种纯粹讨论伦理的学说，没有宗教性的独断，因此，也没有发展出一个有权力的教会体系，也不存在对异教徒的迫害。” “我可以说，西方文化的明显优势在于科学方法；中国文化的明显优势则是他们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我们希望二者能够逐渐融合。” “我不否认中国人在与西方相反的方向上走得太远，但正为此之故，我认为东西方的接触将使双方均获益。他们可以向我们学习那些为了取得实践效率所不可缺少的东西，而我们则可以向他们学习某些深邃的智慧，那些使他们避免了诸多古老民族先后衰亡的命运而将自己的文化传延至今的智慧。” “我写此书意在表明，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人强过我们。如果他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降低到与我们一样的水准，那么，不论对他们还是对我们都是不幸。” “中国追求独立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其自身，而是最终实现西方技术与中国传统美德相融合的第一步。若不能实现这种融合，中国政治独立的价值将大打折扣。” 读着罗素的这些言说，一方面折服于罗素的睿智洞见，一方面感动于罗素博大的人道情怀。 1958年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4位重量级学者连署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反映了中国学者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宣言》的结束语说：“18世纪前的西方曾特别推崇过中国，而19世纪前半的中国亦曾自居上国，以西方为蛮夷。19世纪的后半以至今日，西方人视东方之中国等为落后之民族，而中国人亦自视一切皆不如人。此见天道转圜，丝毫不爽。到了现在，东方与西方到了真正以眼光平等互视对方的时候了。中国文化，现在虽表面混乱一团，过去亦曾光芒万丈。西方文化现在虽精彩夺目，未来毕竟如何，亦尚是问题。这个时候，人类应该共通古今之变，相信人性之心同理同的精神，来共同担负人类的艰难，苦病，缺点和过失，然后，才能开出人类的新路。” 读到4鸿儒的这段文字，笔者感慨万千。在中华本土文化最低迷、最迷茫的时候，4鸿儒却表现出对中华文化如此的温情与自信，让人尊敬，让人感动。在经过新中国60余年经济建设后的今天，在中国的经济奇迹使整个世界感到惊讶的今天，在人类面临资源、环境、文化冲突、核武器威胁等一系列严峻挑战的今天，在人类对自身的未来发展感到迷茫的今天，我们更有理由期待，中华传统文化中审辩式思维的再发现将拓宽人类的未来发展道路，将增加人类在这个星球上长期存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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