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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殷本纪》记载，伊尹名挚，又名阿衡。生时不详，卒于沃丁年代（约公元前1549年）。伊尹早期生活的年代，正值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处于衰落期。以商部落为首的其它小国逐渐崛起，对夏王朝的统治形成了巨大威胁。阿衡以奴隶身份，从出生开始，就历尽了我们现代人想象不到的人间磨难。长大后，阿衡流落到有莘氏国。
阿衡自幼聪明颖慧，勤学上进，长时间的磨练，使他不但通晓烹调技术，而且还深谙尧舜治国之道。通过长时间的调研，阿衡发觉商部落首领汤胸怀大志乃有德之君，于是想投奔商汤。《史记·殷本纪》记载：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
一、治大国如烹小鲜-试看著名的“庖厨对”
有心者事竟成。阿衡乘商汤娶有莘氏国君之女为妃，自愿做“媵臣”陪嫁到商。从有莘氏国到商，阿衡迈出了实现人生抱负的最关键一步。
为了接近商汤，在以后几天的做饭时，阿衡故意把饭做的不是太咸了，就是太淡了，以期引起商汤的注意。果然，商汤非常纳闷，就把阿衡叫来，询问他缘由。于是阿衡以此为由头，说道：“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五味调和，君臣佐使，君之国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然后可具。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强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则至味具。故审近所以知远也，成己所以成人也！”。意思是：做菜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只有调好佐料才行；治国如同做菜,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弛懈怠,只有恰到好处,才能把事情办好。而要想品尝到人间菜肴百味，就需要有充足的物质作为保障。只有坐拥天下，延及四海，才能得到各种菜肴原料。而如果仅仅是在商这样一个小国，根本无法满足各种材料的筹备。作为一代人君，必须要有雄霸天下的气魄，才能审时度势，趁机而为。要成为天子，不能单纯依靠武力和强势手段，而是要敬业修德，施行仁政，才能赢得天下人士的拥护。
同时，阿衡又从天下大势谈起，分析了夏王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的现实，得出了天道更迭的总体趋势。阿衡这番庖厨之论蕴含着深刻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丰富的人生哲理。那就是要依据客观实际，灵活选择不同的策略，以达到战略目标。如果再联系到后来伊尹灭夏谋略中对战略时机把握上，则不得不让我们佩服这番庖厨高论和伊尹高超的演说技巧。这番“庖厨对”可以堪称是我国最早的“隆中对”，而伊尹“以滋味说汤”的理论又比千年之后的诸葛亮“ 不出茅庐而三分天下”高出了一个层次。《史记·殷本纪》记载：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
商汤听后茅塞顿开，此时方知阿衡乃经天纬地之才，不以阿衡出身低贱为顾虑，拜阿衡为“尹（右相）”，举任以国政。因阿衡生于伊水，所以又叫他伊尹。
二、辅佐商汤平天下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伊尹侍汤后，就去夏桀那里做卧底，几年后方回。《史记·殷本纪》记载：伊尹去汤適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在做卧底期间，伊尹广泛搜集各种信息，初步掌握了夏王朝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地理情况，看到了其内外部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危机。回来后，即与商汤制定了由外而内、各个击破的灭夏战略总方针。
孟子说：“汤一征，自葛始。”经过精心挑选，葛国成了商汤率先打击的对象。《孟子·滕文公下》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汤见葛伯不祭祖宗神灵，就派人去责问。葛伯说没有牛羊作牺牲，汤就派人送去，葛伯将牛羊吃了，仍然不祭祀。汤又派人去诘问，葛伯说没有粮食，只好把送来的牛羊给吃了。汤又派人去帮助葛国种田，并且还派些老弱去田间送饭。葛伯竟带人去沿途抢饭，若不给就将送饭的人杀死。汤觉得自己对葛已仁至义尽，于是出兵伐葛。天下的人都说：“汤伐葛，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意思说，汤讨伐葛，不是要扩大自己的地盘，而是为了给那些送饭被杀的老百姓报仇。结果一举歼灭了葛国。后来夏桀接见商使，责问商侯为什么要灭葛，商使将事情的经过禀告给夏桀，夏桀也无话可说。然后，又分别以相似的方法，灭掉了韦（今滑县）、顾（今范县）、昆吾（今许昌）三国，在伊尹的辅佐下，商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从而使商国占有了以亳邑为中心的周围大片地区，人口和物资实力大大增强，在与夏王朝的军事力量对比中初步扭转了劣势，完成了对夏王朝的战略包围。最后终于在夏都附近的鸣条一举击败夏桀而称霸天下。
三、放太甲于桐宫
太甲，商汤长孙，太丁（太丁未立而卒）的儿子，商王朝第四任天子。商汤死后，先后即位的是汤之子外丙（在位三年）和仲壬（外丙的弟弟，在位四年）。这两位商王在位时间都不长就先后去世。商王世袭制度是先弟后子。这时候开国重臣伊尹又做了商王太甲的师保。
太甲即位后，不遵汤法，暴虐乱德。为了教育太甲，伊尹将太甲安置在特定的教育环境中——商汤墓葬之地桐宫，自己摄政当国，并著《伊训》、《肆命》、《徂后》等训词，讲述如何为政，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以及如何继承成汤的法度等问题。在伊尹创设的特定教育环境中，太甲守桐宫三年，追思成汤的功业自怨自艾，深刻反省，“处仁迁义”，学习伊尹的训词，逐渐认识了自己的过错，悔过反善。当太甲有了改恶从善的表现后，伊尹便亲自到桐宫迎接他回亳都，并将王权交给他，自己仍继续当太甲的辅佐。
重新当政的太甲“勤政修德”，诸侯都归顺商王，百姓安居乐业。在伊尹的耐心教育下，太甲继承成汤之政，商朝的政治又出现了清明的局面。于是伊尹又作《太甲》三篇和《咸有一德》一篇褒扬太甲。太甲终成有为之君，被其后代尊称为“太宗”。
放太甲于桐宫另说：《竹书纪年》说伊尹放太甲后自立为天子，七年后，太甲潜出桐宫，杀了伊尹，重夺帝位。根据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卜辞中记载，直至商朝末年，商朝仍然坚持对伊尹的祭祀，而且还有大乙(成汤)、伊尹并祀的卜辞。因此《竹书纪年》的记载有可疑之处。
四、成功的帝王教育家
伊尹对帝王的教育留下了不少篇章，在《伊训》中，伊尹告诫太甲说：“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就是代天传意，说明老天爷要用降百祥奖励作善者，降百殃惩罚作不善者。在《太甲》篇中，伊尹通过太甲反省的认识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逃)”。这句话强调的是自我修养的重要作用。伊尹还申诰太甲说：“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意思是说，只有自己克敬、克明、克诚，才能取得臣民的忠和亲。他还说：“天难堪，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漫神虐民，皇天弗保。”意思是说老天爷是难以相信的，命运也是靠不住的。只有常于有德，才能保住王位。否则统治九州的权利就要失去。如果轻漫祖先和神灵，虐杀老百姓，皇天也保不了你的王位，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眷求一德”。“一德”就是纯一之德。虽然伊尹的整个思想体系是为帝王服务的，但其更重视个人道德修养，以“眷求一德”，以求天佑，以求民归于一德的思想，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伊尹认为“习于性成”。就是说人的性格、品质是在日常生活行为的习惯培养中形成的。他还说过“慎终于始”的话，可以推知他在做“师仆”时一定是十分重视幼儿的起始教育的。从他放太甲于桐宫，并著训词以促太甲觉醒的教育实践看，他已经懂得并自觉地创设特殊环境教育太甲。这说明，他已看到了环境在教育中的作用。太甲改恶从善，伊尹立即亲自到桐宫迎太甲还朝当政，并著书加以褒扬，这一教育实践，至少说明伊尹对太甲的激励是适时的。这叫惩恶于前，奖善于后。正确运用奖惩实施教育，这一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不失为教育方法之一。
伊尹对于道德教育是尤为重视的。这从太甲改恶从善后向伊尹作反省检讨的话中可以看到。太甲向伊尹拜手稽首检讨说：“我小子不明于德，自己的根底很不象我爷爷成汤。结构是欲败度，纵败礼，败坏了爷爷的法典，很快使灾难降于我身。老天爷作孽还可以补救，自己作孽可就没有了逃路。我过去违背师保您的教训，……只是由于你的教育、挽救，才使我知道做人、称王要善始善终。”伊尹向太甲回拜时继续教育太甲要“修厥身，允德协天下”。在伊尹看来，失德则失天下，求于一德，则能得到天的佑助而得天下。他把帝王的道德教育亦即修德、修身看成是关乎国家存亡兴衰的大事，所以处处强调“惟新厥德，终始如一。”在道德教育中，他强调“居上克明，居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就是说要求居上的商王要克诚克明，明断是非；居下的臣民对君上要克诚尽忠。修身的原则是不求全责备他人，对自己则要经常检点不及他人处，做到自我完善。“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这种道德修养的方法在今天仍不失其教育意义。运用历史的经验教训，教育当代的人，这是伊尹在进行道德教育中的一个有效方法。
五、后人对伊尹的评价
伊尹的一生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做出过卓越贡献。他做了商朝五代天子的相，为商王朝延续600多年奠定了坚定的政治基础，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的贤相。后人所以尊他为圣人。《汉书.刑律志》伊、吕并书，称赞其治国和军事才能。杜甫诗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也是从这个角度评价伊尹的；苏东坡著《伊尹论》则更从政治角度称赞他是“辨天下之事者，有天下之节者”。夸赞他不以私利动心，“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当代的教育史家毛礼锐、沈灌群等称他“在帝王教育方面堪称典范，在殷代政治舞台上，也是一名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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