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语中不祗是一个单一对应的词，它同时还有许多同音词的对应（§6.1.例18）和同族词的对应（见§6.4.6‘武’、‘祃’）。”）（P.593）
“对于东方民族来说，羊似乎主要用于食用，……尽管很早就拥有发达的纺织技术，东方民族却始终未发展出毛纺技术（蒲立本1999：151页），大概他们在早期饲养的主要是山羊，而不是羊毛细长的绵羊，故宁可用蚕丝而不用羊毛来纺织。”（P.596）
“李约瑟认为复合弓技术似乎是北亚北美地区（萨满教区）的一项发明（李约瑟1990：81页）。蒲立本认为复合弓‘约在第一个千年的开始兴起于（中亚）大草原’（蒲立本1999：152页），并且和印欧民族相联系。……然而，根据现存记载（商代甲骨文），黄河流域的复合弓是最早的（公元前1300年以前），而技术的传播应该名物同称才是。”（P.600）
这三段话颇能使人对作者产生一种严谨踏实的正面印象，但是周及徐在全书结束时的几句总结还是还原了他的本来面目，他说：
“我们可以把公元前1300-1500年作为汉语和印欧语密切关系时期的最晚的时间下限。”（P.607）
“上面的词汇对应，有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有文明时期的城市建筑、生产工具和技术、军事建筑和先进的武器，还有关于宗教、神话以至文学的特殊细节的对应。结合基本词汇对应的情况，显示出两种语言的密切关系不是短时间的，而是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从石器时代直至农业文明时期。”（P.607）
“本书的结论表明：从大约公元前1500年上溯至新石器时代以至更早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汉语和印欧语有过密切关系，也就是操汉藏语（或华澳语）系语言的民族与操印欧系语言的民族有过密切关系。”（P.616）
说汉印欧语发生密切关系是“从石器时代直至农业文明时期”，这是对的，但周及徐把时间下限设定于公元前1300-1500年，这就不仅错得离谱，而且是居心叵测了。印欧人公元前4500年已在欧亚草原上出现，公元前2000年左右向外迁移分散，印欧语也就随之分化成诸多分支语种，此后（实际情况还要提前）汉语所能接触到的只会是印欧语中的个别分支语种——比如吐火罗语——而不可能再与整个的印欧语发生密切关系，那么有必要把时间下限设得那么晚吗？
蒲立本曾断言汉语与印欧语之间发生密切关系的“时间肯定十分遥远”，“可能在六千年以前，或者在以历史比较方法所构拟出来的原始印欧语之前”（见第五节注释），他的意思是以六千年前为最晚的时间下限。周及徐在书中推崇蒲立本是“著名的汉语语言学家”（P.9），作为汉印欧语比较研究领域的后来者，对蒲氏的“六千年前”这一论断不可能不知道，周在有关“车”“马”“羊”“弓”的词源问题上都引用了蒲氏的观点并加以辨驳，但在时间下限这个问题上却只是含糊其辞地表示：“蒲氏说得对，如果汉语和印欧语有发生学联系，‘它们必定属于更早的时代’（蒲立本1999：160）”（P.16）就是不肯提及那个“六千年前”，这是偶然的疏忽，还是刻意的隐瞒？是觉得这个问题无足轻重，所以一笔带过呢，还是因为其关系重大，于是讳莫如深呢？
汉印欧语密切关系的时间下限当然并非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实际上它非常关键。如果以六千年前为时间下限，那就意味着那个时候人类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了，这就直接颠覆了公元前3500年建立的苏美尔文明为人类最早文明的流行观点，然后它又能间接引导人们得出汉印欧语的密切关系只能发生于中国这一结论。蒲立本等西方语言学家对此当然是心知肚明的，所以他们才不约而同地对这一课题选择了回避。周及徐现在把时间下限定在“公元前1300-1500年”，等于彻底把水给搅浑了，他不仅维护了西方学术界精心打造的人类最早文明的神话，而且还掩盖了汉印欧语密切关系的真实的时间地点。
不宁惟是，周及徐设定的时间下限还有另一层含意，就是为他的子虚乌有的“汉族先民西来说”张目。我们知道西方学术界认为中国文明是始于商朝的，其起始时间正与“公元前1300-1500年”高度重合，也就是说，周及徐设定汉印欧语密切关系的时间下限，正是西方学者认定的中国文明的时间上限，这等于是在暗示中国文明是拜汉印欧语密切关系所赐，是印欧人给中国带来文明，这不仅与他前面的“汉族先民西来说”遥相呼应，而且还补充和突出了文明输入的内涵。这样看来，周及徐前面为“车”、“马”、“羊”、“弓”的本土起源作辩护，倒象是在为后面的“时间下限”这一关键性结论打掩护，因为两者无论是内容还是立场都无法统一协调。
也许有人认为我上面的分析有作诛心之论的嫌疑，但若看了周及徐在2004年写的《华夏古“帝”考》一文[1]，就应该明白我所下的“居心叵测”这一评语并没有冤枉他，他在此文的末尾总结道：
“将上述史实（指上古汉语的“帝”、“天”与印欧语的“帝”、“天”同源以及双方宗教信仰上的相似现象）联系起来，历史的轮廓就渐渐清晰了。早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某个时期，黑海岸边的草原民族——原始印欧人，就崇奉天帝宙斯了。在后来各个方向上无往不胜的扩张中，他们捧着自己的天帝，驱驰骏马战车，挥舞青铜利剑，向南征服了巴尔干半岛，向西南冲入了小亚细亚、伊朗高原，又席卷印度河流域，直至恒河岸边。当然，也正是本文要给印欧人扩张史补充的一点：他们也向东跨过中亚大草原，踏破天山，征服了黄河流域，把他们自己连同他们的语言、习俗、杂物家什一股脑儿带到了这里。”
这段话与其说是历史考证，不如说是一部历史架空小说的情节编造，因为印欧人向东扩张的说法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周及徐大书特书、如获至宝的论据不过是炒其三年前旧作中的冷饭，也就是上古汉语与印欧语中的“帝”、“天”同源而已，但这怎么就能得出其源头一定在印欧语那边而不在汉语这边呢？我前面论证了印欧人的故乡在中国，那么印欧语中的“帝”、“天”的源头当然也在中国，至于周及徐的观点，甚至他自己的书中就有足够的反证将之驳倒：
（一）、周及徐既然认为向东扩张的印欧人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把他们自己连同他们的语言、习俗、杂物家什一股脑儿带到了这里”，那么这显然只是印欧语中的一支与汉语发生了密切关系，然则那些未曾向中国扩张的印欧语系，诸如古英语、古弗里斯兰语、古撒克逊语—古高德语、哥特语、古北欧语中与汉语“民”对应的词汇又是怎么产生的？周及徐不是在书中明言其与汉语、苗瑶语有同源关系吗？那些西欧、北欧语族既然从未涉足中国，又如何能共享同一个词源？
（二）、周及徐不是声称“马”一词在汉语和印欧语中有诸多同音词和同族词的对应，并以此来反驳蒲立本主张的“从西方传入，是交流的结果”么？但是现在又认为印欧人把他们的语言“一股脑儿带到了”黄河流域，请问这是不是他曾经反驳过的“西方传入论”？我们可不可以认为这是周及徐在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脸？
（三）、既然印欧人如周及徐所言把他们的习俗一股脑带到了黄河流域，可为什么这些习俗中却没有毛纺技术呢？周书中称“东方民族却始终未发展出毛纺技术”，“大概他们在早期饲养的主要是山羊，而不是羊毛细长的绵羊，故宁可用蚕丝而不用羊毛来纺织”，难道印欧人进入中国后便嫌弃羊毛织物了？抑或是从中亚把绵羊带到黄河流域对印欧人来说是一件无法完成的艰巨任务？
（四）、周及徐所谓的向东扩张的印欧人无非就是吐火罗人而已，既然印欧人“在后来各个方向上无往不胜的扩张中”，“也向东扩张”，可为什么周书所附的裴特生的《印欧语言彼此间的亲属关系》一图中却找不到吐火罗语，还须周及徐代劳，在代表印欧语的大圈的右上角添加一个孤零零的小圈呢？（P.619）吐火罗人不是和其它的印欧人一道从欧亚草原上杀出来的吗？为什么吐火罗语与所有其它的印欧语种之间关系如此疏远？
（五）、周及徐说印欧人把“语言、习俗、杂物家什”一股脑带到中国，为什么其中没有“文字”一项？是不是周及徐自己也觉得心虚，所以不敢把“文字”列入？周书中明明提到汉语与印欧语有关于文字的同源词：
“葉之草头替换为竹头”[以下以“葉*”代替]lep（书写竹片）：拉丁语liber（书写用的树皮，词根lib
并加以评论道：
“从上古汉语“葉*”和拉丁语的对应知道，古人对书写材料的称呼是相同的。……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是公元前1300年的甲骨文，……印欧语最早的文字是‘线型文字B’书写的希腊语，……时间是公元前15世纪，是一种拼音文字。……华夏民族和印欧民族开始使用的文字的时间大致相同，但是他们使用的文字类型却完全不同（一是以象形图画为基础的意音文字，一是利用少量字母书写的表音文字）。这说明此时他们已经脱离了关系密切时期，至少对于两者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地区来说是这样。因此我们可以把公元前1300-1500年作为汉语和印欧语密切关系时期的最晚的时间下限。”（P.607）
上面这段话说明周及徐也知道印欧语族使用拼音文字时已与汉语族脱离密切关系了，换句话说，周及徐也认为印欧语族曾经有过一个使用树皮写象形文字的时代（因为不存在汉语族先使用拼音文字再改为使用象形文字的可能），那才是与汉语族关系密切的时候，然而可笑的是，周及徐居然“因此”得出结论说汉语和印欧语密切关系的下限是公元前1300-1500年，这到底是真傻呢还是在装傻？还是在自作聪明地把读者都当傻子？我想任何一个具有正常的逻辑思维的人都会“因此”把时间下限定在印欧语族放弃使用象形文字的时代吧？或者最晚也应该定在已知他们最早的不需要文字的时代吧？他们在欧亚草原上就不需要文字，那么汉语与印欧语的密切关系的最晚的时间下限，难道不是印欧人在欧亚草原上出现的时间上限、也就是六千多年前吗？
（六）、已知的印欧人包括吐火罗人的文字都是拼音文字，如果他们真的“征服了黄河流域”，那么殷墟出土的甲骨上刻的应该是拼音文字才对啊，为什么却是象形文字呢？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会使用被他们征服的达罗毗荼人的象形文字吗？
（七）、草原上产生不了城市建筑的词汇，也不需要从外面引进，而周书中又提到汉语与印欧语中有关于城市建筑的同源词汇，既然印欧人中只有吐火罗人到达中国，那么相关同源词充其量也只应该出现在吐火罗语与汉语之间，何以西欧与北欧语中也有与汉语对应的关于城市的词汇呢？
（八）、周及徐在文中把汉印欧语的亲缘关系归于印欧人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向外扩张所致，这个时间的上限不超过公元前3000年，但他在书中又称“从大约公元前1500年上溯至新石器时代以至更早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汉语和印欧语有过密切关系”（P.616），如从新石器时代算起至少在上万年以前，而象“斧”、“剫”、“磨”这些词汇的历史无疑可以上溯到更早的旧石器时代，至少也在两万年以上，那么这两种说法的自相矛盾究竟是怎么回事？
（九）、最后再补充一个未见于周书中的证据，就是印欧人与华夏人的饮食习俗差异。周文中称印欧人“征服了黄河流域”，又称“夏商周同族”，言下之意指夏商周三代都是印欧人建立的，但是印欧人以牛羊乳为食，而至少商代甲骨文和周代文献都证明这两个统治集团是不以牛羊乳为食的[2]，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普遍不能以牛奶为主食，这用医学上的说法叫乳糖不耐受[3]，而经历过游牧社会的印欧语各民族则不存在这种现象，他们成年后仍然可以象喝水一样地喝牛奶，如果商、周两朝的统治者是印欧人，为什么他们忽然放弃了喝牛奶呢？
对于上面这些问题，如果周及徐无法给出能够自圆其说的回答的话，那么他所谓的印欧人“向东跨过中亚大草原，踏破天山，征服了黄河流域”的高论也终究只是学术史上的一个笑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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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见链接：
http://www.docin.com/p-154591786.html[2]中国文明的这一特征早有学者论及，竺可桢说：“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先生曾谓世界文明各国历史上惟汉族未染饮牛羊乳酪之习惯，似古代未曾经游牧阶级者，此言诚有至理”。见《竺可桢文集》242页。
[3]人类婴儿正常情况下在断奶后就逐渐失去对乳中的乳糖的消化能力，因为断奶后所吃的食物中基本不含乳糖，肠道如果继续合成专门用来消化乳汁的乳糖酶就是一种浪费，同时也会造成成年人与婴幼儿争夺乳汁为食的不利于种群延续的现象。游牧民族能以动物乳汁为食，则是在食物短缺而动物乳又易得的环境中经过数千年的适应而形成的能力，然后作为一种遗传特征传给后代，但这并非人类进化的必由之路，今日世界上不能终生消化乳糖的人群仍占人类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