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平王氏宗亲 一、王震与苏轼的交游 王震与苏轼兄弟早就有交往，苏轼比王震大十岁，大约在英宗治平（1064——1067年）年间，王震就曾以文贽见苏轼，大得苏轼赏识。 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谪黄冈；元丰末年，移汝州团练副使，这时王震正在中书，为作制词云：“苏某谪居已久，念咎已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苏东坡甚为叹服，而且一直对王震心存感激。“元祐初，坡入掖垣，尚与王子发（王震字）同僚，和子发诗云：“清篇带月来霜夜，妙语先春发病颜。”盖为此也。”（宋·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五《东坡移汝州制乃王子发词》）这首诗的原诗是《次韵王震》，反映了他们中、晚年的状况，可见他们交情之早、之深，到老都有诗文往还，所谓“诗酒暮年犹足用”是也。可惜的是，王震的诗已不传。 诗云： 携文过我治平间，雾豹当时始一斑。 闻道吹嘘借余论，故教流落得生还。 清篇带月来霜夜，妙语先春发病颜。 诗酒暮年犹足用，竹林高会许时攀。 （《苏轼全集·诗集》卷二六） 他赴知蔡州时，苏轼、苏辙兄弟就有诗为他送行，同时还有他的叔王巩有诗送他，二苏即用其韵。不过，王巩的诗已不存。苏轼诗有两首，诗云： 横门老苔藓，松柏千人屯。开樽邀落日，未对乌鸟言。 清风惧吹籁，散乱书帙翻。传呼一何急，人马从车奔。 贫居少来宾，邻妇窥篱藩。墙头过春酒，绿泛田家盆。 比来伏清蒲，坐捉白兽樽。王猷修润色，亦有簿领烦。 朝廷贵二陆，屡闻天语温。犹能整笔阵，愧我非韩孙。 （同上《诗集》卷二七《用王巩韵增其侄震》） 九天插门开，万马先朝屯。举鞭红尘中，相见不得言。 夜走清虚宿，扣门惊鹊翻。君家汾阳家，永巷车雷奔。 夕郎方不夕，列戟以自藩。相逢开月阁，画檐低金盆。 至今梦中语，犹举灯前樽。阿戎修玉牒，未惮笔削烦。 君归助献纳，坐继岑与温。我客二子间，不复寻诸孙。 （同上《诗集》卷二七《用王巩韵送其侄震知蔡州》） 苏辙诗中对他甚见称许。诗云： 朝廷入忘返，冠盖如云屯。贤哉贵家子，独以民社言。 西台出命书，落笔波涛翻。东台典封驳，坐惜日月奔。 试剧得上蔡，高卧强东藩。旱岁独多麦，时雨如倾盆。。 铃轩省鞭扶，幕府多壶樽。逡巡文字乐，斥去簿领烦。 赐环行当至，坐席恐未温。三槐日成阴，富贵属曾孙。 （《栾城集》卷一四《送王震给事知蔡州》） 就两个人的诗而言，显然大苏诗不像小苏诗那样，有一种情感在文字中流动，看得出苏辙与王震的关系更深一些。而两个人显然都对王震有很高的期望。 二、王古与苏轼的交游 王古与苏轼的交往，主要在王古知广州任上时。王古政声很好，苏轼在给他的信中，就曾说：“比闻政誉甚美，仁明之外，济之以勤，想日有及物之益。”另一封信说他“新政恺悌，已穆然岭海间矣。”（《苏轼全集·文集》卷五六《与王敏仲十八首》） 他在广州任上做的一件具体的事，是及时采取措施，防止疾疫的扩散，并对病人进行了救治。广州春夏间因商旅所聚，类多疾疫。苏轼在杭州任过太守，广州疾疫传染的情况与之相类，“客先僵仆，因熏染居者”。王古知广州时，就有此役流行，王古及时采取了措施，避免了疾病的扩散。这也是从苏轼的书信中得知的。苏轼的信中说：“承谕津遣孤孀，救病疾疠政无急于此者矣。非敏仲莫能行之，幸甚！”王古也在与苏轼的信中称：“此等为仕宦快意事。”（同上） 同时，他为政能广听博采众人的意见，只要于政事、民情有所便利，则采用不疑。另一件具体的工作，是由上面提到的疾疫而引起的。苏轼在惠州，听罗浮山道士邓守安的建议，于是修书给知广州的王古，告知之：“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惟官员既有利者，得饮刘王山井水，贫下何由得？”（同上）苏轼按照道士所云，告诉王古，在离广州二十里处的蒲涧山有滴水岩，因水势高，其方法是：“于岩下有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石槽以便汲取者。” 苏轼对这个工程有一个比较大的计划，要“用大竹万余竿，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费数百千可成”。但是，竹子容易坏，需要有备用的大竹子随时更换，所以，还要做好这项工作，“于循州置少良田，令岁可得租课五七千者，令岁买大筋竹万竿，作筏下广州，以备不住抽换。又须于广州城中置少房钱，可以日掠二百，以备抽换之费。专差兵匠数人，巡觑修葺”。 这个方法，可以解决广州的饮水问题，苏轼认为：“自有广州以来，以此为患，若人户知有此作，其欣愿可知，喜舍之心，料非复塔庙之比矣。”“一城贫富同饮甘凉，其利更不在言也。”（同上） 这项工作，最后还是在王古的领导下顺利完成了，因为苏轼的另一封信，提到了这项工程：“闻遂作管引蒲涧水甚善。”而且，苏轼还提了一个新的建议，“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道远，日久，无不塞之理。若无以验之，则一竿之塞，辄累百竿矣。仍愿公擘画少钱，令岁入五十余竿竹，不住抽换，永不废。”（同上）看来苏轼还是非常细心的。其实，这也体现了苏轼人生的阅历和对事物的留心。 王古能采纳俗世的建议，说明了他为人的坦荡。苏轼以罪废之身，待罪惠州，不用说听其建议，就是与他稍有来往，就要担心被他人打“小报告”。苏轼对此也有自知之明，在向王古提建议的同时，也说：“某喜公济物之意，故密以告，可否更在熟筹，慎勿令人知处于不肖也。”（同上）但王古却能信之，用之，且与苏轼保持了比较多的书信来往，应该看出，王古是一个正直的官吏，不会因人一时的穷通得失，而去趋炎附势或落井下石。 实际上，苏轼贬居惠州（1094——1098年）期间，与王古的书信就达十八篇之多，可见与之关系是比较亲密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王古正以宝文阁待制知广州，离惠州比较近。但苏轼因得罪新党，在别人唯恐避之不及，而王古能殷殷关怀，这也不是一般俗吏能够做到的。 第一封信，是苏轼迁新居不久，写给王古的，时值春天，苏轼的心情也因“甘雨应期，远迩滋洽”而喜慰。信中显露了苏轼乐观旷达的心怀：“某凡百粗遣，适迁过新居，已浃旬日，小窗疏篱，颇有幽趣。贱累亦不久到矣。”第二封信中云：“两蒙赐教，慰感至深。”“越人事嬉游，盛于春时，高怀俯就，想复与众同之，天色澄穆，亦为此时也。莫缘陪后乘，西望增慨。”（同上）即使一封普通的书信，苏轼也写得情文并茂，甚见风采。从信中，我们知道王古是有书信给苏轼的，因第四封云：“辱手教，荷戴深矣。” 王古与苏轼的书信来往，绝对不是官场上的应酬，做的是官面文章。一方面，苏轼贬谪惠州，是戴罪之身，王古根本没有必要和他应酬；另一方面，肃然王古的书信已经散失，但从苏轼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二人的交谊是发自内心的不。相互之间有什么新闻、政务，他们都有交流。甚至苏轼的困难、处境以及日常琐事，都会在信中述说，这绝不是一般的交情能够做到的。如云： 自幼累到后，诸孙病患，纷纷少暇，不若向时之阒然也。 长子迈将家来，以到虔，今遣幼子过往循迎之，闰月初可到此。老幼复得相见，又一幸事也。 春来雨旸调适，必善岁也，想谓勤恤之怀。 近颇觉养生事绝不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谈，便是妙诀，咽津纳息，真是丹头，仍须用寻常所闻般运溯流，令积久透彻乃效也。 絮絮道来，如叙家常，情谊溢于字里行间。 苏轼遇到困难也会向王古求助的。如苏轼起宅子，“用六七八千，囊为一空，旦夕之忧也”。希望王古能向曹司说，把前年已收去的折支卷兑现。“告公一言，传同年，必蒙相哀也。”（同上）有些则是苏轼代人所求。如为医生林忠彦求一博士助教名目，后来，王古帮忙，给林医补了一个阙。 还有件事，是向王古打探消息的。 又见自五羊来者，录得近报，舍弟复贬西容州，诸公皆有命，本州亦报近贬黜者，料皆是实也。闻之，忧恐不已，必得其祥敢乞尽一是以示下。不知某犹得久安此乎否？若知之，可密录示， 得作打叠擘划也。忧患之来，想皆前定，犹欲早知，少免狼狈。非公风义，岂敢控告。（同上） 这也反映了谪宦生涯中的苏轼，稍有风吹草动，就如惊弓之鸟的情景，，读之令人生哀。但这又是真实的，因为不久，苏轼就再被远谪到海南岛去了，而王古，也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夺职知袁州了。惟其真实，才更显政敌的残酷无情，人生的漂泊无奈。 三、对王素的情义 苏轼兄弟与王素是熟悉的，在《三槐堂铭》中，苏轼也说：“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同上《文集》卷一九《三槐堂铭文并序》）在为王素所写真赞的序言里，苏轼写到了他们之间的相识与交往，“嘉佑中，始识懿敏王公于成都”。其后更因与王巩的交谊，使他们之间有了更多往来。苏轼文集中与王素的文章有两篇： 1、《王仲仪砚铭》： 汲、郑蚤闻，颇、牧晚用。谏草风生，羽檄雷动。人亡器有，质小任重。施易何常，明哲所共。（同上《文集》卷一九） 2、《王仲仪真赞并序》： 《孟子》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又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谓世臣者，岂特世禄之人，而巨室者，岂特侈富之家也哉？改功烈已著于时，德望已信于人，譬之乔木，封植爱养，自拱把以至于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无事，商功利，客殿最，诚不如新进之士。至于缓急之际，决大策，安大众，呼之则来，挥之则散者，惟世臣、巨室为能。余嘉祐中，始识懿敏王公于成都，其后从事于岐，而公自许州移镇平凉。方是时，虏大举犯边，转运使摄帅事，与副总管议不合，军无纪律，边人大恐，声摇三辅。及闻公来，吏士踊跃传呼，旗 旆精明，鼓角讙亮，虏即日解去。公至，燕劳将佐而已。余然后知老臣宿将，其功用盖如此。使新进之士当之，虽有韩、白之勇，良、平之奇，岂能坐胜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宁四年秋，余将往钱塘，见公于私第佚老堂，饮酒至暮。论及当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复见，子厚自爱，勿忘吾言。”既去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赞，以遗其子巩。词曰： 堂堂魏公，配命召祖。显允懿敏，维周之虎。魏公在朝，百度为正。懿敏在外，有闻无声。高明广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围，宜宫宜堂。天既厚之，又贵富之。如山如河，维安有之。彼窭人子 ，既陋且寒。终劳永忧，莫知其贤。曷不观此，佩玉剑履。晋公之孙，魏公之子。（同上《文集》卷一二） 苏辙在王素死后，有《王仲仪尚书挽词》： 谢公德业久弥新，幼度英奇也绝伦。 父子俱贤真不朽，功名自致岂相因。 边兵屡动思良将，延论萧条忆诤臣。 青史世家他日事，新阡宿草倍沾巾。 四、王恪与苏辙之交 王恪是旦长子王雍之子。关于王恪的资料非常稀少，清人王国栋的《王氏宗谱》（清抄本）也只说：“字广渊，以荫补将作监主簿，历司门郎中。配向氏，丞相文简公敏中之孙，龙图阁直学士传式女，封汴梁郡君。”（卷一）仅此而已。苏轼表兄文同（字与可）《丹渊集》卷一八有《送王恪司门知绛州》所记相同。至于苏辙与王恪的交谊，则只能凭苏辙的一首诗作为证据了。《栾城集》有《送王恪郎中知襄州》： 魏公德业冠当年，汝守威名竦汉边。 将相传家俱未远，子孙到处各推贤。 风流最喜君真似，符竹连分政得专。 岘首重寻碑堕泪，习池还指客横鞭。 逃亡已觉依刘表，寒俊应须礼浩然。 当有郡人知古意，拦街齐唱接篱篇。 （卷三） 诗作于元丰（1078—1085年）中。李之亮《宋两湖大郡守臣易替考》考为元丰六年至八年（页466），是知王恪曾知襄州，可以补三槐人物事迹之缺。 来源:王听兰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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