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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背景第一是经济发展的水平高。首先隋朝的强盛给唐朝积累了很好的经济基础，虽然隋存在的时间很短，但是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之一。经济基础好带来空前强盛的综合国力，军事实力非常强。所以对于丝绸之路上秩序的维持，包括对其他国家的交流上都有相当大的优势。因为繁荣所以对其他民族有震慑力，也会吸引很多少数民族，胡人到来。其次许多民族政策也是在征战过程中对如何处理这些少数民族产生的。还有唐朝完善的政治制度，文化水平，让这些少数民族主动接受了唐朝。 比如唐太宗贞观4年打败突厥，原属东突厥的各属国归属唐朝，推唐太宗为天可汗。唐朝事实上已取代东突厥成为东亚盟主，8年打败吐谷浑，14年平定高昌，高宗显庆二年打败西突厥，一直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唐朝的势力都处于高峰。天可汗的实际效用发挥了100多年。这样的国力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融合。 最后唐朝的立国者对外来文化采取兼容政策。对外来思想、文化都是一个接纳的态度。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统治者的态度直接决定到了这种民族政策。 第二个为什么其他统治者没有这种眼界。 首先我认为不可否认的一点与统治者的出身有关。李氏本身有鲜卑族血统（李渊母亲是鲜卑族），对少数民族自然不像其他统治者排斥。 其次在北边的长期居住，使其受到胡人影响较深。北朝就是一个胡汉文化融合的时期，这种特点延续影响到了唐朝的统治者。 客观上唐朝国力强盛，吸引胡人多。加上魏晋南北朝遗留的影响，本身受到外族文化影响多，也更容易接受胡人。而且唐朝的平民心态应该也都是比较开放包容，方便了政策实施。 历史上的其他统治者也并非全都是没有如此眼界，也事实上受到了所处客观环境的影响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唐朝河北藩镇的“胡化”问题。 明明是胡人们在汉化，一个个穿着汉人衣服，说着汉语，用着汉人的姓名，学习着汉人的风俗习惯，却被简单地归纳为胡化！ 其实这里有个大背景。 那就是唐朝对胡人的安置政策。 最初，突厥人内乱的时候，有一些失败者带着自己的部落无处可去，给唐廷摇白旗恳求安置。 于是唐廷就在实际控制领域内的边塞地区划一块土地让他们放羊，并让他们随时听候调谴当兵用。 这些边塞地区基本就是现在的宁夏、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 突厥汗国灭亡后，对这些投降的突厥人如何安置又有了问题。 抱着完全消化突厥的野心，唐廷基本是采用了鼓励突厥人南下来唐朝农耕游牧交界区放羊当兵的政策，于是包括突厥人在内的原本居住在新疆、蒙古的游牧民族就开始南下，一边放羊，一边给唐朝当大兵，他们居住于边塞城市外围，被形象地称为“城傍”、“蕃兵”。 时间久了，宁夏、河北、山西这些地方就胡人越来越多，造成了一种这些地方都被“胡化”的假像。 当地居住的汉人为了交流方便，往往也会说几句胡人的语言。 其实这些胡人，超不过三代，都跟汉人无异了。 而且当时也没什么伊斯兰教，他们也不会形成回族。 因为这些胡人成分复杂，光自称突厥人的就有好几十种，语言人种各不相同，更别说契丹人、室韦人、靺鞨人、高句丽人、库莫奚人、党项人等等了。他们中没有一个文化和语言能占上风的，除了被汉化之外，几乎没有第二条出路。 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安禄山又四处搜集各色胡人中的勇士，训练了一支叫“曳落河”的军队。然而安禄山自己也种族不明，父亲是粟特杂胡，母亲是突厥巫婆，都是边缘人群出身，根本没有游牧民中最具有民族认可因素的部落传承。他这支军队，也多数都是如果不说汉语的话都跟其他胡人军官语言不通的契丹人和库莫奚人。 安禄山、史思明、李宝臣、王武俊、李正己等等等等这些在河北山西一带纵横多年的胡人军阀，莫不如此，都断了部落传承，说着汉话，用着汉人的姓名，生活习惯也都跟汉人没有两样。 这些人汉化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他们大量涌入河北山西，自然也就造成了一种河北山西“胡化”的假像。石敬瑭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你让一个沙陀人，在一个沙陀人唱主角的年代中，为后世的汉人负责，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无厘头的事情。最终：文武双全，一代枭雄，能屈能伸，开中华门户，积四百年国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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