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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官制胜门生礼,惭负君恩隔九重
———欧阳修与晏殊的恩怨
张再林
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
一时闻望朝廷重，余事文章海外传。
旧馆池台闲水石，悲笳风日惨山川。
解官制胜门生礼，惭负君恩隔九重。
———欧阳修《晏元献公挽辞三首》之三
这首诗是欧阳修在北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为悼念晏殊去世而作。诗中先是对晏殊的一生作了全面而又高度的概括（晏殊在当时就是以“太平宰相词人”而著称的），然后说到白己的哀思：虽说以遭父母之丧那样的礼节———丁忧去职来表达对恩师的怀念，是超过门生之礼的，但即便如此，恐怕也很难弥补有负师恩的深深歉疚了。欧阳修的这番话并非泛泛而谈，实乃有感而发，他与晏殊之间确有一段难以明言的恩怨。
晏殊(991—1055)，字同叔，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十三岁时以神童荐于朝，受到真宗的赏识，赐同进士出身。一生总的说来仕途顺利，遍掌朝廷政务、军事、财政、监察等最高机关职务，官至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又历任颖州（今安徽阜阳）、陈州（今河南睢阳）、许州（今河南许昌）等处的地方行政长官，卒溢元献。不过，晏殊在政治方面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建树，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方面。北宋前期的政治家如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学家如宋祁、梅尧臣、张先等等，都曾得到过晏殊的培养或提拔。而欧阳修也是在晏殊的奖拔下成长起来的：天圣八年（1030）晏殊知礼部贡举，批评当时的科举考试“专取记诵，非取士之意也”，主张应“并试策问，参其所习，以较才识短长”(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举欧阳修为第一。南宋王銍《默记》卷中记载了这次考试的具体情形：
晏元献(殊)以前两府作御史中丞，知贡举，出《司空掌舆地之图赋》。既而举人上请者，皆不契元献之意。最后，一目瘦弱少年独至帘前，上请云：“据赋题，出《周礼·司空》，郑康成注：‘如今之司空，掌舆地图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舆地之图而已。’若如郑说，‘今司空掌舆地之图也，’汉司空也。不知做周司空与汉司空也?”元献微应曰：“今一场中，惟贤一人识题，正谓汉司空也。”盖意欲举人自理会得寓意于此。少年举人，乃欧阳公也。是榜为省元。
在众多士子中，居然只有欧阳修一人能理解考官出题的用意，足证其博学多识，而这也就难怪他会得到晏殊的青睐，并被擢为进士第一了(按:宋制,礼部试进士第一名称“省元”。因礼部属尚书省,故称)。欧阳修进士及第后,被任命为西京(洛阳)留守推官,他在洛阳任职期间与著名文士钱惟演、梅尧臣、谢绛、尹洙、尹源兄弟等人结为文章挚友,相互赠答,倡导文风改革,一时卓有影响,“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宋史·欧阳修传》)。而后来欧阳修又培养和提拔了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等人,为北宋中后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证”。宋人朱弁所发“晏丞相(殊)、欧阳少师(修)巍乎为一世龙门”(《曲洧旧闻》卷一)之感叹,主要即是着眼于二人在奖拔人才方面的特殊功绩。从这里可以看出,晏殊的识拔欧阳修对于宋代文坛而言的确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对宋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然而,后来晏殊与欧阳修之间的关系却产生了裂痕,直到晏殊去世也未能完全“修复”,两人的关系最终未能像欧阳修与苏轼之间的师生情谊那样成为文坛上的一段佳话,反而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至少有这样两件事情给两人的关系带来了不利影响：
其一是“西园赋雪事件”。
庆历元年(1041),曾因支持范仲淹的革新而一度被贬为夷陵县(今湖北宜昌)令、乾德县(今湖北光化)令的欧阳修回到京城,出任集贤校理。此时的欧阳修虽经历了一番宦海风波,但在文坛上的名气却越来越大。而他的恩师晏殊这时则已是掌国家军事的最高长官———枢密使。此时距欧阳修进士登第已有十一年,在这十余年的时间里,师生二人都在向着人生的颠峰迈进,此番又相聚于京城,应该是非常惬意的。却不料这年冬天发生的一件事给两人的关系投下了浓重的阴影,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记载了事情的经过：
庆历中,西师未解,晏元献公殊为枢密使,会大雪,欧阳文忠公与陆学士经同往候之,遂置酒于西园。欧阳公即席赋《晏太尉西园贺雪歌》, 其断章曰：“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晏深不平之，尝语人曰：“昔日韩愈亦能作诗词，每赴裴度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却不曾如此作闹。”
在漫天飞雪的良辰美景饮酒赋诗，本是一件难得的赏心乐事，但欧阳修所作，却语含讽谏，意谓当时掌管全国军事的晏殊不能一味欣赏雪景，更要想到边关戍卒的冷暖。而在晏殊看来，这种讽谏不免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坏人兴致，故很不高兴。从此两人的关系开始产生裂痕，《永乐大典》卷一八二二二引《东轩笔录》佚文云：
欧阳文忠(修)素与晏公无它，但自即席赋雪诗后,稍稍相失。晏一日指韩愈画像语坐客曰：“此貌大类欧阳修，安知修非愈之后也。吾重修文章，不重它为人。”
此事宋人赵令的《侯鲭录》、吴曾《能改斋漫录》、阮阅《诗话总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均有记载。而《侯鲭录》在记此事时更谓：“次日，蔡襄遂言其事，晏作此罢相。”按欧集注此诗作于庆历元年(1041)，而晏殊的罢相是在三年之后的庆历四年(1044)，与此诗并无关涉,《侯鲭录》所记有误。
其二是“晏殊罢相事件”。
不过，晏殊也并未因“西园赋雪事件”而彻底疏远欧阳修，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晏殊在庆历三年（1043）出任宰相兼枢密使时，还主动向朝廷荐举欧阳修为谏官。不料这番“荐举”却引发了两人关系的更深裂痕。当时北宋与西北邻国西夏关系紧张，西夏拒不称臣，且邀索无厌，晏殊不愿开战，主张妥协退让；但欧阳修却认为应该抑其骄慢。两人政见不合，晏殊“苦其(欧阳修)论事烦数，或面折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二）
庆历四年(1044),朝廷派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使，谏官孙甫、蔡襄奏《乞留欧阳修札子》，谓“任修于河北而去朝廷，于修之才则失其所长，于朝廷之体则轻其所重”，认为欧阳修应继续留任。而晏殊却坚持要遣欧阳修外任，孙、蔡遂联名弹奏晏殊，晏殊因此而罢相，出知颖州。
从此，晏殊对欧阳修的态度越发冷淡甚至反感。欧阳修虽有时还以学生的身份给晏殊写信，表达关切、敬重之意，如庆历七年(1047)，欧阳修写信安慰离开朝廷到颖州为官的晏殊，称他的此番外任，“日有林湖闲燕之乐”，“乃大君子以道出处之方，而元老明哲所以为国自重之意也。”（《与晏元献公书》）但晏殊始终不能释怀。皇祐元年（1049），欧阳修移知颖州，而晏殊已于一年前移知陈州，欧又作书致意，略云:
修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贡举，修以进士而被选抡；及当钧衡，又以谏官而蒙奖擢。出门馆不为不旧，受恩知不谓不深。然而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岂非漂流之质愈远而弥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动常得咎，举辄累人，故于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请郡符。问遗老之所思，流风未远，瞻大邦之为殿，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恳悃之诚，庶几少赎旷怠之责。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学者宗师，尚屈蕃宣，行膺图任。伏惟上为邦国，倍保寝兴。企望旌麾，无任激切。
在这封信里,欧阳修先是回忆了自己受晏殊知遇,被擢进士及第和引为谏官的经过,接着讲到与晏殊的生疏之处(“然而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表明心迹,然后说自己来到晏殊曾做过知州的颖州做官,实为人生之幸,最后表达敬仰之情,希望晏殊为国珍重。欧阳修的这封信辞情恳切,流露出对老师的一片深情厚意。然而晏殊的回复却相当草率,据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所记云:
晏公不喜欧公,故欧阳公自分镇叙谢,有曰:“出门馆不为不旧,受恩知不谓不深。然而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岂非漂流之质愈远而弥疏,疏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动常得咎,举辄累人,故于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请郡符。问遗老之所思,流风未远,瞻大邦之为殿,接壤相交。”晏公得之,对宾客占十数语,授书史作报。客曰:“欧阳公有文声,似太草草。”晏公曰:“答一知举时门生,已过矣。”
此事宋人潘《潘子真诗话》亦有记载,其记晏殊的态度与《邵氏闻见后录》略同:“晏得书,即于书尾作数语,授掌书记眷本答之,甚灭裂。坐客怪而问焉,晏徐曰:‘作答知举时一门生书也。’意终不平。”不过,潘把欧阳修致书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八年前的那次西园赋雪诗事件,“永叔颇闻晏因赋雪诗有语……乃作启叙生平出处,以致谢悃”,就有失牵强了。
此后两人虽仍有往来,如皇祐四年(1052),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夫人去世,晏殊遣使慰唁,欧阳修回信谢其轸念之意,但那已只是表面上礼节性的应酬而已。至和二年(1055),晏殊去世,欧阳修为其撰《观文殿大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赠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铭》,又作《晏元献公挽辞三首》,不妨让我们来看其中的另外两首诗:
接物襟怀旷，推贤品藻精。谋猷存二府，台阁遍诸生。帝念宫臣旧，恩隆衮服荣。春风绿野迥，千两送铭旌。
四镇名藩忽十春，归来白首两朝臣。上心方喜亲耆德，物论犹期秉国钧。退食图书盈一室，开樽谈笑列嘉宾。昔人风采今人少，恸哭何由赎以身。
这两首诗也都是表达对晏师的深情怀念,只是角度略有不同:第一首着重称赞晏殊为朝廷推引人才,奖掖后进方面的贡献;第二首则重在怀念晏殊在政事文章方面的那种难以企及的“风采”。这里有的只是对恩师的敬重和怀念,至于那些往日的恩怨纷争则已被抛到一边,只留下一段遗憾任由后人评说了。
解官制胜门生礼,惭负君恩隔九重
———欧阳修与晏殊的恩怨
张再林
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
一时闻望朝廷重，余事文章海外传。
旧馆池台闲水石，悲笳风日惨山川。
解官制胜门生礼，惭负君恩隔九重。
———欧阳修《晏元献公挽辞三首》之三
这首诗是欧阳修在北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为悼念晏殊去世而作。诗中先是对晏殊的一生作了全面而又高度的概括（晏殊在当时就是以“太平宰相词人”而著称的），然后说到白己的哀思：虽说以遭父母之丧那样的礼节———丁忧去职来表达对恩师的怀念，是超过门生之礼的，但即便如此，恐怕也很难弥补有负师恩的深深歉疚了。欧阳修的这番话并非泛泛而谈，实乃有感而发，他与晏殊之间确有一段难以明言的恩怨。
晏殊(991—1055)，字同叔，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十三岁时以神童荐于朝，受到真宗的赏识，赐同进士出身。一生总的说来仕途顺利，遍掌朝廷政务、军事、财政、监察等最高机关职务，官至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又历任颖州（今安徽阜阳）、陈州（今河南睢阳）、许州（今河南许昌）等处的地方行政长官，卒溢元献。不过，晏殊在政治方面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建树，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方面。北宋前期的政治家如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学家如宋祁、梅尧臣、张先等等，都曾得到过晏殊的培养或提拔。而欧阳修也是在晏殊的奖拔下成长起来的：天圣八年（1030）晏殊知礼部贡举，批评当时的科举考试“专取记诵，非取士之意也”，主张应“并试策问，参其所习，以较才识短长”(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举欧阳修为第一。南宋王銍《默记》卷中记载了这次考试的具体情形：
晏元献(殊)以前两府作御史中丞，知贡举，出《司空掌舆地之图赋》。既而举人上请者，皆不契元献之意。最后，一目瘦弱少年独至帘前，上请云：“据赋题，出《周礼·司空》，郑康成注：‘如今之司空，掌舆地图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舆地之图而已。’若如郑说，‘今司空掌舆地之图也，’汉司空也。不知做周司空与汉司空也?”元献微应曰：“今一场中，惟贤一人识题，正谓汉司空也。”盖意欲举人自理会得寓意于此。少年举人，乃欧阳公也。是榜为省元。
在众多士子中，居然只有欧阳修一人能理解考官出题的用意，足证其博学多识，而这也就难怪他会得到晏殊的青睐，并被擢为进士第一了(按:宋制,礼部试进士第一名称“省元”。因礼部属尚书省,故称)。欧阳修进士及第后,被任命为西京(洛阳)留守推官,他在洛阳任职期间与著名文士钱惟演、梅尧臣、谢绛、尹洙、尹源兄弟等人结为文章挚友,相互赠答,倡导文风改革,一时卓有影响,“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宋史·欧阳修传》)。而后来欧阳修又培养和提拔了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等人,为北宋中后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证”。宋人朱弁所发“晏丞相(殊)、欧阳少师(修)巍乎为一世龙门”(《曲洧旧闻》卷一)之感叹,主要即是着眼于二人在奖拔人才方面的特殊功绩。从这里可以看出,晏殊的识拔欧阳修对于宋代文坛而言的确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对宋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然而,后来晏殊与欧阳修之间的关系却产生了裂痕,直到晏殊去世也未能完全“修复”,两人的关系最终未能像欧阳修与苏轼之间的师生情谊那样成为文坛上的一段佳话,反而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至少有这样两件事情给两人的关系带来了不利影响：
其一是“西园赋雪事件”。
庆历元年(1041),曾因支持范仲淹的革新而一度被贬为夷陵县(今湖北宜昌)令、乾德县(今湖北光化)令的欧阳修回到京城,出任集贤校理。此时的欧阳修虽经历了一番宦海风波,但在文坛上的名气却越来越大。而他的恩师晏殊这时则已是掌国家军事的最高长官———枢密使。此时距欧阳修进士登第已有十一年,在这十余年的时间里,师生二人都在向着人生的颠峰迈进,此番又相聚于京城,应该是非常惬意的。却不料这年冬天发生的一件事给两人的关系投下了浓重的阴影,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记载了事情的经过：
庆历中,西师未解,晏元献公殊为枢密使,会大雪,欧阳文忠公与陆学士经同往候之,遂置酒于西园。欧阳公即席赋《晏太尉西园贺雪歌》, 其断章曰：“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晏深不平之，尝语人曰：“昔日韩愈亦能作诗词，每赴裴度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却不曾如此作闹。”
在漫天飞雪的良辰美景饮酒赋诗，本是一件难得的赏心乐事，但欧阳修所作，却语含讽谏，意谓当时掌管全国军事的晏殊不能一味欣赏雪景，更要想到边关戍卒的冷暖。而在晏殊看来，这种讽谏不免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坏人兴致，故很不高兴。从此两人的关系开始产生裂痕，《永乐大典》卷一八二二二引《东轩笔录》佚文云：
欧阳文忠(修)素与晏公无它，但自即席赋雪诗后,稍稍相失。晏一日指韩愈画像语坐客曰：“此貌大类欧阳修，安知修非愈之后也。吾重修文章，不重它为人。”
此事宋人赵令的《侯鲭录》、吴曾《能改斋漫录》、阮阅《诗话总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均有记载。而《侯鲭录》在记此事时更谓：“次日，蔡襄遂言其事，晏作此罢相。”按欧集注此诗作于庆历元年(1041)，而晏殊的罢相是在三年之后的庆历四年(1044)，与此诗并无关涉,《侯鲭录》所记有误。
其二是“晏殊罢相事件”。
不过，晏殊也并未因“西园赋雪事件”而彻底疏远欧阳修，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晏殊在庆历三年（1043）出任宰相兼枢密使时，还主动向朝廷荐举欧阳修为谏官。不料这番“荐举”却引发了两人关系的更深裂痕。当时北宋与西北邻国西夏关系紧张，西夏拒不称臣，且邀索无厌，晏殊不愿开战，主张妥协退让；但欧阳修却认为应该抑其骄慢。两人政见不合，晏殊“苦其(欧阳修)论事烦数，或面折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二）
庆历四年(1044),朝廷派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使，谏官孙甫、蔡襄奏《乞留欧阳修札子》，谓“任修于河北而去朝廷，于修之才则失其所长，于朝廷之体则轻其所重”，认为欧阳修应继续留任。而晏殊却坚持要遣欧阳修外任，孙、蔡遂联名弹奏晏殊，晏殊因此而罢相，出知颖州。
从此，晏殊对欧阳修的态度越发冷淡甚至反感。欧阳修虽有时还以学生的身份给晏殊写信，表达关切、敬重之意，如庆历七年(1047)，欧阳修写信安慰离开朝廷到颖州为官的晏殊，称他的此番外任，“日有林湖闲燕之乐”，“乃大君子以道出处之方，而元老明哲所以为国自重之意也。”（《与晏元献公书》）但晏殊始终不能释怀。皇祐元年（1049），欧阳修移知颖州，而晏殊已于一年前移知陈州，欧又作书致意，略云:
修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贡举，修以进士而被选抡；及当钧衡，又以谏官而蒙奖擢。出门馆不为不旧，受恩知不谓不深。然而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岂非漂流之质愈远而弥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动常得咎，举辄累人，故于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请郡符。问遗老之所思，流风未远，瞻大邦之为殿，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恳悃之诚，庶几少赎旷怠之责。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学者宗师，尚屈蕃宣，行膺图任。伏惟上为邦国，倍保寝兴。企望旌麾，无任激切。
在这封信里,欧阳修先是回忆了自己受晏殊知遇,被擢进士及第和引为谏官的经过,接着讲到与晏殊的生疏之处(“然而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表明心迹,然后说自己来到晏殊曾做过知州的颖州做官,实为人生之幸,最后表达敬仰之情,希望晏殊为国珍重。欧阳修的这封信辞情恳切,流露出对老师的一片深情厚意。然而晏殊的回复却相当草率,据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所记云:
晏公不喜欧公,故欧阳公自分镇叙谢,有曰:“出门馆不为不旧,受恩知不谓不深。然而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岂非漂流之质愈远而弥疏,疏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动常得咎,举辄累人,故于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请郡符。问遗老之所思,流风未远,瞻大邦之为殿,接壤相交。”晏公得之,对宾客占十数语,授书史作报。客曰:“欧阳公有文声,似太草草。”晏公曰:“答一知举时门生,已过矣。”
此事宋人潘《潘子真诗话》亦有记载,其记晏殊的态度与《邵氏闻见后录》略同:“晏得书,即于书尾作数语,授掌书记眷本答之,甚灭裂。坐客怪而问焉,晏徐曰:‘作答知举时一门生书也。’意终不平。”不过,潘把欧阳修致书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八年前的那次西园赋雪诗事件,“永叔颇闻晏因赋雪诗有语……乃作启叙生平出处,以致谢悃”,就有失牵强了。
此后两人虽仍有往来,如皇祐四年(1052),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夫人去世,晏殊遣使慰唁,欧阳修回信谢其轸念之意,但那已只是表面上礼节性的应酬而已。至和二年(1055),晏殊去世,欧阳修为其撰《观文殿大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赠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铭》,又作《晏元献公挽辞三首》,不妨让我们来看其中的另外两首诗:
接物襟怀旷，推贤品藻精。谋猷存二府，台阁遍诸生。帝念宫臣旧，恩隆衮服荣。春风绿野迥，千两送铭旌。
四镇名藩忽十春，归来白首两朝臣。上心方喜亲耆德，物论犹期秉国钧。退食图书盈一室，开樽谈笑列嘉宾。昔人风采今人少，恸哭何由赎以身。
这两首诗也都是表达对晏师的深情怀念,只是角度略有不同:第一首着重称赞晏殊为朝廷推引人才,奖掖后进方面的贡献;第二首则重在怀念晏殊在政事文章方面的那种难以企及的“风采”。这里有的只是对恩师的敬重和怀念,至于那些往日的恩怨纷争则已被抛到一边,只留下一段遗憾任由后人评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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