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民权 | 从晏殊、欧阳修之交恶看晏殊对韩愈的评价

七大王图书室 2023-04-29 发布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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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晏殊、欧阳修之交恶看晏殊对韩愈的评价[1]

彭民权

摘要

与宋初文人对柳宗元的接受一起考察，韩愈在宋初文论中出现的情形大抵有四种：只尊韩愈未提及柳宗元；韩、柳并重；韩为主，柳为次；重柳轻韩。第四种情形极为罕见，晏殊是这种观念的代表人物。这种观念的诞生，与晏殊本身的文学观念有关。晏殊强调师经与学，认为柳宗元两方面兼而有之，因此将柳宗元置于韩愈之上。而从晏殊与欧阳修的关系看，晏殊重柳轻韩还有另一种可能性。由于欧阳修极力提倡师法韩愈古文，与之交恶的晏殊既不能完全忽视韩愈，又不愿完全认同欧阳修的主张，因而选择重柳轻韩的观念。

关键词：晏殊欧阳修韩愈交恶

一、宋初文人

对韩愈的评价

北宋初期，虽然已经有不少文人提倡学习韩愈古文，但韩愈的地位并没有如后世那样崇高，韩愈对宋初文人的影响也有限。如果将韩愈、柳宗元在宋初的影响关联起来考察，宋初文人对韩愈的评价主要有四种情形：

其一，只尊韩愈，未提及柳宗元。这种情形在宋初道学家的文章中较为常见。如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孙复在《上孔给事书》中云：“自夫子殁，诸儒学其道，得其门而入者鲜矣，唯孟轲氏、荀卿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而已。”这种论调实际上是韩愈的道统观的延续。其将韩愈列于孟子、荀子、扬雄、王通之后，正是道统的一脉相承。其《答张洞书》也云：“至于始终仁义，不叛不杂者，惟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而已。”[2]这里加入了董仲舒，但韩愈的地位仍然十分崇高。在这种道统的序列里，柳宗元还没有并列进来的资格。宋初古文运动的主将柳开也有同样的看法。柳开初名肩愈，正表达其对韩愈的推崇。其《应责》云：“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3]这里也是对韩愈道统、文统观念的继续。只不过，在柳开这里，道统和文统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韩愈继承了孔子、孟子、扬雄的道与文。柳开《答臧丙第一书》说得更为明白：“出百余年，俾韩愈氏骤登其区，广开以辞，圣人之道，复大于唐焉。……自韩愈氏没，无人焉。”[4]虽然《宋史·柳开传》称柳开“慕韩愈、柳宗元为文”[5]，但柳开在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韩愈之后，再无人能传承圣人之道。显然，柳宗元也不在其中。当然，柳开最后改名为开，是因为后来“所著文章与韩渐异，取'六经’以为式”[6]，颇有取代韩愈、直承圣人之意向。柳开之后，与孙复同时代的范仲淹也对韩愈十分推崇。其《尹师鲁河南集序》云：“近则唐贞元、元和之间，韩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7]在他看来，韩愈的地位显然是柳宗元无法比拟的。

其二，韩、柳并提，两者地位相当。这种情形，在宋初文论中较为常见。如田锡《贻陈季和书》云：“世称韩退之、柳子厚萌一意，措一词，苟非美颂时政，则必激扬教义。故识者观文于韩、柳，则警心于邪僻。抑末扶本，跻人于大道可知矣。”这里将韩愈、柳宗元并提，认为他们之文都是宣扬古圣人之大道，足见对二人推崇备至。其《贻宋小著书》也云：“锡以是观韩吏部之高深，柳外郎之精博。”[8]虽然一为高深，一为精博，评价并不相同，但二人地位相当，并无高下之分。宋初古文运动的另一主将王禹偁也持类似的观点。其《答张扶书》云：“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吏部而已。”[9]这里将韩愈尊为古文之主，并没有提到柳宗元，似乎二人之地位在王禹偁那里有高下之别。但其《送孙何序》云：“会有以生之编集惠余者，凡数十篇，皆师戴六经，排斥百氏，落落然真韩、柳之徒也。”[10]这里又明确将韩、柳并提，认为二人是继承六经传统的宗师。显然，在王禹偁那里，韩、柳仍然是旗鼓相当的角色。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穆修在《唐柳先生集后序》中也说：“唐之文章……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风，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能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蔑愧让者，非二先生之文则谁与？”[11]穆修此文为柳宗元文集序言，自然当以柳宗元为主，但其对柳宗元推崇备至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甚至贬低韩愈，仍然将二者并提，认为韩愈、柳宗元直接继承古圣人文风，韩、柳之文是唐代文章的典型代表。此外，赵湘《本文》也云：“韩退之、柳子厚既殁，其言者宜与余言异也。”[12]赵湘直言其文乃与韩、柳文章一脉相承，显然在他看来，韩、柳地位也相当，没有高下之分。

其三，韩为主，柳为从。这种观点在宋初文论中也较为常见。最典型的说法是陈彭年于《故散骑常侍东海徐公集序》中提出的“韩吏部独正其非，柳柳州辅成其事”[13]。既然柳宗元为辅，韩、柳之地位自然有主次之别。姚铉在《唐文粹序》中也云：“惟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邃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轥轹，首倡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湜又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然悬诸日月。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颜、孟，斯得之矣。”[14]这里，将柳宗元与李翱、皇甫湜等韩愈门徒相提并论，柳宗元自然为韩愈之从，二者地位不可同日而语。宋祁也持相同观点。其《新唐书·文艺列传序》云：“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15]韩愈倡古道，柳宗元等起而和之，主从之分已经十分清楚了。这也就是孙何在《文箴》中所说的“续典绍谟，韩领其徒”[16]，虽没提及柳宗元，但综合前面三人的观点来看，柳宗元似乎也应包含在韩愈“其徒”之中。

其四，轻韩重柳。这种观点跟前面的大相径庭，在宋初文论中极为少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便是晏殊。

二、晏殊对韩愈的评价

晏殊以文才进入政坛。其幼以神童知名，并被皇帝赐同进士出身。《宋史》本传云其“七岁能属文”，廷试时文、诗、赋、论等都为真宗称赏。晏殊后来身居高位，文才依然为世称道。《宋史》本传称其“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晚岁笃学不倦”[17]。欧阳修《侍中晏公神道碑》更是称其“以文章为天下所宗”[18]。而晏殊之所以能在宋代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都因其文学成就世所公认，尤其精于诗词。

晏殊以词名世，有《珠玉词》流传至今。其诗流传至今的也有一百多首。就文章而言，除了奏章，晏殊流传下来的文章极少。因而学界对晏殊的研究，多集中在其词作及词风上，对其文论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富贵气”这一观念的研究上。但在宋初文论中，晏殊对韩愈的评价独树一帜，颇值得玩味。其在《与富监丞书》中说：

某少时闻群进士盛称韩、柳，茫然未测其端。洎入馆阁，则当时隽贤方习声律，饰歌颂，诮韩、柳之迂滞，靡然向风，独立不暇。自历二府，罢辞职，乃得探究经诰，称量百家，然后知韩、柳之获高名为不诬矣。迩来研诵未尝释手。若乃扶道垂教，刬除异端，以经常为己任，死而无悔，则韩子一人而已，非独以属词比事为工也。如其祖述坟典，宪章骚雅，上轹三古，下笼百氏，极万变而不哗，会众流而有归，适然沛然，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者，子厚其人也。彼韩子者，特以纯正高雅，懔然无杂，乃得与之齐名耳。必也兼该泛博，驰骛奔放，则非柳之敌，况他人哉!独孤、权、刘或及其门，或升其堂，未可以造室也。[19]

在宋初，韩、柳并不为世人重视。对此，晏殊并不讳言。晏殊由李虚己推荐给杨亿，并由杨亿、张知白推荐参加廷试，由此走上仕途。而其入馆阁之时，正是杨亿、刘筠等西昆派流行之时。时人“习声律，饰歌颂”，对韩、柳并不重视，甚至“诮韩柳之迂滞”。这一点，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中也说：“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20]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晏殊还是欧阳修，都无法摆脱时代的影响。只有在罢相之后，晏殊才开始意识到韩、柳之重要。而其对韩、柳之推崇，显然已经受到北宋古文运动的影响。

晏殊对韩愈的评价与陈彭年等将其放入“文统”中不同，他看重的恰恰是韩愈对道统的坚持。其云：“若乃扶道垂教，刬除异端，以经常为己任，死而无悔，则韩子一人而已，非独以属词比事为工也。”显然，对晏殊而言，韩愈之崇高并非因其文章写得多好，而在其对道统的大力扶持，在其“扶道垂教，刬除异端”之功。正因如此，晏殊才评价韩愈“纯正高雅，懔然无杂”。

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对柳宗元的界定用词更多，评价比韩愈更高。在晏殊看来，柳宗元“祖述坟典，宪章骚雅，上轹三古，下笼百氏，极万变而不哗，会众流而有归”。这是说柳宗元之文章兼采百家之长，又能成一家之言，博而不杂，与先秦传统一脉相承。按理说，韩愈纯正，柳宗元广博，二者并无高下之分。虽然晏殊在文中也认为韩、柳齐名，但他对柳宗元的评价更高，甚至认为韩愈在某些方面“非柳之敌”。在晏殊看来，韩愈之所以能与柳宗元齐名，恰恰是因为他专注于扶持道统，心无杂念。而柳宗元的优势在于“兼该泛博，驰骛奔放”，其知识的广博与气度的宽阔，韩愈也不能与之相比，更不用提独孤及、权德舆、刘禹锡等人。晏殊此文并非为柳宗元文集作序，而是与其女婿富弼论唐之文章，因而其认为韩愈非柳宗元之敌，显然不是客套话，而是其内心真实意愿的表达。他没有说在纯正高雅方面，柳宗元非韩愈之敌，而是拿柳宗元之长处与韩愈相比，自然晏殊更看重的恰恰是柳宗元的长处。显然，在晏殊那里，柳宗元的地位不仅要比独孤及、权德舆、刘禹锡等要高，也比韩愈要更高一筹。将柳宗元置于韩愈之上，这种评价在宋代文论中十分独特。

当然，晏殊对韩愈的独特评价，与其本身的文学观念有关。学界对晏殊的文学观念的研究，一般以为其受到传统诗教的影响，重视文学的讽喻功能，同时又十分看重文学的颂美功能。但对于晏殊的其他观念关注并不多。实际上，晏殊对师经与学习也颇为重视。其《答枢密范给事书》开篇即云：“殊闻之于师曰：'经者，世之典常也，无典常则制不立；学者，人之砥砺也，无砥砺则器不备。’”[21]师经对于国家典制与秩序的重要，学习对于个人品德修养的重要，这是晏殊开篇即强调的。正因意识到师经与学习的重要，晏殊在任地方官时，大力兴办教育。这一点为后世所称赏。《宋史》本传云：“数月，改应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22]欧阳修《侍中晏公神道碑》也称：“大兴学校，以教诸生。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公始。”[23]不仅如此，晏殊举荐范仲淹时，对其评价是“为学精勤，属文典雅”[24]。如果说晏殊在《答枢密范给事书》中更多从国家和社会的层面提倡儒风，那么这里已经涉及到了文学观念的层面。就个人文风而言，师经与学习也很重要。但对晏殊而言，师经与学习的着力点要落在“属文典雅”上。因此，晏殊才会更加重视文学的颂美功能，也才会提出以气象为核心的“富贵气”理论。

从师经的角度上说，韩愈可以说是典范。因而晏殊称其“扶道垂教，刬除异端，以经常为己任，死而无悔”，这是对韩愈的高度评价。但从学的角度而言，韩愈便非柳宗元之敌。晏殊认为，柳宗元“祖述坟典，宪章骚雅，上轹三古，下笼百氏，极万变而不哗，会众流而有归”，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是因为学习的缘故。其评价柳宗元“兼该泛博，驰骛奔放”，也说的是柳宗元善于广泛学习。综合起来说，晏殊之所以认为柳宗元比韩愈更高一筹，是因为柳宗元更善于学习，并将师经与学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宋人大都讲师经与学。宋初的道学家与北宋古文运动的主将们都强调师经，而从晏殊、王安石到后来的江西诗派对学的强调也一脉相承。只不过，他们所理解的师经与学又各不相同。宋人之自信也体现在此。这也许就是宋学的独特魅力。但要指出的是，晏殊对韩愈的别具匠心的评价，或许还受到其与欧阳修交恶的影响。

三、欧阳修与晏殊交恶

对晏殊文学观念的影响

《宋史·晏殊传》并未称欧阳修为晏殊门生，但欧阳修确为晏殊门生弟子。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九记载，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晏殊知礼部贡举。而这一年，欧阳修礼部进士第一，正式进入仕途。南宋王铚《默记》卷中记载：

晏元献以前两府作御史中丞,知贡举,出《司空掌舆地之图赋》。既而举人上请者,皆不契元献之意。最后,一目眊瘦弱少年独至帘前,上请云:“据赋题,出《周礼·司空》,郑康成注云:'如今之司空,掌舆地图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舆地之图而已。’若如郑说,'今司空掌舆地之图也’,汉司空也。不知做周司空与汉司空也?”元献微应曰:“今一场中,惟贤一人识题,正谓汉司空也。”盖意欲举人自理会得寓意于此。少年举人,乃欧阳公也。是榜为省元。[25]

晏殊擢欧阳修为贡举进士第一，二者师生关系并无可疑。这一点，晏殊逝世后，欧阳修在《晏元献公挽辞三首》之三中说得很清楚：“解官制胜门生礼，惭负君恩隔九重。”不仅如此，据《宋史·晏殊传》记载，晏殊曾推荐欧阳修任河北都转运，虽未获朝廷批准，但足可证明其对欧阳修赏识有加。晏殊逝世，皇帝命欧阳修为其撰碑文。也可见欧阳修与晏殊关系非同一般。晏殊生前，欧阳修更是多次以弟子身份写信问候。其《与晏元献公书》云：“修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贡举，修以进士而被选抡。及当钧衡，又以谏官而蒙奖擢。出门馆不为不旧，受恩知不谓不深。”[26]欧阳修对晏殊之知遇之恩，始终心怀感激。但二者之间的政治观念与文学观念并不相同，甚至互有冲突。宋人魏泰《东轩笔录》记载:

庆历中,西师未解,晏元献公殊为枢密使。会大雪,欧阳文忠公与陆学士经同往候之,遂置酒于西园。欧阳公即席赋《晏太尉西园贺雪歌》,其断章曰:“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晏深不平之,尝语人曰: “昔日韩愈亦能作诗词,每赴裴度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却不曾如此作闹。”[27]

欧阳修在上面的书信中还说：“然而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岂非漂流之质愈远而弥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可见晏殊与欧阳修后来并未形成亲密的师生关系，反而日渐疏远。而这种疏远，正是因二者政见之不同。欧阳修《晏元献公挽辞三首》之三云：“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这是对晏殊一生的总结。正因晏殊一生富贵，其政治态度偏于保守，始终明哲保身。而欧阳修为人耿直，政治上支持范仲淹庆历变法，比较激进，二人遂产生矛盾。上面的这段引文正好展现二者之冲突。欧阳修赋诗《晏太尉西园贺雪歌》，正是希望晏殊莫忘枢密使的重任，不要总想明哲保身，要想到边关四十多万将士的辛苦。而欧阳修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正因晏殊虽身为枢密使，但其并不真心想战，而欧阳修则是激进的主战派。本来师生会面，弟子不应面折老师之过。而欧阳修生性刚直，居然赋诗直言，因而招致晏殊之不满。而从欧阳修之诗与晏殊之反应来看，正好看出二者不仅政见有异，而且文学观念也不同。晏殊推崇颂美之作，要求“效明良喜起之音，续雅颂清徽之范”[28]，而欧阳修则批评那种认为“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弃百事不关于心”[29]的写作态度，要求文人关心现实。

自从此次赋诗之后，二人关系开始疏远。《东轩笔录》佚文云：

欧阳文忠素与晏公无它，但自即席赋雪诗后，稍稍相失。晏一日指韩愈画像语坐客曰:“此貌大类欧阳修，安知修非愈之后也。吾重修文章，不重他为人。”[30]

联系前面引文，可知晏殊之所以举出韩愈见裴度例子，除了因欧阳修推崇韩愈外，还与其认为欧阳修相貌与韩愈画像十分相像有关。而其认为，即使像韩愈这样，也只是在见裴度时赋诗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不像欧阳修这样大煞风景，败了主人的兴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二记载，晏殊“苦其论事烦数，或面折之”[31]，因此二人疏远也是情理之中。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五记载：

晏公不喜欧阳公，故欧阳公自分镇叙谢，有曰:“出门馆不为不旧,受恩知不为不深。然足迹不及于宾阶,书问不通于执事。岂非飘流之质愈远而弥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晏公得之,对宾客占十数语,授书史作报。客曰:“欧阳公有文声,似太草草。”晏公曰:“答一知举时门生,已过矣。”[32]

从这段引文来看，晏殊虽还认欧阳修为门生，但其以“知举时门生”视之，足见其不喜欧阳修。因此，二人虽同出江西，又有师生之谊，但并未形成亲密的同乡关系，反而彼此之间颇多隔阂。正因晏殊不喜欧阳修，自然也很难对其文学观念产生认同。

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军人物，在他的努力倡导下，古文逐渐取代宋初的“时文”，成为文坛主流。与之伴随的，则是韩愈古文的流行以及韩愈地位的逐渐尊崇。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云：“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33]这里说得很清楚，从欧阳修为官洛阳开始，韩愈与古文开始逐渐流行，一直到嘉祐年间，“学者非韩不学”，时间长达三十多年。晏殊称其“自历二府，罢辞职”，才有机会研读韩、柳文章。而其从二府被贬外任，一直到逝世，在庆历到至和年间。也就是说，晏殊接受韩、柳文章的过程，正是韩愈古文逐渐流行天下的过程。前面所引宋人笔记载晏殊称“重修文章”以及其门客云“欧阳公有文声”，都足以证明欧阳修对晏殊的影响。可以说，正是在欧阳修推崇韩愈古文的影响下，晏殊在罢相之后，得以研读韩、柳之文，进而形成对韩、柳二人很高的评价。

在欧阳修那里，韩愈有着无可争议的尊崇地位。晏殊《与富监丞书》中对韩愈的推崇，难免不受到欧阳修的影响。但由于二人的交恶，影响了晏殊对韩愈的客观评价。前引《东轩笔录》佚文，晏殊认为欧阳修跟韩愈长得很像，并将欧阳修比为韩愈，称“安知修非愈之后也”。不仅如此，在即席赋雪诗事件之后，晏殊拿韩愈对待裴度的态度来讽刺欧阳修不尊师，也足见晏殊一直将欧阳修视为韩愈的传人。这种将欧阳修视为韩愈传人的观点是当时的共识。韩琦《欧阳公墓志铭》也云：“自汉司马迁没，几千年而唐韩愈出，愈之后又数百年，而公始继之，气焰相薄，莫较高下，何其盛哉！”[34]因此，晏殊不重欧阳修之为人，但又不得不承认欧阳修文章之成就，这就造成其在对待韩愈的评价上也出现分裂：一方面，晏殊不得不承认韩愈地位之崇高；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韩愈非柳宗元之敌，将韩愈地位列于柳宗元之下。

当然，由于文献的缺乏，我们并不能就此断定，晏殊对韩愈的评价是因为其与欧阳修之交恶的缘故。但从若干宋代记载来看，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我们不妨大胆假设：晏殊重柳轻韩，既是其自身文学观念的必然选择，也或许多少受到其与欧阳修交恶的影响。

【本文刊发于《文化与诗学》2014年第2辑，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9月版。此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原刊】

注释：

[1] 本文为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宋代江西文人群及其文学观念研究”（11WX50）阶段性成果。

[2] (宋)孙复：《孙明复小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宋)柳开：《河东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 (宋)柳开：《河东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024页。

[6] (宋)柳开：《河东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 (宋)范仲淹：《范文正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 (宋)田锡：《咸平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宋)王禹偁：《小畜集》卷一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