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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和他的时代 谢青桐 2017-02-07 一、 故乡的岷江渐去渐远，青衣江、大渡河清洌澄澈，合流的三江水奔腾浩荡，轻舟从乐山大佛脚下一掠而过，进入了空阔坦荡的一马平川。西蜀的山水间走来了这位风骨绝代的青年，从此划亮了大宋的天空。这就是苏轼。 这是宋仁宗嘉佑四年。这时，苏氏父子已名动京师，文章传播天下。苏洵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已中举。苏家兄弟的才华令宋仁宗叫绝，连声惊呼“我为子孙得了两个相才”。苏轼的文才更让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惊叹不已，断言这位年轻人的文章日后“必独步天下”。 因母亡故，苏轼、苏辙返回四川眉山奔母丧后，又随父亲苏洵再赴京都。三人取岷江水路，出蜀出峡，直下江陵。二十四岁的苏轼，尽览山川形胜，趁舟中无事，写下《出峡》： “入峡喜巉岩，出峡爱平旷。吾心淡无累，过境既安畅。” 故乡渐远，水天渺茫，可被他青春的心灵捕捉入诗的意境却是一片清旷宁寂。 南行途中的苏轼只有二十四岁，正是对前途充满了幻想与憧憬的年龄，他的内心应该是欢快明亮的，可他的诗作并不能给人留下如此印象，出蜀经过三峡，青年离乡远游的苏轼却是少年老成。 在父亲苏洵中庸、内敛、严整的家风熏陶下，通过科举、追求功名成为苏轼兄弟年少时的目标。为了他所向往的功名事业, 苏轼在文章中盛赞孔孟。知子莫如父，从所起的名字上，苏洵已经看出苏轼兄弟二人性格的差异了。“轼”是车前的横木，锋芒毕露,，而“辙”是车轮碾过的印迹，深沉不露。苏轼年轻时怀抱着兼济的理想与热诚，在赴京途中写的《荆州十首》中，毫不掩饰对于仕宦前景的旺盛企图，苏轼心怀无比的济世热情，吐露了有志之士理当“为所当为”，绝不轻退的远大志向。 这使后来的大多数研究者相信，苏轼早年的思想是“奋励有当世志”的儒家进取精神，他们认定，苏轼的遁世思想是日后在其仕途受挫以后。然而，他晚年的两封书信《与王庠书》、《与刘宜翁书》中，清晰地表明，早在年少时，已在思想深处埋下逃世的种子。 八岁在乡塾读书，并且拜眉山道士张易简为师，他先诵读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随后又研读《庄子》，产生心性的强烈共鸣。同时，苏轼从所读的史书中，了解到历史治乱的无常，盛衰之迹的混乱，从理论上对官场的倾轧、忠奸的斗争、帝王的寡恩与专制满怀悲观，从本心上不愿踏入仕途，更想遁隐林泉。 像从古至今无数离开乡村奔赴城市的年轻人一样，他胸怀攫取天子之爵禄的自信，难以抗拒 “富贵在我前，安能守贫贱”的诱惑，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犹豫和踯蹰。苏轼喜欢穷究天理，对人生意义进行哲学层面上的探讨，一旦触及到了人生虚无的本质后，自然而然地会消解谋取功名的动力。因此，南行途中苏轼的身影是彷徨的，他的人生体味多了一份与年龄不相称的悲凉。 两年后，也就是嘉佑六年的秋天，苏轼、苏辙以进士身份一同参加制科考试，寓居汴京城的怀远驿。夜半风雨大作，二人诵读韦应物诗句后感慨甚深，相约“功成身退，夜雨对床”。在他们以后长达四十年的分离岁月中，“夜雨对床”无时无刻不萦绕在苏轼、苏辙兄弟的心底，成为他们在聚散沉浮中一直念念不忘的人生之约。 二、 这年二十五岁，苏轼通过制科御试，以大理寺评事赴凤翔府签书判官。赶往凤翔上任前，与弟弟苏辙在郑州西门分手，写出：“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初次出仕，本该踌躇满志，却写下如此充满人生空漠感的诗句。这四句用的比喻与《五灯会元》中宋初著名云门宗传人天衣义怀禅师“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的话极为相似，苏轼性灵所发的小小诗作显然受到禅宗般若空观的影响。 苏轼迈开了出仕的第一步。凤翔位于陕西西部，靠近渭水，因和甘肃南边的强邻西夏纠纷迭起，人力缺乏，民穷财尽。首次做官的苏轼在这里签署文字，审判讼案，工作之余也到处察看。他在这里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为饱受旱灾之苦的百姓求雨。他要亲自撰写祈文，爬上高高的太白山顶去祈祷，和百姓一起焦急地等待，还要和太守沐浴后迎接“龙水”。降雨之后，他将官舍后面的亭子命名为“喜雨亭”，并写《喜雨亭记》。 父亲苏洵去世，服丧一年多。之后苏轼回到京城，原以为可以重新有机会实现他为君、为民的政治理想，但是从一开始他就不由自主地卷入了一场新旧党派的争斗当中。他遇到了与他同样满腔热忱的王安石。苏轼觉得王安石太激情，药太猛，药太猛不但不能治病，反而可能死人。自从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开始，苏轼就一直关注着变法在民间的影响，他看到变法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向着利国利民的方向发展，反而给百姓带来深重的苦难，对于变法派的急功近利，不计后果，苏轼坚决上书反对，忠言谠论，直而不随。苏轼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比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而不像王安石的变法那样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但都未被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这样的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因反对变法而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宋神宗熙宁四年，三十六岁的苏轼带着满腹遗憾出任杭州通判。一到杭州，就惊叹“故乡无此好湖山”。久负盛名的西子湖令苏轼左顾右盼，远观近瞻。西湖在苏轼的眼里，美得有气派，美得有气势。那乍雨乍晴的时令，更是别有一番情致，西湖把他给迷住了，西湖的美摄魂牵魄，令苏轼倾心相与：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他和圣山寺佛印和尚交成好朋友，两人饮酒吟诗之余，常常开玩笑。这天苏轼与佛印跑到灵隐寺玩，经到飞来峰附近，苏东坡故意问佛印：“法师，知道这是什么山吗？”佛印说：“飞来峰啊。”苏轼又问：“既然飞来，何不飞去？”佛印说：“一动不如一静。”苏轼再问：“为何要静？”佛印说：“既来之，则安之。”苏轼无话可说，心服口服。 像一般的士大夫阶层中人一样，苏轼经常面临得失、荣辱、进退的纠结，但他却能从理性上排解，从更广阔的角度认识万物的差异，从而寻求更高的生命价值。苏轼的这种理性思辨得益于佛教的无常、苦空观与禅宗的心无所住、心不着一物的顿悟禅。佛家的无常、苦空、无我可以说是苏轼此时的安心之法。苏轼首次停留杭州期间的诗作中，已经处处充盈着这种禅意： “盛衰哀乐两须臾，何用多忧心郁纡。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 十多年里，苏轼辗转于杭州、密州、徐州。处江湖之远的苏轼没有忘记兼济天下之志。他这人，不像一般的死读书讲空话的文人，他上可读书做文，下可耕田为政。他一心为民服务，真正做到情为民谋、权为民用、情为民系，把这三个城市搞得风风光光，成为当时的魅力城市，他自然也就是最富魅力的市长。 苏轼到密州任职时，恰值北方连年大旱、蝗灾泛滥。天灾固然严重，人祸亦十分深远。王安石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由于用人不当、操之过急，给百姓带来了更大的伤害。天灾人祸交加，密州出现了“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的局面。为了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苏轼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救助措施。上书朝廷，为民请命。面对蝗灾，他从访问农夫野老中吸取治虫经验，主张用火烧、用泥深埋的办法果断铲除蝗害，并且动用部分仓米来奖励捕蝗的人。由于连年饥馑，百姓生命难继，许多人不得不忍痛把嗷嗷待哺的儿女抛弃道旁。他下令州府的官员都到野外去捡拾弃婴，自己也“洒涕循城拾弃孩”，州府中就收养了近四十名弃婴，他把这些弃婴分别安排到各家抚养，政府按月给抚养费，两年内救活数十名弃婴。 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密州的各种灾情基本得到控制。苏轼终于可以抽公务之暇登山临水，遍览密州境内的名胜古迹。他多次到位于常山东南的黄茅冈一带会猎习射，留下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作：“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又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看上去是表达词人忠心报国、愿亲赴西北边疆抗击敌寇的壮志豪情，实际上是自己被压抑的家国情怀的委婉表述，也是他对自己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的一种愤懑的抒发。 到密州的唯一安慰是与在济南做官的弟弟苏辙离得近了，可是苏轼这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在《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词中写道： “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也是在密州，他写下千古名篇《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他伤怀感喟，“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三、 调任徐州，熙宁十年的秋天，徐州发大水，苏轼处变不惊，出色地组织率领了抗洪，保全了徐州城。洪水退后，苏轼又上书朝廷，请求免除徐州赋税，增筑外小城。第二年，朝廷下拨钱粮用于城防设施建设。徐州城外蕴藏着丰富的煤炭，但历来无人知晓。苏轼到徐州后，便不失时机地派人寻矿，终于在徐州西南五十里的白土镇发现了品质优良、储量丰富的煤田。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接到调任浙江湖州的诏命。当徐州父老闻知苏太守要调离徐州，纷纷攀挽马头，甚至割截他的马镫，不愿让他走。父老献酒献花，倾诉抗洪救灾中凝结的情谊。种种感激的语言，引得苏轼也不禁热泪潸然。他在诗中告慰父老说：“暂别还复见，依然有余情。”没想到此别竟再也不曾重回彭城，而徐州人一直念念不忘这位清官廉吏。 辗转为官的年月，转眼间，前妻王弗去世十年了。苏轼写下悼亡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十八岁那年，苏轼娶了十五岁的王弗为妻，王弗性格“敏而静”。苏轼读书时，她终日陪在旁边，若有遗忘的地方，她会及时提醒。古代女子识字的一直很少，经过试探，方知自己的妻子知书，苏轼又惊又喜，刮目相看。她的贤淑、精明，正好与苏轼的旷达、坦直互补，红袖添香夜读书之余，还能谈一点自己对文章的见解。 大宋的夜晚，和无数个清凉的夜晚一样的浪漫，苏轼挑灯读妻，他希望她是一本读不完的书，然而他错了，王弗固执地要他读书，一夜一夜地陪他熬下去，她理性得很，她要所嫁的男人出人头地，所以陪读的王弗比苏轼还要专心致志。苏轼无由地感动，埋首书本，换得了进士的功名。王弗笑了，大宋那无数个耿耿良夜的美好期盼随岁月湮没。这是一个完美的妻子和一个率性的男人之间的无法言说的春宵或者良辰。 苏轼从来就没花花肠子，固守着“世间无恶人”的信条。王弗时时提醒他江湖险恶人心叵测，在苏轼与访客交往谈话时，王弗常立于屏风后倾听，而她对人之性情和其为人的总结看法，无不言中，可谓是绝佳的贤内助。情深不长，王弗与苏轼恩爱生活十一年后病逝。当年，苏轼从京城一路护送妻子的灵柩回到老家。苏轼在安葬爱妻的山坡上，种下三万棵青松。三万棵青松，该是什么样的风景，又要植多长时间，每种一棵，苏轼又是什么心情呢？ 四、 乌台诗案来了，急风暴雨，从天而降。北宋的监察机关是御史台，而乌台就是御史台的代称。“乌台诗案”的最终爆发有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 王安石变法均以富国为目的，一切行动都以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强调高效快速，不可避免地扩大和加深了对社会下层民众的盘剥，加重农民负担。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写出了农民同时遭受雨灾和暴政的苦难，表现了对新法扰民的不满。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已演变成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早在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时，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官员沈括到浙江考察农田水利法的执行情况，偷偷将苏轼此期的诗歌抄录，还朝后奏说苏轼的诗歌存在反对“新法”的隐语，只不过当时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震怒。 宋神宗元丰二年四月，苏轼四十四岁，被任命到湖州为官。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略微发了几句牢骚，使得一大批“新法”人士对苏轼强烈不满，纷纷上章弹劾苏轼，指责其诗文中的“讥讽文字”是“愚弄朝廷”，要求皇帝将其捉拿下狱。政局形势黑云压城，迫使神宗降旨将苏轼逮捕到御史台。七月，御史台台吏皇甫遵到湖州逮捕苏轼前往御史台。台吏声色俱厉，把苏轼像提鸩鸭一样押走。历经“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如捕蔻贼”般极具羞辱意味的逮捕过程，生命有顷刻之忧的苏轼在渡江赴台狱时写下了“壮怀销铄尽，回首尚心惊”。押解途中，苏轼途经太湖和扬州江面时，两次想跳水自杀。他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可再一想，真跳水自杀，又会给弟弟招致更大的麻烦。 路经扬州平山堂下时，身为囚徒的苏轼眼见故友杜介故居“纸窗竹屋依然”，不禁感叹。杜介家只是一山间小屋。昔日苏轼身处显贵时，并不觉得那里有什么吸引人之处，然而，此时苏轼命如悬丝，回头看这寻常至极的纸窗竹屋，自然会因境况的反差顿悟出黄冠草履的乡野生活的可贵，产生悔仕之心。 乌台的囚室外，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街上的人却不少，人们都要亲眼看一看他，这个曾经一举高中榜眼，曾经被皇帝大加赏识，曾经春风得意的苏轼。开封城里宽阔而平坦的大路上，一辆囚车在穿行，载着国家栋梁的苏子瞻，雨在他眼前下着，雨水在他心中流淌着。 苏轼被押送到京并直接下狱，紧接而来的，是严酷的狱中审问。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连隔壁囚房的犯官都被刑求的哀嚎声所惊动，可见苏轼受到的刑讯逼供极为残酷。一度以为自己绝对撑不下去甚至再度计划自杀的苏轼在危急中写了两首绝命诗，请狱卒代交给弟弟子由，“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在绝命诗中，苏轼自言近况是“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写出了身在患难，无异鸡鸭之入庖厨的凶险，写出了惊恐、惶惑、忧惧的心境。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三十多天，苏轼的政敌们，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许多诗句被他们夸大、曲解、罗织，构成苏轼犯罪的重要证据。这在中国历史上开了以诗治罪的“文字狱”先例。被逼无奈，苏轼只得自诬，用著文妙手违心地写下了长达四万多字的检讨与认罪书。苏轼对大部分指控，都坦白承认。直到十月，“乌台诗案”终于审查完毕，在苏轼的数十篇作品中找出“谤讪”诗句六十多处。另外，还牵连出包括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二十九人。 “新法”人士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是当年大宋开国时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由于皇族及神宗本人的看法与宰执大臣及御史台的意见不一致，而且新派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经王安礼、章惇、王安石等人的劝说，加上神宗的祖母曹太后为苏轼求情，宋神宗作了折中的从轻处理。在决定处分之前，神宗秘派人去察看苏轼的动静，察看者看到苏轼还能安心熟睡，禀报给皇上。皇上说：“他睡得这样踏实，朕就知道苏轼心里没有鬼。”最后只定了苏轼“讥讽政事”之罪。这年十二月，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苏轼免于一死，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五、 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在北宋时期，仍属开发不完全的荒僻野地，也是文教极不发达的地方。 初出台狱之时，苏轼对即将前往的黄州并无印象，全副身心还沉浸在大难不死的余悸中，加上贫病交加，身边又无太多亲人，内心忐忑难以言喻。经过整整一个月的跋涉，在风雪中行走一千二百余里，苏轼带着一颗渐渐清醒的心抵达黄州。由长子苏迈陪同，父子二人寓居在城东南的山间旧寺定惠院内。他们就在寺内搭伙，随寺僧吃斋，倒也方便。更让苏氏父子心热的是，他俩在定惠院还没收拾妥当，黄州太守陈君式就登门拜访，问寒问暖，殷勤致意，根本就不在意苏轼“重罪在身”。从这天开始，他与苏轼一见如故，天天来访，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温暖。 初到谪地，苏轼除了到村寺或者溪谷去沐浴、捉鱼、采药之外，几乎不与人交往。身处井底般的黄州贬所，弥漫于心的是死里逃生的惊悸和凄苦，惊魂未定，分外谨慎。他决心“不复作文字”，不仅对时政噤若寒蝉，而且在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中也不敢畅所欲言。他只是出入佛寺道观，将整日光阴花在抄读不具危险的佛经内典或学术研究上，藉以达到“远祸”的效果，有时策杖江边，踽踽独行，咀嚼政治生涯的苦果。即使孤寂愤懑，也只是偶填小令，稍加排遣。苏轼曾以“忧悬”二字自喻初抵黄州的心境，可知在苏轼达观的外表之下，仍有深重的畏祸心态。这对于生命情调自在疏放的苏轼来说，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精神状态，因此他意欲突围，进一步寻求生命的定位和意义。 安顿下来，家小也纷纷被接到黄州。小小的定惠院住不下苏家这么多人，太守陈君式把苏轼一家安置到长江岸边的一个水驿临皋亭。 “我生天地闻，一蚁寄大磨。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 迁居临皋亭，苏轼以蚂蚁自喻，而人类社会是个不断旋转的磨子，蚂蚁与磨子的方向总是相左的。 为了生计，苏轼不得不垦荒种地。在老友马正卿的帮助下，为他求得城东过去的营房废地数十亩。苏轼真正务农了，他拣石头、种树、盖屋，脸吹晒黑了。躬耕劳作时，时常累得精疲力竭，丢下锄耙，望天兴叹。黄州的躬耕经验对苏轼来说，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相对于抵黄初期，务农之后的苏轼不管在人际关系方面，还是在经济来源方面，皆有所得，初步完成了身的安顿。渐渐地，他对这个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便是著名的东坡。这是苏轼永志不忘的地方，成了他一生的名号。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名为“东坡雪堂”，墙是由苏轼自己油漆的，画的是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后来他就在这里宴请宾客。东坡如今是真正耕作的农夫，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以逐客的身份来到黄州这个荒凉偏僻的地方，昔日的庙廊之器，一下子沦为戴罪之身。身处东坡之上，心入农人，脚踏大地，离天更近。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生活上，苏轼得到了田父野老和左邻右舍的接济与资助。有的送粮，有的送肉，有的送村酒，有的送瓜果。苏轼从这里看到了“四海皆弟昆”的人生温暖与乐趣。 他与当地僧人的来往也逐渐密切，黄州那时寺庙很多。苏轼与安国寺的方丈继连和尚谈禅，交往甚欢。他隔一两天就到附近的安国寺焚香默坐，自我省察。在闭门思过中，苏轼对于自己以往所思所作皆不满意，认为都未达到大乘佛教所要求的“中道”，便决定彻底“归诚”佛教，以洗心革面，开创新的人生道路，通过“物我两忘，身心皆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来解脱心中的痛苦和罪愆。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百余日的炼狱使他的主导思想产生了质变。从这次濒死经验中，他领悟到生命脆弱渺小、行动不由自主的悲剧。既然如此，要怎样生存自处，才能在瞬息万变的人生中获得安宁呢？苏轼向佛道哲学寻找援助。谪居黄州的岁月里，手抄《金刚经》，笔力最为得意，苏轼以“昔年本不住，今者亦无来”两句诗点化《金刚经》义理。《维摩经》是他“治性养心”最好的佛经之一，《维摩经》的主要思想是以“不二”法门为中心，讨论诸法实相之真理。苏轼悟性极高，深得这部经书的精髓，人生无常、世事变幻的虚空色彩在他的文章和诗作中愈发显得浓厚。随着韶光的流逝，宦海的升沉，他对《坛经》中的“随所住处恒安乐”，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随缘自娱，随缘委命。“缘”既然是宿因注定，就应该在困顿中找到生的乐趣。自性清净与无住思想，构成苏轼超越逆境，达成“无所往而不乐”的乐观人格支柱。 苏轼重生了。他消去抑郁，日趋旷达和洒脱。他要把乌台冤狱中那死里逃生的惊悸和凄苦从梦魇中永远驱逐出去，从写“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起，心光忽而转为明亮，心境也转向淡泊和快适。 六、 他进一步巩固了熙宁年间在杭州任通判时“心安是药方”的想法，将目前所贬谪的黄州“异乡”落实为宦途上的精神寄托之所，成为迈入心乡的过渡。对苏轼来说，故乡、异乡也许不可得，然而“心乡”的获得不假外求，在不自由的仕宦征途上，才是真正可以自我安排的归宿之所。因此，在《临皋闲题》里他写道：“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距离到黄州不过两个月之久，苏轼已把心态从“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迅速调整到可以说出“何必归乡哉”的状态。 他开始嘲笑自己“老来事业转荒唐”，从现实局促的功利之心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去欣赏当地的鱼肥水美、竹茂笋香。“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这首自我解嘲、自我安慰的诗，是苏轼初到黄州时所作。苏东坡对竹笋情有独钟，称其为“玉版和尚”、“素中仙”，常以竹笋和猪肉制成菜肴。在一次和朋友的聚会中他信笔写道： “无竹令人肥，无肉使人瘦，不肥又不瘦，竹笋焖猪肉”。 既会写好诗又会炖好猪肉的人并不多，不炖则已，一炖就炖出了著名的东坡肉。春雪中摘来的春菜，含着晓露的芦菔根，净白的莼菜和蒌蒿，这些食品是那么新鲜与素净，来自大自然浇灌的各种菜色，使他感到心灵清亮，沁人肺腑。 苏东坡在这里过着琐碎平常的日子，可他也在精心地构建着自己精神文化的殿堂。黄州，让苏轼变成了苏东坡。幽居在黄州的苏轼成了闲人，也成了自己的主人。 写“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时，锋芒毕露的聪明劲削去了，变清澈了，但也没什么颓丧气。这首作于元丰五年春的《定风波》，最能体现苏轼此时的心态：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回首相看萧瑟处”里，是多少人生的苦难、人世的严峻和人间的崎岖啊。 在佛家不二精神的启示下，苏轼悟到了人生的空幻，并在作品中多次表达了对人生虚空的感受，但他并未执著于空而否定人生。尽管他在词里写着“先生年来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门”，但从未真正做到离弃人世，而是始终在不入不出之间，超越有无之境，游于物之外，无往而不乐。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坎坷的人生中“一蓑烟雨任平生”，出离“风雨”和“阴晴”二边，达到“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不二境界，实现了人生审美化的超越。从这一点上来说，苏轼更能代表宋元以来吸收了佛学禅宗的中国哲学和华夏美学。 作于元丰六年的另一首《定风波》：“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知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首词通过歌颂好友王巩的歌伎柔奴身处逆境而安时处顺的不俗品格，抒发了苏轼本人在政治逆境中随遇而安的旷达襟怀，寄寓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经历了宦海沉浮和人生风浪的洗礼之后，苏轼这种静心无想、无所他求、超然物外、达观超旷的精神境界，如晶莹溪水清澈透明，一览无余。这种超旷自适，恰恰是烛照人生、参破玄机的睿智，恰恰是傲视磨难、超凌逆境的隐忍。 这一个秋夜，他和一帮农夫客人把酒言欢，喝得酩酊大醉，从东坡雪堂踉跄走出。一路上摇摇晃晃、窸窸窣窣地回到他的临皋住所，已是更深人静、万籁俱寂的下半夜了。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糓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不知不觉已是黄州之贬的第三个年头，这首《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写于深秋的长江边，倾听着阵阵涛声，以一种透彻了悟的哲理思辨，发出了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的深沉喟叹。 慎静以处忧患，正是苏轼人生哲理的核心，他饱经磨难，始终保持着旷达开朗的性格的奥秘也就在此。患难临头，不是任感情冲动地大作怨愤之声或放声悲吟，而是心灵中细细咀嚼，用禅宗及老庄思想中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去化解它。精神生命酣畅淋漓地舒展，万物与我为一的平等精神，“天人合一”的境界与“死生一如”的胸襟，物我两忘的本心清静，玄妙的心灵顿悟和直觉观照，庄禅哲学生命观、宇宙观几经渗透、参照，融进了苏轼个体存在意识之中，于是，紧张的价值冲动松弛了，急促的功业理想舒缓了，沉重的现实痛苦消退了。 “君不见，兰亭修禊事，当时座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满山阴，空陈迹”；“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一种对生命存在与社会历史的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终极悲叹，一方面痛苦地冲击着诗人柔弱的内心情感，另一方面从虚无空寂中滋生出老庄的超越和禅宗的彻悟，正是这种内心调节机制，使苏轼获得了旷达和解脱。 苏轼对佛理的体悟糅合了老庄之说，以目见身历之遭遇，知荣华富贵忧患坎坷，都属人生必有之内容，谈不上得失也不必因之而喜戚，死生有命。有此透彻之悟，则身心神气虚静平和无动于衷，心斋坐忘枯木死灰无悲无喜了。佛教强调“即心即佛”、“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还强调“不即不离，不住不著”、“莫于心上著一物”，就是说既要注重心，又要超然于心，不执著于心，不为心所累，保持心境的虚空廓落。
苏轼站在诸法性空、终极实相或第一义谛的角度，提出了空与老庄、儒家与佛、禅与佛教终究是超越彼此的差别，互相融通的。苏轼因而完美地融合了三教的精华，在儒道释之间穿梭自如、游刃有余。 七、 黄州躬耕之余，纵情山水，寻古访幽，东坡居士与友人月夜泛舟，与山水相融。写下了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由此，宛如谪仙的苏东坡完成了自己生命境界的递进。从这时起，苏东坡冲破樊篱，开始了对生命进行终极意义上的求索。他开始淘洗自己，完成自己，由失意官员而走向华夏民族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化大师。 风飘飘，水飏飏，掸掸这一路素衣风尘，驾一叶扁舟，于清秋的黄昏，残阳如血，苍海如幕，来到这古战场赤壁。由着他的性子，根本不在乎黄州赤壁是否原址，《念奴娇·赤壁怀古》随口就唱上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飘然一收，收到了末尾的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清空萧散的一收，末尾处感伤沉郁又不失旷达蕴籍的力度，以及贯穿全词的高远气象，这种能发能收的自如，可以肯定的说，是在黄州的两年经历带给苏轼的全新境界。 《后赤壁赋》成于同年十月，距《前赤壁赋》三个月，时序历秋入冬，如文中所言，“霜露既降，木叶尽脱”。《后赤壁赋》则重叙事。开篇谈到酒与鱼，极有生活气息。此后写江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写登高所见，状物极为缥缈。而末尾则记述自己见鹤飞去，梦中见鹤化为道士来与自己对答。写鹤梦为道士，有庄子梦骷髅、梦蝴蝶的手法在其中。这是中国道家式的神秘主义，常见于诸笔记小说，以求玄妙之境、慕仙之意。但此处妙在，记梦境时，只是记鹤道人以飘然姿态与自己的简单礼仪揖对，并没有借鹤道人之口叨叨阐发哲理。揖笑而别，挥洒从容，余韵悠长。 黄州流放，不仅使苏轼成为苏东坡，并且使苏轼的思想心性、人生观念、文学创作、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影响贯穿仓皇后半生，使他成为中国文学史、思想史、美学史、艺术史上真正意义上的苏东坡。 就是在黄州，他慷慨淋漓地写下了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苏轼将心境感情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读来能感受到郁闷、牢骚、悲怆，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笔蕴至情，胸凝浩气，不能不说是人生的另一种叱咤和快意。这个苏东坡，诗、词、文、书、画五绝天下。他的绝不仅仅在这些，他还通音律，喜琴棋，知稼穑，懂医学，精品茗，谙岐黄之术，于天文、地理、河治、乃至烹调、饮食、酿造、无不通晓，集儒、道、释于一身，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能冠军”。 参寥是苏轼交往最为密切的僧人之一。他是宋代著名诗僧，道行和文学修养极深，在士人中德高望重。苏轼早年在杭州做官时与僧人参寥曾有一面之交，彼此默契，两人一见如故，结下一生之交。“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精神上遭受种种打击，生活中遭遇种种困苦。参寥曾多次写信宽慰苏轼，交情笃厚。后来，参寥又不远千里前往黄州探望苏轼，并一直陪伴他度过这段非常岁月。两人朝夕相处，曾同游赤壁、武昌西山、定慧院，彼此诗赋唱和甚多。今天，到哪里去找寻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深情厚谊啊。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题西林壁》，就是元丰七年苏轼与僧友参寥一起游庐山时写下的。苏轼想说，人之所以不能见庐山“真面目”的原因与《大般涅磐经》中讲的盲人不知象之“全貌”的原因是一样的。人往往受自己具体的处境局限，而对事物的认识偏于一隅，得出不全的结论。色界意态万千，而真如只是一体，若迷惑于表面现象，则不能超然于色界，那么真如终不可见。照般若空义，世界万有具有共同的本质，所谓“诸法一相，所谓无相。”无相是表述“空”的常用的概念。只有超越于万有之上才能把握空寂无相的“实相”。苏轼不仅要摆脱一切物欲执著，更要用“无心”的态度，面对人生百态，化解一切彼此知见，做到更高的“心安”境界。 丰富、积极、真诚的济世愿望贯穿了苏轼一生，在贬谪黄州的困挫岁月中，他明明晓悟得“事如春梦了无痕”，却仍不忘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奔走，“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即使惯看江上沙鸥，坐暖垂钓之石，也希望重返朝廷，“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 八、 宋神宗驾崩，年仅十岁的哲宗继位，英宗皇后高太后临朝摄政，复用守旧派，恢复旧法，任用司马光为宰相，完全废止了王安石变法，这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元祐更化”。宋哲宗元佑元年，在极为赏识苏轼的皇太后的安排下，五十岁的苏轼被召回京城，短短一年多时间，苏轼以火箭般速度窜升至翰林学士，飞跃了十二个官阶。翰林学士是传统士大夫的最高荣衔，有些类似现在的院士，并且负责为皇帝起草诏命文告。苏轼也就从罪人再度成为国家重臣，转为大宋王朝的政治家。 青年男女们争当他的粉丝，文武百官也成了他的追星族，陶醉在他飘然的诗文中。当时的高丽人、日本人派人长驻开封，高价收购苏轼的一切出版物。中世纪的东方，那是一个文学上的苏东坡时代。直到今天，仍像一块魅力巨大的文学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的最高端。 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深得苏轼的培养、奖掖和荐拔。可在师生交往中，他从来不端架子，时常与学生们开玩笑，他的诙谐和幽默都是从心底涌出的宽厚。 有一次他调侃黄庭坚说：“你的草书怎么那样花哨，就像树枝上挂着一串串蛇似的。”黄庭坚反唇相讥：“先生啊，我看您的正楷，写得扁扁的，与石头下压着的癞蛤蟆没有什么区别。”苏轼毫不介意，哈哈大笑。 这说明他童心未泯，永远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就像他当初被贬黄州，把鞋子放在江边，写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然后就跑去喝个烂醉，把负责监管他的黄州太守吓得半死，以为他投江自杀了；就像他当年参加科考时，可以无视国家抡才大典，在考卷里写《刑赏忠厚之至论》命题作文，信手编造一段有关圣人尧的典故，连博学的欧阳修都被忽悠得放下师道尊严，事后屈尊向他讨教典故由来，不料苏轼竟捧腹大笑：“要什么出处啊？我为了论证事实，就胡编杜撰了一段。” 大落大起，大悲大喜，按理说时来运转了，苏轼该懂得世故了，该学会保护自己了，该明白趋利避害了，但是苏轼就是苏轼，苏轼是纯粹的。一个人如果太纯粹，就注定要遭遇比常人多百倍千倍的苦难。 他不依附于任何人，不归属于任何利益集团，不加入任何党群，他就是一个独立的北宋知识分子，只对真相负责，只凭良心说话。不管台上坐的是什么人，不管庙堂上的权力格局如何千变万化，他只奉行君子之道，而且只对事，不对人。当年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遭受厄运，九死一生。今天，他又为王安石变法辩护，而站在司马光旧党的对立面。直言敢谏的苏轼坚持原则，对于旧派人物全盘否定新派变法的矫枉过正唱起反调，引起了司马光旧党的猜忌和排斥。同时，尚在朝中的新党也极力排挤他，还有持不同学术观点的程颐、程颢所组成的“洛党”的攻击，苏轼陷入非常困窘的处境。苏轼的不合时宜，使他既不被变法派所容，也不为保守派接纳，他成为夹缝里的人物，几面都不讨好。为了远离政治斗争的是非之地，苏轼再次请求外调。与其在朝堂之上被缚住手脚，不如去地方惠政于民，于是，他先后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做过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的知州，所到之处，致力于地方性的赈济救荒，建立医疗机构，兴修水利，整顿军纪，做一番不出卖良心的实事。 九、 苏轼和杭州有不了情。自熙宁七年离开杭州，十五年后重回旧地。苏轼两度来杭，都是从朝廷做官到外任地方官。不同的是，上次是担任杭州通判，是地方二把手，这次任职的是一把手官员杭州太守。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在杭州当官期间，除了筹粮防灾之外，他兴建水利，凿湖筑堤，实施了西湖综合整治工程，于是就有了千百年来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苏堤春晓和三潭映月。原本一个治理水患的水利工程，在苏学士的锦绣才情下，竟变成一处“烟柳画桥，风帘翠幕”、“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的名胜。遗泽杭人的苏堤，是一道中国士人的社会良心筑成的堤，一道苏子瞻在孤山寺古钟余响里放弃对功名的追逐，释然回归本性回归自我的心灵的堤。 仰慕庙宇、崇敬和尚的苏轼喜欢杭州，在杭州，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十五年前苏轼做杭州通判时，常与佛印和尚同游寺庙，两人巧思妙语，智慧超群。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着，苏轼谪居黄州时，佛印给予他持久的慰藉。苏轼曾得美石百枚，送给了佛印，并作《怪石供》。也是十五年前，在苏轼前一次莅杭期间，苏轼与钱塘僧官慧辩有缘交为挚友。慧辩声名远播，弟子盈门。每遇到不愉快的事，心绪不宁，他就去找慧辩，聆听佛法，慧辩一席话，苏轼百忧解。惠辩临终时遗嘱门徒，须等苏轼赶来才能盖上棺材，可见慧辩对苏轼的交情。 如今苏轼再次莅临杭城，经历过乌台诗案和黄州之贬，他更加快意地沉醉在这座城市的禅智山光中。苏轼对天竺寺的高僧辩才十分仰慕，与他多有来往。辩才禅师离开天竺寺归老于龙井后，深居简出，不轻易见客。元佑五年的秋天，苏轼去龙井拜访他。黄昏作别时，辩才不知不觉送苏轼过了归隐桥，破了送客的戒规。苏轼以诗记录了他们的相会： “我比陶令愧，师为远公优。送我还过溪，溪水当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记二老游。大千在掌握，宁有离别忧。” 与苏轼缘分最深的还是那位诗僧参寥。他和参寥的交往一直延续着。被贬黄州时，参寥曾是他患难的知交。元佑六年的杭州，参寥在孤山智果寺觅得泉水，采来新茶，款待苏轼。品用禅茶时，苏轼忽然回忆起九年前在黄州做梦梦见参寥作诗，悟得“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两句诗的意思，令在座喝茶的朋友们感叹不已，并且顿时引发了无穷的情趣，“参寥泉”从此得名。 这次来杭州做官，他把百姓爱戴他送给他的五花肉做成东坡肉，分给每家每户。对他而言，美食也是一种参禅，甚至连吃肉都算是一种参禅，他的美食观渗透着鲜明的生活禅意味，带有浓厚的哲学和美学色彩。 这个人前所未有的伟大，就是最中庸地践行了中国的现世精神，是活在当下的精神。正因为这种现世和当下精神。“儒”的时候，他治世；“道”的时候，他养身；“禅”的时候，他明心。 十、 苏东坡赤子般的心灵是最宽广的心灵，苏东坡婴孩般的眼睛是最深邃的眼睛。用这样的心灵、这样的目光，便可以诚挚对待每一个人。 苏轼的第二个女人王闰之离逝了。王闰之是苏轼前妻王弗的堂妹。有种种猜测，王闰之是进士之女，能以十一岁的年龄差距，给姐夫做填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小暗恋姐夫。这有些八卦，我宁愿相信小姨子是被苏轼对堂姐的一片深情所感动，还有就是对苏轼文采和人品的仰慕。她知道，这样的男人，足以托付一生，不论他多么坎坷，多么潦倒，嫁给他，才有真正的安全感。 王闰之陪伴苏轼经历宦海的大起大落，他们共同生活的二十五年，先后历经最艰险的“乌台诗案”和“黄州贬谪”。生计最为困难时，她陪苏轼一起采摘野菜，赤脚耕田，变着法子给苏轼解闷。她去世时，葬礼极为隆重，苏轼为她写了祭文，承诺“唯有同穴，尚蹈此言”。直到十年后，苏轼去世，弟弟苏辙将哥哥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唯有同穴”的愿望。 苏轼情真，守着纯粹的真性情，从不滥情，用情必专。唯一的一段发生在杭州的逸事，是琴操受东坡启示身入空门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但纯属柏拉图式的精神对话，而且和禅悟有关。 有一天，两只游船不期而撞，十六岁的歌妓琴操与知命之年的苏东坡在西湖相遇。琴操是官伎中的才女，谈吐风雅，善于应答，东坡很喜欢她，同游西湖，说笑甚欢。东坡说：“我来做长老，你来参禅好吗？”于是问她：“何谓湖中景？”琴操答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再问：“何谓景中人？”回答是：“裙拖六幅潇湘水，鬓挽巫山一段云。”又问一句：“何人中意？”回答：“随他杨学士，鳖杀鲍参军。”苏轼继续盘问：“如此究竟如何？”琴操不知如何应答了。东坡代为解答：“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琴操顿悟，当天就削发为尼了。苏轼离开杭州后，琴操茫然若失，不久就郁郁而终，年仅二十四岁。后来，苏轼在被贬的南方听闻琴操死讯后，老泪纵横，仰天长叹：“都是我害了你。” 元佑八年，主持“元佑更化”的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后党与帝党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宋哲宗绍圣元年四月，朝廷以苏轼起草制诰“讥刺先朝”的罪名，撤掉他翰林侍读学士等职务官衔，在一个月内连续三次降官，最后被贬广东惠州。惠州在岭南，当时属瘴疠不毛之地，远非黄州内陆可比。 十一、 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千里迢迢赶赴贬所，途中的艰难困苦，心情的凄凉可想而知。南迁途中，他感慨万千，如梦如幻。 被贬惠州之时，只有次子苏过、妾王朝云随东坡老人奔赴贬所。在惠州，服侍他二十三年之久的爱妾王朝云生为苏轼生下一子，取名干儿。贬谪之途动荡艰辛，幼子经受不住折腾过早夭折了。苏轼心中悲痛难忍，但是最悲恸的是孩子的母亲，“母哭不可闻”的王朝云历尽身心的折磨，最终为自己年轻的生命画上了句号。苏轼在王朝云墓前建了一座碑亭，取名“六如亭”，正取佛家“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之语。他给王朝云写的墓志铭只不过短短的几句话，生在何年死于何时，跟了我苏轼几年。三言两语，却是如此苍凉。 那一年，苏轼六十岁，此后，一直鳏居。苏轼追忆从前，王朝云对他的理解。有一天，苏轼抚着肚子，问身边的人：“知道这里都是什么？”有人说是一肚子学识，有人说是一肚子文章，只有王朝云说：“那是一肚皮不合时宜。” 以六十岁老迈之身，流放岭南，身为犯官，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计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生活完全靠地方官员、朋友、门生、方外之人馈赠接济，甚至效仿杜甫，采挖黄精草充饥。作于绍圣二年中秋的《西江月》写尽了一个孤苦老人晚年的凄凉心境：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沉重的政治打击没有妨碍他游览松风亭的好兴致。松风亭上植松二十余种，清风徐来，松声如涛，是当时岭南的游览胜地。苏轼的《记游松风亭》一文记述了自己禅悟的生活片段，他在文中细致地描述了“顿悟”时那种轻松、快慰的感受。禅是思维修，是静虑。苏轼在静虑中而排泄身心的垢秽，洒扫世尘的污染，摆脱功名的羁梏，以求得身心的清净，这正符合禅宗的本旨。 相较于少年熟习的老庄，贬谪中的苏轼更加倚重佛典的引导作用，对他来说，“参禅”已不再是少年时期权充赏玩学理的对象。“随遇而安”的人生哲学，是佛道两家双重下的产物，在垂暮之年的贬谪生涯中，因苏轼持续不断的概念深化和实践，最终内化为其人生哲学的一个重要标记。他踩着“内外双修”的步伐，一方向外寻求山水友情的慰藉，一方也向内找寻“心安之境”的可能。 体悟到这些之后，苏轼在惠州的被贬岁月过得更加充实坦然，他将儒家仁人济世精神与佛道的乐善好施、普度众生的愿心结合起来，竭尽全力地关怀惠州民众。尽管他在惠州生活得颇为艰难，却不遗余力地帮助当地百姓，热心于当地的民生建设，如筹建医院、集资成立孤儿院、实施饮水工程、建造浮桥等等。当年“乌台诗案”就是以文字获罪的，但是他仍然不改其志，在忧患余生的晚年，写下了政治讽刺诗《荔枝叹》，怀着“至今欲食林甫肉”的极大愤慨，从唐代进贡荔枝写到宋代贡茶献花，对官吏的阿谀奉承，宫廷的穷奢极欲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他苦中作乐，觉得惠州空气好，荔枝好吃，还发明自制了味道醇美的罗浮春酒，尝试着酿造桂花蜜，写诗感慨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又说，“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鼓”，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苏轼在诗中只是写了他旷达的襟怀和幽默的情趣，并未有一字涉及政治，但却又惹了祸端。这首洒脱的诗篇传至京城，新党领导不高兴了。这些逍遥诗作让当权者感到苏轼在惠州生活得太快活了，于是有了再贬海南儋州的命令。既然你“春睡美”，好吧，再给你调一个位置，让你美，再贬至海南琼州。海南岛在天之涯地之角，是宋代最为荒远的地方了。 十二、 再贬海南儋州，他只带了三子苏过启程。子孙们哭送于江边，都觉得是生离死别。已臻垂暮之年，却以待罪之身被一贬再贬至天涯海角的海南荒岛，还朝无望，返乡无期。苏轼安慰儿孙：“生不挈棺，死不扶柩，这是东坡家风。”而弟弟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这次海南之贬，是苏轼生命史上最后一次放逐，也是遭受打击最严重的一次。海南儋州，位于海南岛的西北部，当时人迹罕至，瘴疬丛生，山穷水恶，人烟稀少，黎汉杂居，文化落后。苏轼给朋友写信有言：“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流放海南的岁月很艰苦，但苏先生竭力调整心态，寻求超脱，并自得其乐。他和当地乡民一起，背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他没忘了读书，这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 他在海南岛上试制墨，研发各种草药，纵然烧着了房子，喝坏了肚子，他依旧对生活的“创新”乐此不疲。他把所有苦难的流放地都当作可以安身立命的故乡，即便在最困顿的环境中也能找到生活的乐趣，这就是苏轼。 这样的男人携天地之正气，秉万物之清流，“阅世走人间”与“观身卧云岭”的两个自我并行不悖。苏轼兼收诸学，又扬弃了诸学，从而构建了一种区别于任何时代和个人的充满了自主、自觉、自由精神的文化人格，形成了无往不胜、超然旷达、委运自然、率真任性、穷达相济、刚柔并存的东坡哲学。正因为如此，苏轼才能在壮志难酬、真情难诉、漂浮不定的悲惨贬途中保持人格的完整和真实，成为不折不扣的大宋达人，永远秀在华夏民族沧海横流的历史天宇之下。 苏轼在被陈寅恪先生称为“华夏文明之发展，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时”的特殊时代，绝对是一面旗帜，在尚雅、崇理、博学、富趣的时代氛围下苏轼已俨然成为一种“符号”。换言之，在宋代，苏轼以其卓越的智慧才情、无与伦比的文学成就以及惊心动魄的人生仕履，刮起了阵阵旋风，从多方面展示了宋型文化的特征，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和生命现象。 谪居海南也不忘与当地黎族土民相娱同乐，共享生活乐趣，“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咬葱叶送迎翁”，“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此间有什么歇得歇不得，贬谪南荒，便歇在南荒，乃至愿意“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一次又一次用诗性的方式将平生逆旅化作胸中坦途，这种超越一切苦难的怡情快意被后世称为“东坡事事爽”，而苏轼心灵之上建构的庞大的超利害忘物我的心性本体世界更是令我们叹为观止。 在这片南宗禅的发祥之地，苏轼却有机会游曹溪、访南华，与南宗禅结下深缘。苏轼在岭南，多次游历并且曾寄居在南华寺，他与南华寺僧人有频繁的深层交往。南华寺，曾是慧能传法的寺院，是南宗禅的发祥之地。来到南华寺，老年苏轼终于明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苏轼与岭南的人与物打成一片，他的心理也感到了融合于岭南淳朴民风的快乐。他热爱岭南的人，珍视“曹溪一滴水”。“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是苏轼自我真实的感慨。超然物外，忧乐两忘地走着坎坷的人生之路，就是因为心中流淌着一股曹溪清泉。苏轼悟得，是“曹溪一滴水”让他在风雨人生中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曹溪一滴水”与“摩诘不二门”滋润了他的精神家园，铸成他无所往而不乐的潇洒、乐观的人格。环境际遇，年事日高，归期渺茫，前路茫茫，举目无亲，他益加潜心学佛习禅，平日修炼坐禅，精研佛典。“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短短的两句诗中，将自绍圣元年到元符三年的七年流放生活，九死一生的飘落生涯，以达观的胸怀，感恩的心态一带而过。犹如《华严经》中的善财童子，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在不同的境界里历事炼心，如如不动，随缘任运。 他把岭海当作自己的故乡，他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又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他并非真的以为海南是他的“故乡”，而是说故乡在自己的心中，只要心有所安，无处不可作故乡。 他也时时盼望北归，梦中，听见山呼海啸，误认为是群仙欢宴而庆贺他的北归。然而，年复一年，归期难料。他早在二十五岁时踏上仕途，“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言壮语，曾经最能代表他对事业功名的向往和追求。接踵而至的政治迫害以及社会人生的种种矛盾，逼他步步恬退。他所效忠的朝廷和君王一次又一次把他抛向痛苦的深渊。政治、功名、富贵只是一场噩梦，他只有拿佛家的思想来慰抚自己受伤的心，于山水的静观默照中获得清静圆融的体悟，山河大地无非佛身，溪声浪语无非佛法。法轮常转，岂分昼夜？ 十三、 元符三年正月，宋哲宗崩逝，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这年五月暮春，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朝廷封为成都玉局观提举（宋代祠官）。这是苏轼毕生最后的官职，也是朝廷给予苏轼的最后交待。离别海南土著，儋人沿途送别，依恋不舍。苏轼北归后来动情地对友人说“澹耳风土极善，人情不恶。”他能从穷荒的海南岛活着归来，居蛮荒之地，穷得家徒四壁，对海南还能有“极善、不恶”的好评，这个苏东坡真能吃苦，也真能取乐，也足见他与当地父老的情谊。 岭海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如此残酷，耄耋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在藤州江上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他想说，他的心本来就像江月一样圆满纯白，像江流一样波澜不惊。 七月仲夏，苏轼悄然离世，死时六十六岁。世事一场大梦，如梦如劫，现在大梦完结了。他永逝的那天早晨，一大群斑驳的飞鸟栖息在他寓所前的参天大树上，静默无声，久久逗留。树荫之下的池塘里，莲花迎着晨曦初开，花开花落，都是一份随缘的自在。苏轼在临终前用近乎调侃的口气对自己风波险恶的宦海生涯作了一个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何罪？独名太高”，苏辙如是说，然而苏辙即使不说，历史的双眸清澈无邪。青衫磊落的苏东坡，仿佛正从风雨的郊外走来，竹杖芒鞋，“回首向来萧索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就这样一蓑风雨，走向他曾经憧憬过的“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的闲人野趣。 因字数限制，本文略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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