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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海沉浮又如何，一生坎坷又如何，我眼前过往的人生注定不会包括那些，我眼前过往的是少时眉山的严父慈母，是青年汴京的名动天下，是乌台诗案的黑狱悟道，是黄州贬谪的破茧成蝶，是杭州百姓的热泪相送，是天下才俊的唱和相酬，更是爱子绕膝后的转眼成年，还有红颜知己的至情相伴和小窗梳妆……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 文/宝木笑 木心说：“艺术家仅次于上帝。”显然，深受西式教育和环境影响的木心先生是在欧美文化的角度阐述艺术家自身的伟大价值。但即使用中国文化的习惯来看待这个话题，我们也会发现人类的艺术和精神领域是共通的，顶级的艺术家确实达到了某种“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其中的极端少数已经不是“天人合一”那样简单了，那简直是“惊为天人”，因为他们的艺术和思想甚至让人产生了一种幻觉：是怎样的人才能创作出那样震撼人心的艺术作品，又是怎样的人才能够拥有那样出尘的精神，他们不但超越了时代，而且超越了自身，就仿佛是“上帝”或是“神仙”。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仅将眼光放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用更符合中华文化习惯的说法来表述这个概念，于是便有了“谪仙”这个特殊的称谓。我们民族的文化和艺术源远流长，但仍需承认的是，即便是今天，我们在气度方面仍然无法超越汉唐，在艺术方面则无法超越唐宋。提起“谪仙”，一般专指唐时李白，但如果一定要在整个中华文化史和艺术史中找出能与其比肩者，唯有宋时苏轼可与其争锋，这也是数百年来人们不断讨论并渐渐接受的结论。 所谓“谪仙”，顾名思义就是被贬谪的仙人，他们的才华和思想超越了这个世界，但他们的人间路却并不平坦，充满坎坷，但他们毕竟有着某种“悟道”的“仙根”，故而虽人间险恶，却仍无法掩盖他们的光芒。细细琢磨起来，李白和苏轼更像是“谪仙”的两面：李白从一开始就让人感觉到一种别样的风采，也一直以“谪仙”自命，仿佛一位并未抹除上界记忆的下凡仙人；而苏轼则要复杂的多，苏轼更像是抹除上界记忆之后来到了世间，他的“仙根”虽然从未丧失，但却经历了一番苦难和磨砺，逐渐焕发了“谪仙”的风采。 事实确实如此，苏轼的艺术和人生虽然极富吸引力，让人欲罢不能，但其宏大、复杂而又精妙、细致的外延和内涵又让人感觉无从说起。这位可以用“伟大”来形容的艺术家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地地道道的“摩羯座”，用星座性格来说，摩羯座的人“属于品味非凡型，喜欢走简约风”，同时“很少有人和别人交往是从绝对的信任开始，可是摩羯是”，这些在苏轼日后的人生中都被应验了。比如他后来艺术思想的返璞归真，提倡大道至简，再比如后来“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轻易就骗取了苏轼的信任，搜集了很多苏轼的“谋反罪状”。 “谪仙”也是需要证明自己的，按照我们的文化印象，“捻断数根须”的苦吟虽然励志，但却与“谪仙”相距甚远，“谪仙”必须是天才的，是耀眼的，是举重若轻的。苏轼确实做到了，那一年是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二十一岁，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入京应考，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让欧阳修眼前一亮，却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让苏轼只名列第二。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苏轼在文中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后来欧阳修对自己的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老夫，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  《治平帖》，1069年书，纸本，纵29.2厘米，横45.2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馆 喜爱苏轼的人也许都曾感慨，如果顺着这个剧情发展下去那有多好，苏轼一试成名，文坛领袖欧阳修为了他甚至与最大的政敌张方平产生了共鸣，一致荐举苏轼苏辙两兄弟，荣耀和富贵就在眼前，唾手可得。但“谪仙”的气质不但在“谪”更在“仙”，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真性情注定无法在政治漩涡中幸存，就像苏轼后来对好友同时又是王安石门生的晁端彦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苏轼不但一生被小人妒忌嫉恨，更因为这种“非吐不可”的性格让其既不容于主持新政的王安石，又不容于倡导回复的司马光。这里有一个细节非常能够说明问题，苏轼初入朝就公开对当时主政的王安石进行批评，当宋神宗私下召见苏轼，并表现出对其颇有好感的时候，苏轼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忍不住把这件事说给了朋友听。显然，苏轼太年轻，太缺乏城府了，这样重大之事怎可走漏风声，于是王安石听到后开始提前做准备，当宋神宗有意让苏轼来到自己身边，做起居注官时，王安石成功阻止了这个安排。于是，苏轼错失了那个几乎可以与皇帝朝夕相处的职位，人生的走向发生了改变。 而这种人生走向的改变伴随了苏轼的一生，“谪仙”的“谪”字也许是其一生的无奈写照吧。有人用“八三四一”来总结苏轼一生：“八”是他曾任八州知州，分别是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三”是他前后担任过吏部、兵部和礼部的尚书；“四”是指他“四处贬谪”，先后被贬到黄州、汝州、惠州、儋州；“一”是说他担任过一任皇帝的文字秘书，为皇帝起草诏书八百多道。而这一波三折的人生历程，也最终将苏轼的“谪仙”品格完全磨砺了出来。民间有一则典故很值得注意，当然也很有名，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下狱，与长子苏迈约定，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是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苏迈盘缠用尽，需要外出筹钱，就托朋友代为送饭，情急下却忘记告知约定，那友人不知情下就送了一条熏鱼，苏轼见此从开始的震动，到后来的沉默，写过诀别诗后，他坐回阴暗牢房的角落里，一动不动，祝勇先生在《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中感慨：“长夜里，他破茧为蝶。”  《祭黄几道文》，1087年书，纸本，纵31.6厘米 ，横121.7厘米，现藏上海博物馆 如果说“乌台诗案”中的这个插曲是苏轼“谪仙”本质的某种“顿悟”的话，那么苏轼贬谪黄州后，则是一个真正的“渐悟”过程。黄州之于苏轼，就仿佛龙场之于王阳明，当年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这才有了著名的“龙场悟道”。而在黄州，苏轼写下了“天下行书第三”的《寒食帖》，也是在黄州，苏轼还写出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赤壁赋》、《后赤壁赋》，这字、这词、这文，无不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不朽经典，更是在黄州，苏轼把自己开垦的荒地取名东坡，从此人间的苏轼渐行渐远，“谪仙”东坡正式开始了凡间的生活。  《前赤壁赋》，1083年书，素笺墨迹卷，纵23.9厘米，橫258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黄州为了家里的一日三餐辛勤躬耕的他，在目睹了官场的种种黑暗和人性的种种恶毒，在经历了往日的种种荣耀和今日的种种挫折，这个时候，“谪仙”的才华和风范终于爆发于他的作品中了。其实《寒食帖》乍看上去，字型并不漂亮，很随意，但这种随意正是苏东坡书法的特点：那种起伏跌宕、错落多姿、一气呵成，那种寓于点画线条中的变化，或正锋，或侧锋，顺手断连，浑然天成，而其结字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气象万千。《寒食帖》，是苏轼的“天下第三行书”，更是谪仙东坡的“黄州一夜”。  《黄州寒食诗帖》，1082年书，墨迹素笺本，纵18.9厘米，横34.2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没有一种爆发不需要过程，一切顿悟皆起于渐悟。《寒食帖》的背后是饱经忧患的谪仙东坡长期积累后的艺术爆发，他在46岁终于参悟到了艺术的“仙境”：艺术之美的极境是纷华剥蚀净尽以后，那毫无伪饰的一个赤裸裸的自己，艺术之难不在技巧，而难在不粉饰，不卖弄，难在能够自由而准确地表达一个人的内心处境。自此，谪仙东坡绝然走向了强调法度的唐代书法的另一面，“唐人尚法，宋人尚意”，自东坡始。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制定规则的人，不是遵从规则的人，而这种领悟也被苏轼带入绘画领域，虽然欧阳修、王安石都曾确立了文人画论的主调，但在苏轼这里，文人画的理论终于完善。  《潇湘竹石图》为国内苏轼作品孤本，历经几番波折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谪仙”既是天才的绚烂，更是历经世事风雨后的从容淡定，是那平淡之下的暗流涌动，是那收束于简约中的强大张力，萧散简远，简古淡泊，是苏轼所说的“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也是他所说的“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正因为这样，以《枯木怪石图》为代表的东坡画作才能开千年文人画的新风气。按照米芾的回忆，东坡画上的怪石、枯树都是前人未作的——怪石上画满圆形弧线，仿佛在快速旋转，而那虬曲的枯树在上方竟转了一个圈，再伸向天空。以质朴展示自在充盈，用死亡表示生机，谪仙东坡从“墨”中看到了“色”，从“无”中发现了有，从此宋画风格渐定，而东坡的石木组合影响了后面的八个世纪，包括赵孟頫、李士行、项圣谟等。  《枯木怪石图》已于抗战时期流入日本 顺着这个思路来看，苏轼的词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也就不难理解了。既然字与画的至境都是自由而准确地表达一个人的内心处境，那么自然就要“得意”而“忘形”，这背后的文论逻辑就是：形式只是工具，无所谓高低贵贱。宋词尽管早已由当时的流行乐坛转入名家文人之手，比如欧阳修、柳永、晏几道等人，却仍然被视为“小道”、“小技”，始终带着“词为艳科”的所谓“原罪”。而到了谪仙东坡那里，其思想早已超越了这种狭隘局限，直接“以诗为词”，词终于与诗一样，成为言志载道和表达内心真挚感情的文学形式。苏轼也因此将词的艺术性提升到一个极限的高度，直到今天，每一个中国人也许心头都萦绕着他的诗句和词句，比如“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更不用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这些名句常被人称为“神来之语”，但很多人仅是感慨“谪仙”的天纵奇才，却不知道真正让苏轼在当时的境遇下,仍能够成为终宋一朝三代文学领袖之一的，其实更是他的性情和品格，而这也是千百年来无数人喜欢苏轼的更深层的原因。用祝勇先生《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中的话说就是：“他本来就是人间的，他是石，是竹，也是尘，是土，是他《寒食帖》所写的‘泥污燕支雪’。他的文学艺术，牵动着人世间最凡俗的欲念，同时又代表着中华文化最坚定的价值。他既是草根的，又是精英的。”相对于过于缥缈遥远的李白，“谪仙”在苏轼身上显示了更多的包容性和亲近性，同样是面对命运多舛的洒脱，苏轼则更能让普通人内心产生强烈共鸣，从而由衷地会心一笑。 这种具备着极大包容性和亲近性的洒脱，才是“谪仙”的最大特征，更是其千百年来征服无数人的真正理由。苏轼的一生有孤独、有相思、有豪放、有柔情、有挫败、有挣扎、有苦涩、有洒脱，“谪仙”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而是在与苦境周旋中从不绝望，潇洒坦荡，甚至对生活有一种幽默的享乐感。朝堂上蝇营狗苟的群小也许快意于苏轼的屡遭贬谪，但就凭他们此等俗人又怎能绊倒一代“谪仙”。宋人的食谱里最看重的是羊肉，其次是牛肉，猪肉被看低，当然价格十分便宜，那些小人可能很开心地得知苏轼贬谪黄州后，为了家人温饱只能开荒东坡，但他们哪里知道，苏轼在黄州除了完成了艺术上的破茧成蝶，竟还捣鼓出了一款浙菜名品——东坡肉，这甚至极大提升了猪肉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这里简略摘录东坡肉的烹制方法，以飨读者： “将猪肉切成约二寸许的正方形，一半为肥肉，一半为瘦肉，用很少水煮开后，在倒入酱油、料酒等佐料，文火炖上几个时辰，做出来的肉，入口香糯，肥而不腻，带有酒香，酥烂而形不碎，美味无比。”  东坡肉 人们都知道苏轼后来又被贬谪至岭南，于是才有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但可能很少人知道在岭南惠州，苏轼甚至还成为了后世流行的羊蝎子的祖师爷。惠州物资匮乏，加上没什么钱，苏轼经常买不到羊肉，就只能从屠户那里买没人要的羊脊骨。苏轼发现羊脊骨间还有没剔尽的羊肉，于是就把它们煮熟，用热酒淋一下，再撒上盐，放到火上烧烤，用竹签慢慢挑着吃，就像吃螃蟹一样，不亦乐乎。  烤羊蝎子 在政敌眼中，特别是在小人眼中，苏轼这样的“谪仙”才华和气度，再加上“打不死的小强”一般的生命力和幽默感，确实让他们七窍生烟，如鲠在喉。于是，苏轼最后被贬谪至海南岛，朝堂群小也许在想，你苏东坡不是能做东坡肉么？那时的海南却连猪肉都没有，看你又能如何。充满黑色幽默感的是，苏轼在海南深挖食材，竟然又发现了生蚝的妙处： “将蚝肉放入浆水、酒中炖煮，又拿其中个儿大的蚝肉在火上烤熟，‘食之甚美，未始有也’” 苏轼的这种困境中自得其乐的生活姿态不但感染了周围的人，也感动了后世的我们，而这背后是苏轼一颗重情的赤子之心，以天纵之才拥抱尘世生活，是为“谪仙”。这种情，不但是苏轼与苏辙一世的“风雨对床”兄弟情，更有对一方普通百姓的大爱之情。今人对苏轼在杭州造苏堤的功绩也许了解得并不深入，其实那是一个系统工程。茅山河连通钱塘江，盐桥河连通西湖，每年钱塘江潮都会将大量泥沙带到这两条河中。苏轼第一次来杭州做通判时，西湖已被淤塞了十分之三，苏轼第二次来杭州，西湖已经堰塞了一半，再过二十年，西湖将不复存在。于是，苏轼各方筹款，发动十余万人疏浚西湖，并将挖出的淤泥和湖草在西湖西侧筑成苏堤，并设计了六桥九亭，“三潭映月”其实是苏轼当时为禁止在石塔范围内种植作物以保西湖大部分水域清澈而布置的“警戒线”。  西湖十景·苏堤春晓  西湖十景·三潭映月 水患刚刚除去，杭州又发瘟疫，当年苏轼对江发誓不泄露药方才从朋友巢谷那里求得一方，但面对百姓的生死，苏轼宁可违背誓言，将此方无偿告知杭州百姓，挽救了无数生命。甚至在当年，苏轼还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面向公众的官办医院——安乐坊，这个后来改名安济坊的医院救治和收留了无数生命，而且贫困、老迈和残疾者均可在那里得到免费的医疗，如今这家医馆仍然在杭州的惠民路上。苏轼用自己的实践重新定义了自李白而始的“谪仙”概念：那是包容和亲近，那是洒脱和真情，那是儒释道三家合一，那是以出世心做好入世事。 此为目前可以考证的安乐坊今址 仕途的坎坷显然不能影响“谪仙”的心境，命运的无常也不能改变“谪仙”的气度，如果真要找出能够令“谪仙”心碎动容的事情，也许就剩下男女之情了吧。这其中，苏轼与三位女子的感情一直被世人关注，苏轼的第一位夫人王弗在二十七岁时去世，两人相守十年，感情极好，在妻子去世十年后，苏轼在密州任职，亡妻仍在梦中出现，这才有了苏轼梦醒后的那阙《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王弗 是啊，那十年正是苏轼千里远行、求取功名的十年，王弗深知丈夫性情直率，因此帮他辨析人情事理，避免丈夫受到伤害，当苏轼名满天下，发妻却撒手人寰，纵然“谪仙”又岂有不心痛之理。而苏轼的第二位妻子王闰之同样也是一位伟大的女子，她伴随苏轼的仕宦沉浮，从眉州到汴京，此后辗转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汝州、常州、登州、颍州、扬州，她默默地守在苏轼身边，给苏轼以无限温暖。没想到苏轼好不容易重回汴京，迁任礼部尚书，王闰之却在46岁上，溘然长逝，苏轼当年深受打击，常常枯坐园中，望着梧桐树发呆良久。 苏轼和王闰之 而朝云作为侍妾，虽没有名分，却对苏轼异常体贴，她的温柔和深情给了晚年苏轼最大的温暖。当苏轼被贬谪岭南惠州的圣旨到达时，苏轼开始遣散家人，因为在不杀文人的宋朝，这种贬谪几乎就等同于死刑。但唯有朝云宁死不肯离开苏轼，到达惠州的第二个秋天，苏轼与朝云在家闲坐，看到窗外落叶萧索，景色凄迷，苏轼心中烦闷，于是就有了那首《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朝云石刻 朝云抚琴吟唱《蝶恋花》，边唱边落泪，苏轼忙问为何，朝云答：“奴所不能歌者，惟‘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二句”。后世不学无术者竟以此句作为男人放浪的绝唱，又怎知那朴实的两句实则道尽了苏轼对人世无常和生命脆弱的感慨。从此，朝云日诵“枝上柳绵”二句，每每流泪，在随苏轼到达惠州的第三个年头，朝云因为被传染了当地的瘟疫而去世。明代陈际飞说：“‘枝上’两句，断送朝云。”而朝云死后，苏轼终生不再听《蝶恋花》。三个月后，苏轼在朝云墓所在的惠州西湖边，望着岭上梅花，暮树寒鸦，悲从中来，泣不成声，写下了那首《西江月》：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 素面翻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公元1101年，12世纪的头一年，七月二十六日，苏轼在常州重病弥留。 苏轼对三个儿子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至时，慎毋哭泣，让我坦然化去。” 此时，苏轼好友维琳方丈在其耳边大声说：“端明宜勿忘西方！” 苏轼气若游丝答：“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 钱世雄急忙上前说：“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 苏轼竟略带微笑答：“着力即差。” 长子苏迈再上前询问后事，苏轼不再作任何回应，盍然而逝。 王阳明临终面对儿子询问后事，也作了相似的回答：“此心光明，夫复何言”。是啊，后事又如何，西方又如何，宦海沉浮又如何，一生坎坷又如何，我眼前过往的人生注定不会包括那些，我眼前过往的是少时眉山的严父慈母，是青年汴京的名动天下，是乌台诗案的黑狱悟道，是黄州贬谪的破茧成蝶，是杭州百姓的热泪相送，是天下才俊的唱和相酬，更是爱子绕膝后的转眼成年，还有红颜知己的至情相伴和小窗梳妆…… 因为，这个世上还有一种人生叫“谪仙”。 “一代文章三父子，千秋俎豆两峨眉。” 后记：一位老僧曾经回忆，他年轻时在寿星院出家，时常看到苏轼在夏天一人赤足上山，苏轼会向他借一把躺椅，搬到附近的竹林下，脱下袍子和小褂，赤背在午后的斑驳阳光里昏然小睡。那时他还年轻，不敢走近，只能远远地偷看那位大人物，蓦然，他发现那位大诗人背上有七颗黑痣，排状恰似北斗七星。老僧人说，这个苏东坡啊，是从天上下界到人间暂时做客的神仙啊。 主要参考文献： 《苏东坡传》，林语堂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 《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祝勇著，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年7月 《苏轼评传》，曾枣庄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 《东坡词研究》，郑园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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