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为豆瓣观影club独家编译稿件，来源网站hollywoodreporter.com。
颁奖季如火如荼，奥斯卡近在咫尺，只是我们的大师们——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马丁·西科赛斯、奥利弗·斯通和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在今年集体被忽视了，一股新势力已非崭露头角，而是以“劈头盖脸”的架势汹涌而来——比如达米安·沙泽勒和他的《爱乐之城》，以及巴里·詹金斯和他的《月光男孩》。 今年的奥斯卡角逐阵容的确很有意思：老司机名导演纷纷不见其名，而一大帮初出茅庐的新导演则“鸠占鹊巢”。 具体来说，被这届奥斯卡“忽视”的重量级导演有奥利弗·斯通、马丁·西科赛斯、罗伯特·泽米吉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和史蒂芬·斯皮尔伯格——而他们每个人这一年来都有新片问世（分别是《斯诺登》、《沉默》、《间谍同盟》、《萨利机长》和《圆梦巨人》）。取而代之的则是四位首次获得提名的导演——达米安·沙泽勒（《爱乐之城》）、巴里·詹金斯（《月光男孩》）、丹尼斯·维伦纽瓦（《降临》）和肯尼斯·罗纳根（《海边的曼彻斯特》）——以及一位老司机梅尔·吉布森（《血战钢锯岭》）。
你觉得只是巧合？美国导演协会 (The Directors Guild of America, DGA) 在宣布其故事片提名名单的时候则更加夸张。在五部提名影片中，只有加斯·戴维斯（《雄狮》）在以往的DGA中被提名过，但那也是电视类而非电影。 这个现象所展现的并不只是当今电影产业对年轻人的偏爱——不过贵产业向来是年龄至上甚至是性别至上的（别说没有）——也许更预示着一场震撼世界的颠覆，70后及80后的导演们就要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了。
其实每年奥斯卡的提名名单中都会有几张新鲜面孔出现。但今年是很长时间以来学院奖第一次如此青睐新生代——这些年轻的男导演们（并没有女性，摊手）刚刚处在事业的起步阶段，而对于奥斯卡来说更是“新生儿”般的存在。 2016年，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荒野猎人》）是唯一一个以前在这个奖项上被提名的导演，但在他的竞争对手当中，乔治·米勒（《疯狂的麦克斯4：狂暴之路》）在其它奖项中被提名过四次（并且《快乐的大脚》在2006年获得了最佳长篇动画），托马斯·麦卡锡（《聚焦》）也曾凭借2003年的《心灵驿站》和2009年的《飞屋环游记》（编剧）广受赞誉。 而相比他们，今年的最佳导演领跑者们要年轻多了：《爱乐之城》的沙泽勒32岁，《月光男孩》的詹金斯37岁（维伦纽瓦49岁，罗纳根54岁，吉布森61岁）。也许正是如此大的年龄跨度，使得为其作品制定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这件事更加困难，当然也正是因为中老年导演都还在线，称年轻导演们为“美国新浪潮”也许为时尚早。但是，根据电影历史长河来看，新人团结起来“共同进步”的迹象确是越发明显了。
时光倒流七十年，毕竟当时，战后的意大利导演们——费德里科·费里尼、维托里奥·德·西卡、罗伯托·罗西里尼和卢奇诺·维斯康蒂——也是用了很久的时间才让“新现实主义”这个词浮出水面。同样地，观察家们也是花费了很久才将弗朗索瓦·特吕弗、让-吕克·戈达尔和他们的同行人称为“法国新浪潮”。 这些导演在当今看来，与众不同的程度甚至高于当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各自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拥有了非常独立的导演方向。但是，他们还是在一段时间内代表了相似的社会思潮：意大利导演们致力于投身在那些反映国内真实生活问题的故事上，而法国导演们则一致努力摒弃那些古旧的电影传统并相信“创新”的力量。
上一次“美国电影浪潮”——如果有——出现在1970年代晚期及1980年代，定义它的人基本上来自当时的各大电影院校及分支领域，只是那些被定义为此的导演很多自己并没有专业电影学习的背景。斯皮尔伯格、乔治·卢卡斯、布莱恩·德·帕尔玛与其“同僚”们，似乎更愿意通过摄像机去思考，这一点与他们的偶像——早期艺术家们——并不一致。由此，电影作为第七艺术媒介真正变成了信息本身；而戏剧与文学则留给了上一个时代。 这些导演对于电影的极致追求和他们的上一代完全不同——他们的上一代是一群反独裁主义的彼时年轻导演，成长于1960年代及1970年代早期，见证了大制片厂制度的坍塌，也经历了依旧处在越战创伤中的社会。他们的黑暗视觉被反映在了诸如1971年的《法国贩毒网》、1972年的《教父》以及1979年的《富贵逼人来》中。事情往往是这样，老一辈所抗争的，为新一辈所拥护，反之亦然。那些为现在观众喜闻乐见的，高瞻远瞩且大胆的故事，在当时却会被社会评论所谴责。
那么这两种思维方式中到底哪一种更深刻地影响着当下这些奥斯卡的提名者呢？很难讲。诚然，对于新导演来说，有多与众不同，就有多出类拔萃。 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差：《爱乐之城》以其回归歌舞片的形式完成了向旧好莱坞的致敬；但《月光男孩》则以其罕见的结构、角色和主题，表达着对好莱坞惯例的抗拒。
也许这些导演的同时出现只不过是纯粹的巧合，且整个“美国新浪潮”的概念只是旁观者的意淫。也许，他们也的确预示着某种更深层次的变革。 1960年代末，一批诸如迈克·尼科尔斯（《毕业生》）和阿瑟·佩恩（《雌雄大盗》）等的导演的横空出世，宣布了大制片厂制度的瓦解，也为新的一群无畏且激进的导演铺平道路，他们的出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也许詹金斯和沙泽勒们也是未来崭新一代导演们的先锋。也许他们只不过是一现的昙花，其耀眼的光芒令其独一无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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