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刚刚到来，死亡的消息就不期而至。一个多月之间，我们的世界就接连失去了很多重要的人物，略举几位，其中有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国内曾翻译出版他的天才之作《理与人》；还有英国著名的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这位最会讲故事的人，出版了很多不同门类的作品，单凭《观看之道》一书，就改变了一代人对艺术的看法，在全世界拥有众多读者；还有就是我要重点介绍的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有这样一种观点，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是一个世界的结束，都意味着一个世界的消失，而且是那种永远的消失，无法逆转也无法弥补。这个失去的世界将会一直缺席，直至永恒。乍一看，这个观点平庸无奇，好像是一句废话。仔细琢磨之后才会明白其中隐含着一种世界观。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世界，我们在自己的世界中成长和思考，使用自己的观点发声，我们的感觉和经验都是独一无二的。某种程度上，外面的客观世界并不存在，我们通过自己的感官体验和经验综合汇总起来的世界，只是自己的头脑折射出来的一种主观感受。当然，我们的世界会和其他人的世界有交汇、冲突、融合等等。但归根结底而言，一个人拥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只会随着死亡的到来而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无论是谁去世，都值得纪念。因为大千世界就是用这样单独个体的肉身与灵魂建构起来的，缺少任何一块，这个世界都会有所缺憾。 而像约翰·伯格与齐格蒙特·鲍曼这样的人物去世，更容易激荡人心，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和建构要多于普通人。这并非一种精英主义的世故，我们大多数人的平庸是因为我们习惯于随波逐流，被时代裹挟着不作反抗，浑浑噩噩地过完一生。我们有时候明白自己的处境，但却无法思考这种处境有何意义。我们对自己的时代缺乏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尤其在某种危机来临的情况下，比如在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情况下，这种思考和判断显得尤为重要。 像鲍曼的一生，就是一个世纪的历史见证。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鲍曼出生于波兰，二战期间流亡到苏联，二战中参加过柏林的战斗，被授予过勋章。二战结束后，被清理出军队，开始在华沙大学任教。但还是没有逃过反犹主义的清算，被驱逐出波兰，最终选择定居在英国，教书为生，写作为业。 鲍曼著作等身，很多著作都有中译本。他最为知名的作品大概就是《现代性与大图书》，这本书其实写给他的妻子珍妮娅的。珍妮娅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她写了很多回忆大屠杀的书。正是通过珍妮娅的视角，鲍曼才意识到大屠杀并非像他之前所想的是这个世界之外的事情，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断裂和例外。大屠杀与现代性的发展密不可分，是这个世界上所有文明中工业现代化与官僚体制的媾和，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恶劣事件。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鲍曼对大屠杀的思考，才促使了这个观念的产生：那就是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大屠杀的凶手，极端的恶与平庸的恶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 晚年的鲍曼并未停止过对我们世界的观察和思考。他对互联网和全球化世界的概括让我印象深刻，他将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高度概括为一种流动的现代性。这是一个液态的世界，高速流动的生活，来不及给我们的生活习惯定型，个人无法固化为永久的成就，你的身份随时可能被抛弃，你的经验跟不上世界的更新换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时代的人质，被时代裹挟着前进，我们来不及思考和作出判断。我们生活在一种流动的恐惧之中，生怕被时代抛弃，成为无法升级换代的垃圾品。 “垃圾”是这种流动生活的核心意象。因为在这种生活中，我们的幸福感取决于我们使用的产品迅速地沦为垃圾，以及处理垃圾的速度和效率。也许，这个时代给人最大的恐惧就是，我们的生命因为无法升级，日益衰落为速朽的垃圾品。所以，我们才拼命追赶这个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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