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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悲哀 by 郇建立 纳粹上台后，在希特勒的命令下，600万犹太人被屠杀；截至1945年，2/3的欧洲犹太人被杀害。任何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都不免要问：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为甚么会发生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对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关系进行了出色的分析，当然他是怀着极为痛苦的心情来考察这一问题的，因为鲍曼是一个具有犹太血统的学者。《现代性与大屠杀》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可能是鲍曼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该书于1990年获得了在西方社会享有盛誉的雅马尔费奖（Amalfi Prize）。 鲍曼明确指出，写作《现代性与大屠杀》的目的并不是要增加关于大屠杀的专业知识，唤起社会科学家对这些专业知识的关注，而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普遍应用中展示专家的发现，从而使它们从目前的边缘状态提升到社会理论与社会学实践的中心区域。鲍曼是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答案或许是个未知数，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们越来越注意到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而且也意识到，如果条件具备的话，历史的悲剧有可能重演。 在关于现代性和大屠杀的分析中，鲍曼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认识大屠杀？大屠杀为甚么会发生？犹太人为甚么会成为受害者？大屠杀给人类带来了怎样的教训？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些问题，但是，鲍曼的分析始终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 大屠杀：文明社会的难题 鲍曼曾经把大屠杀视为镶嵌在墙壁上的一幅与众不同的图画，然而，在读了他的妻子珍尼娜（Janina Bauman）的《晨冬》（Winterin the Morning）和《归属的梦想》（A Dream of Belonging）后，他才意识到，他对大屠杀知之甚少：大屠杀并不是一幅图画，而是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其他方式无法看到的东西，更明确地说，我们看到了现代性的危险。在鲍曼看来，大屠杀是犹太人的问题，但不仅仅是犹太人的问题。说它是犹太人的问题是因为，在受到纳粹政权「特殊处理」的人群中，只有犹太人被标上了全部消灭的记号；即使这样，它也不仅仅是犹太人的问题，因为大屠杀发生在崇尚理性的现代文明社会之中，因而它是文明社会的难题。 在鲍曼看来，大屠杀并不是反犹主义的结果，也不是极端的社会现象。这两种方式都会贬低、误解或轻视大屠杀对关于文明、现代性和现代文明的社会学理论的意义，从而使我们不能全面理解大屠杀给人类带来的教训。 用反犹主义解释大屠杀有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第一，德国并不存在强烈的反犹主义。在大屠杀发生以前，犹太人普遍认为德国是宗教和民族平等的天堂。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视并不根深柢固；尽管欧洲其他国家都爆发过仇视犹太人的公众暴乱，但德国却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厌恶可能还不及法国人；即使在大屠杀过程中，公众的反犹主义也没有变成积极的力量。 用反犹主义来解释大屠杀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用普遍性的东西来解释独特性的东西，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反犹主义数千年来一直是个很普通的现象，但是大屠杀却找不到先例。在鲍曼看来，大屠杀在每一个方面都是独特的，具有永久性和普遍性的反犹主义无法对大屠杀的独特性作出充分的解释。因此，鲍曼指出，笼统地把独特的大屠杀事件说成是「反犹太仇恨的顶峰」、「最猛烈的反犹主义」或者是「反犹太公众仇恨的爆发」都是苍白无力的，它缺乏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单单用反犹主义无法充分解释大屠杀。 大屠杀并不是一种极端的社会现象，并不是残酷的个体所实施的。鲍曼指出，大屠杀不是所谓的天生的罪犯、虐待狂、神经病或社会异端等道德缺陷的个体所犯下的一次罪行。事实表明，只有10%的纳粹份子可以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其他人的行为并不总是举止得体，但至少他们的行为在犯人看来是可以理解的。鲍曼在此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甚么那些温文尔雅的人一旦穿上军装就会变得野蛮，而脱下军装之后就与野蛮无缘？ 服从是问题的重要答案。鲍曼剖析了阿多尔诺（TheodorW.Adorno）等人的《权威人格》（TheAuthoritarianPersonality）。该书作者试图用纳粹份子的权威人格来解释大屠杀的发生，其核心观点是，纳粹的胜利是权威人格积累过多的结果。然而，他们小心地避开了产生权威人格的所有超个体因素，也没有注意到这些因素在没有权威人格的人身上也可能引发出权威行为。对阿多尔诺及其同事而言，纳粹主义是残忍的，因为纳粹份子是残忍的；纳粹份子是残忍的，因为残忍的人容易成为纳粹份子。显然，这种逻辑是有问题的。事实上，《权威人格》仅仅强调了可能导致法西斯主义与种族中心主义的人格决定因素，它忽视了社会因素的影响。鲍曼尖锐地指出，阿多尔诺把世界划分为天生的纳粹份子及其受害者，但是，他没有考虑到，如果条件具备的话，那些温文尔雅的人也会变得残酷无情。  作者: [英] 鲍曼 现代性：大屠杀的必要条件 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鲍曼区分了异类恐惧症（Hetero-phobia）、种族主义（Racism）和大屠杀（Holocaust）。简单地说，异类恐惧症涉及的是对异己的人或事物的憎恨；种族主义包含了消灭或根除被憎恨个体的欲望；而大屠杀则是纳粹当局有计划的种族灭绝计划。从异类恐惧症到种族主义是很容易的，而从种族主义到大屠杀却鲜有发生。种族主义要想实现大屠杀，就必须获得从理论到实践的通道。种族主义为甚么能够在德国实现大屠杀呢？鲍曼试图在现代性的特征中寻求大屠杀的原因。他明确指出，现代性是大屠杀的必要条件，尽管现代性不是大屠杀；但如果没有现代性，大屠杀不可能发生。在鲍曼看来，大屠杀的发生是现代性的雄心、官僚体系的配合和社会的瘫痪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并没有明确现代性的概念，事实上鲍曼经常把现代性理解为现代文明，这在其《后现代性及其不满》（PostmodernityandItsDiscontents）一书中得以充分体现：鲍曼在该书中明确指出，现代性与美丽、洁净和秩序有关，换言之，现代性的雄心是追求美丽、洁净和秩序。现代性要想实现其雄心，就必然要设法消灭丑陋、骯脏和无序。就德国而言，希特勒的目标是：「消灭犹太人，制造出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德国疆域」。但是，他并没有说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这需要「专家」根据周围的环境作出有效的设计。或许，把犹太人迁移出德国是实现希特勒目标的首选方案；但是，随着德国疆域的不断扩大，可供犹太人迁入的范围越来越小，于是，德国政府决定实施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一旦目标确立后，剩下的就是如何动用所需的资源去实现目标了。可见，纳粹份子屠杀犹太人的逻辑是，确定目标，然后是理性地实现目标（包括计算成本、按章办事、追求效率）。从此种意义上说，正是现代文明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 作为现代性的缩影，官僚体系的显著特征是专业分工和命令系列，前者意味着每一个行动者都从事着专门的工作，发挥着有限的功能，从而使他们很难知晓或不关心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后者则意味着下属要服从上司的命令，不应对其命令的合法性产生怀疑，也就是说，他不应去判断上司的行为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他只是官僚体系中一个相对微不足道的「齿轮」。尽管大屠杀的实现需要诸多条件，然而，如果没有现代官僚体系的配合，这个任务是不可想象的。鲍曼指出，大屠杀完全遵循官僚体系的行动方式：计算花费，并把花费与现有的资源相比较，然后尽量确定最佳组合方案。在此，鲍曼指出了韦伯（Max Weber）的社会学理论中存在的问题：理性和效率（官僚体系／科层制）如果运用不当的话，将会给人类带来严重的灾难。 反观大屠杀的历史，如果没有德国公众（尤其是科学家和教会）的冷漠，如果没有犹太人的合作，大屠杀也许不会发生，或者会以不同的方式发生。在鲍曼看来，大屠杀没有唤起也不需要公众的热情，实际上，它需要的是公众的冷漠。在纳粹份子及其专家的精心设计下，犹太人逐渐从公众生活中消失，要么受到了赞同，要么就有意被忽略了。总之，公众不愿意亲自参与迫害犹太人的活动与公众赞同或者至少不干涉国家行动结合起来。毕竟，大屠杀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话题，思索是无益的，谈论犹太人的命运也引不起人们的兴趣。 鲍曼总结说，典型的现代社会设计和工程野心同典型的现代权力、资源和管理技术的集中相混合，构成了致命的组合。大屠杀是实施宏伟设计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设计为它提供了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为它提供了手段，社会的瘫痪为它提供了「畅通无阻」的信号。 犹太人：现代性的牺牲品 犹太人为甚么会成为现代性的牺牲品？对于这个问题，鲍曼的分析逻辑大致是这样的：在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从事着一些别人不愿意从事的职业（如监管大众、代收税款），所以，他们很容易地就融入了社会秩序。然而，在关注新秩序的现代性世界中，犹太人被界定为「无法解决的难题」：他们在这样的世界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所以应该被消灭。 从历史的角度说，反犹主义源于犹太人与基督教的不协调。在基督教世界中，前现代的欧洲知识精英，比如基督教士、神学家和哲学家把犹太人视为「另类」。然而，犹太人既不是「无知的异教徒」，也不是可以原谅的「迷途的羔羊」，他们既是基督教世界可敬的先驱，同时又是其心怀不满和怨恨的诋毁者。犹太人是与基督教相生相伴的，所以，他们既不是一个局部问题，也不是一个有着明确开端并有望获得结局的插曲；相反，他们构成了基督教的一个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伴随物，即实际上是基督教徒的「他我」（alterego）。「他我」会威胁「自我」的生存，因而应该被消灭。 从现实的角度说，反犹主义源于犹太人的「犹太性」。在人们的观念中，犹太人不属于任何国家，当然也不会有爱国心，他们只是国家「内部的敌人」。鲍曼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国各方唯一达成一致的观点是，怀疑犹太人缺乏爱国心，缺乏消灭国家之敌人的积极性。因而，犹太人被视为一股邪恶的、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是骚乱和无序的代表；被视为一种粘性物质，它混淆了事物之间的界线，熔化了所有的坚固之物，亵渎了所有的圣洁之物。 从哲学的角度说，反犹主义源于犹太人的「陌生性」。在鲍曼看来，犹太人就是西美尔（Georg Simmel）所说的「陌生者」的缩影──虽然身处某地、但未被当地人接受：他们总是审视着熟悉的事物（好像它是陌生的研究对象），询问别人不会问的问题，质疑不可质疑的问题，挑战不容挑战的事物。他引用卡茨（JacobKatz）的话说：「犹太人并不真正属于他们居住的国家，因此，来自波兰人的犹太人不是波兰人，来自英国的犹太人不是英国人，来自瑞典的犹太人不是瑞典人，来自德国的犹太人也就不是德国人，来自普鲁士的犹太人同样不是普鲁士人。」 鲍曼痛苦地写道：「在走向现代性的旅途中，每一扇门砰然关上时，犹太人的手指都正好放在了门缝上……他们是追求透明的世界中的不透明性，是渴望确定性的世界中的模糊性。他们骑在了所有的屏障上，子弹身前身后呼啸而来。」 阴暗与希望：大屠杀包含的教训 1945年，麦克唐纳（DwightMacDonald）警告说，现在我们必须提防的是守法者，而不是违法者。这时，他还没有从大屠杀令人心悸的事实中完全恢复过来。鲍曼在阅读了米尔格拉姆（StanleyMilgram）的著作《社会世界中的个体》（TheIndividualinaSocialWorld）和《服从权威》（ObediencetoAuthority）后指出，根据对大屠杀及其执行者的了解，最令人恐惧的消息不是「这」也会发生在我们头上的可能性，而是我们也可能去进行大屠杀的观念。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表明，是的，我们过去能够那样做，而且，如果条件合适的话，我们现在仍然可以。 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与社会学上所说的「过度社会化」密切相关。在此，鲍曼考察了涂尔干（EmileDurkheim）的道德观：道德起源于社会。在涂尔干看来，（1）社会之外不存在道德生活，因而，社会最好被理解为道德生产的工厂；（2）社会促进了道德行为的产生，排斥、抑制或防止了不道德行为；（3）「道德控制社会」的对立面不是人类的自治，而是动物激情的统治。 然而，鲍曼批判了这种「道德起源于社会」的观点。在鲍曼看来，行动因为受到了社会禁止，所以才是邪恶的，而不是因为行动是邪恶的，所以它才受到了禁止。涂尔干的观点为社会统治其成员、统治其反对者提供了合法性。鲍曼指出，道德并不是社会的产物，而是受社会操纵的东西。如果道德起源于社会，那么，大量非道德行为的发生都可视为「正常」社会安排功能失调的结果；如果道德起源于社会，拥有权力的罪犯就能够裁决甚么样的行为是道德的，甚么样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无疑，这种「胜者王侯败者贼」的状况是令人担忧的。 正是在「道德起源于社会」这种观点的指引下，才使得人们觉得：服从就是理性，服从就是道德。尽管大屠杀的发生有复杂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责任的消解是一个重要原因。纳粹份子很清楚地意识到，道德责任源于对他者的接近。因此，在大屠杀的实施过程中，他们首先把犹太人隔离，继而把他们非人化，然后再当作疾病／野草一样根除掉。在这一过程中，公众扮演了旁观者的角色。因而，要想避免大屠杀的再次发生就必须唤起个体的道德责任，也就是说，每一个个体都应该为他人负责，都应该思考他的行为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在鲍曼看来，大屠杀不是私人财产，它不是迫害者的大屠杀，也不是受害者的大屠杀，更不是旁观者的大屠杀。如果把大屠杀视为私人财产，我们就会低估大屠杀的意义，就会低估它给人类带来的教训。那么，大屠杀究竟给人类带来了怎样的教训呢？鲍曼认为，大屠杀的教训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一个没有好的选择或者好的选择代价过于高昂的处境中，大多数人很容易说服自己去逃避道德责任，或者说无法说服他们自己面对道德责任，从而采取合理利益和自我保全的准则。另一方面，凌驾于道德义务上的自我保全决不是注定的和必然的。有多少人宁愿选择道德义务而非自我保全的理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这样做。因而，邪恶并不是万能的，它能够被抵抗。可见，在大屠杀的教训中，鲍曼既指出了人性的阴暗面，又呈现了走出阴暗的一线希望。 原载《二十一世纪》2003年第2期 责编：糖糖 凤 凰 读 书 知识 | 思想 | 文学 | 趣味 主编：严彬（微信 larf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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